2010-2014年度江苏法院金融商事审判情况通报
金融商事纠纷态势是金融宏观运行健康与否的“晴雨表”，也是金融微观运作规范与否的“显微镜”。2010年以来，全省金融商事纠纷案件持续攀升，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集中暴露。而随着金融改革和创新的提速，新类型金融交易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型金融纠纷也开始反映到司法中来。为了更加充分及时地发挥金融商事审判的司法功能，规范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推动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对2010年至2014年江苏法院金融商事案件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相关案件审判经验，搜集金融运行问题，剖析金融纠纷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近五年江苏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基本情况
（一）受理及结案标的情况。2010年至2014年，江苏法院共新收各类一审金融商事案件79.5921万件 ，审结（含旧存）79.8045万件，结案标的金额3642.627543亿元。从收结案情况看，金融商事案件逐年递增，结案标的金额更是巨幅上涨。2014年全省法院新收一审金融商事案件19.5175万件，比2010年增加52.32%，新收案件标的总额1543.463696亿元，比2010年增长612.23%（参见图表一）。预计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三期叠加”可能出现的企业利润空间挤压与落后产能淘汰交织、信贷规模调控与金融市场化改革交织、金融创新加快与金融运行不规范交织、金融普惠化带来的“长尾利益”与相伴的“长尾风险”交织，金融商事纠纷仍将呈现持续高位运行态势。
（二）案件类型情况。审结的一审金融商事案件中，排在前五位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金融借款纠纷、保险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担保合同纠纷，占比分别为60%、24%、7%、4%、3%，占全部金融商事案件的98%，其他案由纠纷占比仍然较小。然而，伴随金融机构多元化，直接融资比重提高以及金融创新步伐加快，涉典当公司、小贷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公司等新兴金融组织纠纷，涉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纠纷，涉资产证券化、供应链金融、征信评级、互联网金融、私募基金等新兴金融业态纠纷将逐步增多（参见图表二）。
（三）地域分布情况。各地金融商事案件态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也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从地区收案量看，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徐州、盐城、苏州、连云港、无锡。从案件类型看，以2014年为例，民间借贷纠纷收案量最多的是徐州地区，达2.3143万件，占全省民间借贷纠纷总量的17.67%，反映出徐州地区民间融资市场十分活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超过5000件的包括苏州、徐州、无锡地区，南京、镇江等地则相对较少，均低于1000件。据了解，苏州、无锡与南京地区的银行信贷规模大体相当，但纠纷量有明显区别，反映出外向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占比较大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受经济下行影响较大，也与联保互保、民间融资杠杆的运用有一定联系。保险合同纠纷无锡地区最多，达1441件（参见图表三）。
（四）审理周期情况。近五年，金融商事案件审理周期变化较大。以金融借款案件为例， 2010年平均审理周期为29.71天，而2014年达到77.42天（参见图表四）。这一状况的出现，与商事审判系统人案矛盾突出不无关联，同时，金融商事案件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较多，大量的保全事务性工作也占用了不少审判资源。以我们随机抽取的秦淮法院2014年审结的155件金融案件为例，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件达55.48%，金融借款合同案件申请保全率更高达59.84%。另外，金融商事案件中，当事人利用司法程序人为拖延诉讼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比如，有的制造下落不明假象，躲避司法送达。仍以我们抽取的秦淮法院155件案件为例，其中55件采取公告送达，占比达35.48%，个别法院公告送达案件甚至达70%以上。还有些当事人为达到迟延还款目的，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理由提起管辖权异议，或者提起司法鉴定，或者提出缓交、免交上诉费等请求，增加法院审查环节，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审理周期。
（五）结案方式情况。近五年，全省法院一审金融商事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15.158万件，以撤诉方式结案28.7529万件，虽然总体调撤率达55.2%，但自2013年以来，判决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参见图表五）。究其原因，一是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后，全省法院商事审判系统更加注重规则之治，充分认识并严格区分裁判与调解的不同功能定位，商事裁判规则治理和规则指引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二是金融商事案件公告送达占比高，缺席审理案件客观上也无法组织调解。
二、近五年江苏法院金融商事审判主要做法
（一）夯实商事审判理念确立商事行为规则。维护金融交易秩序，支持和引导金融创新发展。如对于供应链金融重要组成部分的保理，在担保立法未作专门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予以认定，保理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对于当事人以融资性担保公司“贷款担保”范围仅限于传统贷款而不包括信用证、票据等其他融资形式要求确认相关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依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抵押人虽持伪造材料办理前手抵押权涂销登记，但后手抵押权人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且善意无过失的，依法认定抵押权的效力，以维护动态交易安全。对特定化保证金依法认定具有担保物权性质。针对机动车商业三责险“第三者”范围、持无效驾驶证驾车能否免除保险责任等普遍问题统一裁判标准。对于金融机构与债务人、担保人在借款、担保合同中就诉讼文件送达地址作出明确约定的，确认该地址可以作为诉讼文件送达地址。针对涉不良债权处置纠纷诉讼时效、诉讼主体变更问题，及时明确处理意见。针对公示催告案件申请人与持票人矛盾突出、正当持票人权益保护难题，统一裁判标准，有效遏制恶意申请公示催告骗取除权判决现象的蔓延。理顺调判关系，对具有规则指引作用的案件强调以判决结案。
（二）常态化提升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实效。会同省金融办、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省银监局、省证监局、省保监局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发挥司法职能维护金融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与省金融办建立金融运行动态信息常态化交流机制，形成金融风险联防联控体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先行先试工作。针对金融失范现象，及时向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起到审理一案防范一片的作用。抓好钢贸市场金融债务危机应对，有针对性地对涉及同一钢贸市场的批量案件开展集中管辖，统筹送达、保全、审理、执行工作，以统一、高效化解金融风险。充分运用破产重整机制化解金融债务风险，国内最大光伏企业无锡尚德、国内首家退市央企长航油运、A股上市公司申达股份、H股上市公司牡丹汽车先后通过破产重整实现新生。在坚持运用贷款展期、续转、降息等方式以时间换空间化解债务风险同时，尝试运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资本市场力量化解巨额债务风险，取得较好效果，其中长航油运金融破产债权清偿率达100%，退入三板市场的公司股价最高值是金融机构债转股时名义价格的近两倍。
（三）注重提升业务调研指导效果。编发保险、破产、借贷纠纷类案审理指南，下发《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指引全省法院妥善审理相关纠纷。抓好涉钢贸案件审判指导，制定下发《关于为全省金融持续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有效司法保障的意见》，着重为全省法院涉钢贸案件审理确立规则和原则，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出台当前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解答一、解答二，集中回答商事审判实践特别是金融商事审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指导全省法院妥善审理典当、小贷、票据类案件。开展信托理念与信托法在商事审判中的适用问题专项调研，完成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度司法调研重大课题。针对互联网金融、保理等新兴金融业态开展专项调研，就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开展金融新常态司法应对调研，预判性梳理金融新常态下纠纷新特点、审判新挑战，提出应对举措。
（四）以专业化促金融商事审判水平提升。注重金融审判队伍建设，将定期条线培训与不定期专项巡回培训相结合，重点面向基层、面向一线。丰富培训内容，将民事诉讼法、破产法、保险法、融资租赁等最新法律和司法解释与会计、审计、宏观经济走势等经济学基础理论相结合，使法官既通晓法律，又熟悉基本经济、金融知识。省法院设立金融、破产审判团队，立足培养专家型法官，积极开展案件指导、对口指导和调研指导。无锡中院及南京秦淮、苏州园区、常熟、宜兴等地法院还设立专门的金融审判庭，负责审理金融、破产类纠纷，金融审判效率得到提升。推动金融裁判精品化，打造精品案例，加大成果转化力度，五年来共有百余篇案例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等录用。
三、金融商事审判反映出的金融运行不规范问题
金融商事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金融运行本身存在的诸多不规范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超越金融监管限制问题。一是超越经营对象限制。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小贷公司的设立目的，在于解决“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服务对象具有特定性。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例，按照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暂行规定》第42条的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资金应主要用于发放社员贷款，满足社员贷款需求后确有富余的可存放其他银行金融机构，可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然而，实践中农村资金互助社突破服务“三农”原则的现象并不鲜见，调研中发现，部分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投向异化，有的甚至流向融资性担保公司，本应服务“三农”的资金互助社反而成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二是超越经营地域限制。审理中发现，部分小贷公司超越经营地域限制，以法定代表人或员工名义出借，或向借名用款人出借，规避金融监管。三是超越经营额度限制。按照银监会相关指导意见以及我省相关规定，农村小额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原则，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贷公司净资本的5%，但从审理情况看，小贷公司大额贷款、超额度贷款屡屡出现。四是超越经营范围限制。按照《典当管理办法》规定，典当行不得发放信用贷款，但从审判实践看，仍有典当行违规发放信用贷款。又如，融资性担保公司无发放贷款的金融许可，其权利能力仅限于为贷款提供担保，但融资性担保公司违规以融资或自有资金放贷现象屡屡出现，致借款合同效力受到影响。五是涉嫌刑事犯罪问题。民间借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问题仍然突出，新兴金融业态中也已有所反映。例如，涉某P2P网络借贷平台民间借贷系列案件中，平台假借网络借贷名义，以高息吸收存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20余件批量案件被移送公安部门。又如，有的私募基金游离于非法边界，存在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可能。
（二）合同文本不规范问题。一是合同文本不够严谨、易引发歧义。如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最高额保证合同》一方面约定“最高额仅指借款本金，各保证人实际承担的保证责任可以高于最高余额”，另一方面又约定，“尚未实现的债权余额不超过该最高额，尚未实现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保证最高限额是指债权最高额还是本金最高额存有争议。二是合同文本含义不清。如有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格式股东会决议书上记载，“本决议签字人员同意自愿为上述表决事项承担个人连带保证责任”，发生纠纷时，金融机构以股东在决议上签字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股东认为签字目的在于同意决议事项，股东个人是否存在保证担保意思表示存在争议。三是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约定不一致。如某金融借款案件中，担保合同上借款人栏记载的是抵押人名称，而非实际借款人。又如，某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案件中，小贷公司向同一借款人发放多笔借款，但担保承诺书并未载明针对哪一笔借款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引发争议。四是合同文本遗漏关键事项。例如，物权法规定，物权预告登记后，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实践中，有的抵押担保合同未设计抵押人下落不明或拒绝配合情况下转为抵押登记的有效路径，导致优先权落空。五是欠缺借款合同问题。突出反映在民间借贷中，有的当事人主张归还借款，但仅有付款凭证，而无借款合同、借条等凭据，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存在争议。
（三）合同签订不规范问题。一是合同代签问题。如某小贷公司诉请龚某、李某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然而经鉴定，《最高额抵押合同》上“龚某”、“李某”签名与龚某、李某笔迹并不同一，《最高额抵押合同》不能成立。二是合同混用问题。在某金融借款纠纷案中，某公司在《家庭财产连带保证承诺书》的配偶栏加盖公章，银行主张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然而公司并不能作为“配偶”这一财产共有人身份出现，最终认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三是空白合同问题。有的金融企业与借款人、担保人签订合同时，借款利率、担保范围、担保方式等关键条款未予填写，涉诉时借款人、担保人提出合同内容系事后添加，并非其本意，导致借款人、担保人真实意思难以确定。四是合同修改问题。在某反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担保公司业务员对反担保金额一栏手写的“X拾万元”中的“X”这一中文大写数字多次涂改，笔画难以分辨，担保金额确定形成争议。
（四）融资成本脱离实体经济承受能力问题。一是传统金融机构变相增加融资成本。有的收取承诺费、咨询费等各种名目额外费用；有的要求借款人用所贷款项的一定比例购买理财产品；有的以银票方式发放贷款，获取开票日与付款日之间的利差等。以银票方式变相放贷，对于票据金融亦产生负面影响，持票企业的贴现需求无法通过有限的银行贴现渠道满足，只能转而求助违规民间贴现，催生民间贴现市场“繁荣”，导致相应纠纷持续增多，比如出售票据款项未到位的，出卖方即谎称票据遗失恶意申请公示催告，引发连锁纠纷。二是小额贷款、典当、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借贷利率偏高。如典当行除收取典当利率外，还收取综合费用，涉诉典当纠纷中，典当行普遍按照《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上限收取综合费用，以动产质押典当为例，综合费用最高可达年利率50.4%。又如网络借贷，网络借贷除支付高额利息外，平台还以充值费、提现费、信贷审核费、借款管理费等各种名义收取高额中介费。三是民间借贷利率高企。民间融资约定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保护上限的情形屡见不鲜，此外还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加重融资成本，如在本金中预扣利息，形成“砍头利”；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形成“利滚利”等。
（五）物权登记不规范问题。一是抵押权登记时效性问题。房屋按揭贷款中，房地产企业往往会为借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至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后，保证责任消灭。有的金融机构在抵押登记办理条件具备后，未及时联系购房人共同办理抵押登记，期间案涉房屋因其他纠纷被法院查封，导致抵押合同目的落空。面对无端增加的担保风险，房地产企业往往主张免除担保责任。二是质权登记期限问题。有的银行作为债权人办理应收账款质押，质押登记到期日与借款到期日为同一天，银行在质押登记到期日前未续登记，而债务人又未按时还款，导致质押权落空。三是抵押权登记与债权分离问题。P2P网络借贷以“一对多”借款居多，即借款一方为单个主体，出借方为多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受制于抵押登记部门关于抵押权人数不能超过一定限额的内部规定，平台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将抵押权登记在平台工作人员名下，造成抵押权与债权分离，形成法律风险。
（六）新型融资担保不规范问题。一是联保互保问题。联保互保改变了传统融资担保模式，引入初衷是为解决中小企业物保不足问题，但在经济增速换挡、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情况下，联保互保极易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风险，甚至影响区域金融稳定。在钢贸市场信贷中，钢贸经营者“五人一组”、“十人一组”的联保模式，因担保主体经营范围相同、经营风险同质而变得更为低效甚至无效。联保互保的极端事例是，某农商行采取夫妻之间互为保证方式，担保形同虚设。二是动产浮动质押问题。有的金融企业对于质押动产未作标签处理或是指明具体区域，难以满足质押物特定化要求；有的金融企业委托第三方监管机构对于质物进行监管以实现占有，但第三方“报表式”监管流于形式，导致质押物减损，出现风险敞口。三是保理问题。有的金融企业忽略保理融资前提是应收账款转让，在明保理业务中，未向债务人作转让通知，如某保理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因债权人仅向债务人发送应收账款账户更改通知书，未向债务人作债权转让通知，导致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银行未能就应收账款受偿；有的将保理融资前提错误理解为应收账款质押，办理不必要的质押手续。四是车辆合格证质押问题。有的金融企业开展车辆合格证质押，但车辆合格证无法拍卖、变卖、折价，不具有财产权利属性，能否作为质押标的存在较大争议。同时，车辆合格证质押也易形成车辆购买者与金融企业的对立，相应纠纷已进入司法领域。五是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问题。有的金融企业仅审查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与个案担保金额，然而，担保公司违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超越代偿能力盲目放大杠杆、抽逃注册资本等现象屡屡出现，以注册资本衡量其担保能力，并不全面准确。
（七）资信审核不规范问题。一是贷款人资信审查不严。有的金融企业贷款审查流于书面而缺乏实地考证，流于形式而缺乏信用评估，导致贷款返还率偏低。如某小贷公司向某公司发放1500万元高额贷款，后借款人下落不明，小贷公司诉至法院，承办法官经实地查看发现，借款人成立后未实际开展经营，注册资金转入公司后第4天即从公司全部转出。又如，近年来频发的借名借款纠纷中，不少名义借款人不具备贷款条件，也无实际还款能力，直接印证贷款人资信审查亟待加强。再如，有的金融机构对于信用卡领用人偿债能力审查不严，导致近年来信用卡纠纷频发，被告下落不明现象也极为突出。二是担保人资信审查不严。如某小贷公司诉赵某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小贷公司对于担保人信用审查草率，未能审查出某单位为担保人开具虚假工作证明及工资收入证明问题，大大减弱担保能力。三是抵押物权属审查不严。有的金融企业办理抵押时未到现场查看，也未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购置发票，在抵押动产涉及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等情形下，形成抵押权与所有权的冲突。四是担保物价值审查不严，存在高估现象。以商铺使用权质押为例，有的金融机构严重高估商铺使用权及优先承租权价值，经济下行压力下，商铺再次招租的价格往往远低于原有信贷投放。五是贷后监管不严。以涉钢贸市场金融借款为例，大部分借款并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投向房地产、股市，或用于消费挥霍，但金融机构未能有效跟踪监控，错失风险应对“良机”。六是大额存折挂失审查不严。在顾某诉某银行储蓄存款纠纷一案中，顾某雇佣的家庭保姆持顾某存折及身份证冒充顾某本人挂失存折、更改密码，并于当天分四次提取存折内所有存款及利息，顾某主张银行对身份证照片与挂失人特征未作有效审查，也未通过预留电话与顾某沟通，应当承担责任，形成纠纷。七是理财投资人风险评估不严。有的金融机构为提升理财产品销量，投资人风险评估测试机制“弃而不用”。
（八）风险应对不规范问题。一是宣布提前到期手续不规范。有的金融机构未采取书面形式宣布贷款提前到期，逾期利息的起算日形成争议。二是有违诉讼诚信问题。例如，金融企业往往按照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上限主张律师费损失，但从实际情况看，有的金融企业并未全额支付律师费，有的全额支付律师费后再由律师事务所返还金融企业。又如伪造证据问题，在某借款担保纠纷系列案件中，原告某村镇银行与抵押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后，倒签最高额抵押补充合同，扩大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范围，又借复印档案名义，私自将补充合同夹入原最高额抵押登记档案并予以粘贴，并以伪造的土地登记资料作为证据提交，严重妨碍民事诉讼。此外，金融企业不加区分提前抽贷、不加区分申请财产保全现象突出，尽管不能纳入规范化范畴，但仍值得重视。实践中，企业稍有异常，比如一期利息未归还，银行即宣布借款提前到期，并立即诉讼申请财产保全，财产保全线索也往往全面覆盖房产、土地、车辆、账户等财产，一家银行提前收贷，往往会引发多家银行群体诉讼的连锁效应，非但不能达到收贷目的，反而使企业“一蹶不振”，最终影响金融债权受偿。
（九）其他不规范问题。一是款项出借手续不规范。有的小贷公司以转账支票形式发放借款，但收款人并非借款人，小贷公司也未能提供借款人指令付款证据，款项是否实际发放形成争议。有的大额民间融资采取现金形式交付，形成纠纷后，出借义务是否履行难以确定。二是金融从业人员管理不严。如某农商行支行行长私自以支行名义加盖支行印章对外提供担保，支行行长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担保是否有效，引发争议。又如天价存款“不翼而飞”问题，某商业银行支行营业部主任在银行场所内向储户许以高额利率，取得储户银行卡、U盾及密码并划走款项，进行民间借贷，后因营业部主任未能还款，储户遂以银行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银行归还存款，形成纠纷。三是金融风险提示不足。有的金融企业夸大宣传理财产品或代销基金产品收益率，产品风险提示不足，引发纠纷。有的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说明保险条款，未以适当方式提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四是金融居间义务履行不当。以P2P网络借贷为例，有的平台未尽居间人如实报告义务，借款人、担保人、出借人之间相互不知悉对方身份，易引发纠纷。
四、金融商事审判下一步重点工作
金融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相伴而至，面对金融新常态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江苏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将立足审判中心，妥善处理市场自治与司法有限干预之间的关系，为金融改革发展营造更为优良的法治环境。
（一）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严格按照民间借贷利率保护限额规定，规制民间高利贷及小贷公司、典当公司等新兴金融组织高息借贷，依法遏制投机化倾向。针对金融消费者的信息不足和地位弱势，通过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提示说明规则以及合同无效、可撤销、可变更规则的适用，实现交易地位平等。金融商事诉讼行为违背诉讼诚信原则的，严格依法予以制裁，确立正确价值导向。针对企业一有“风吹草动”、金融企业即提前抽贷现象，搭建当事人沟通桥梁，引导债权人慎用保全措施，促成各方通过调解、和解方式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二）依法支持规范金融创新。准确识别金融创新背后的法律关系，找准法律适用依据。坚持“适度弹性”司法，依法支持鼓励金融创新，对于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前提下，通过合同解释、法律解释，为金融创新留有空间，不轻易否定行为效力。金融创新也存在损害金融安全和公平的一面，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依法予以规制和引导。
（三）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针对金融新常态下金融风险叠加多样态势，强化大局意识，增强风险敏感性，提高识别能力，做到风险“早预防、早应对、早化解”。推动立案、审判、执行等涉诉信息全面对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及其他相关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信用联防体系化，从源头预防金融风险。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定期获取信息，分析金融态势，审慎稳妥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于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有前景的企业，引导通过重整程序化解金融债务风险。针对涉证券、债券、信托等新类型纠纷，开展前瞻性调研。
（四）提高金融商事司法效率。针对金融案件审理周期较长与金融行业高效解纷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贯彻效率优先原则，实现有效率的正义。坚持差异化处理原则，对于信用卡、P2P网络借贷等小额金融纠纷，符合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予以引导，实现一裁终局；发挥担保物权实现程序作用，运用司法程序主导权和指挥权，填补法律规则“空白”，为担保物权实现提供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的程序选择；针对无产可破案件、债权人数较少的破产案件，探索破产简易审机制，加快金融不良债权处置进度。依法完善送达规则和程序，破解人为拖延诉讼问题。推动设立专业金融调解组织，依法支持各类调解组织调解金融纠纷。
五、相关建议
针对金融运行不规范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金融企业风险内部控制。一是强化风险意识。金融健康运行的标准应当是有效防控风险。然而，从审理情况看，有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从业人员盲目追求利润，风险意识淡化。以贷款审查为例，传统金融机构风控机制经过多年的积淀不可谓不全面，但面对并不真实准确的贷款申请资料，银行在并非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予以审批，意识层面更多的是追求高增长而放纵风险。因此抓好风险控制，首要任务应当是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防范的思维底线。二是健全完善风控机制。金融新常态下，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业态势必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建议梳理贷前审批、贷中监管、贷后应对等各环节风险新节点，完善风控机制。对于联保互保、保理、动产浮动质押等新生融资担保方式，要准确定位法律关系，全流程梳理风险节点，积极加以应对，比如，对于动产浮动质押问题，建议探索完善质押物特定化方式。开发金融新产品时，全面评估法律风险，有效采取风控举措。三是严格落实风控责任。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考核指标既要符合金融企业追求利润的市场定位，又要充分体现有效控制风险的切实要求；加强金融从业人员风险防范、职业道德、金融知识、法律常识培训，教育引导从业人员在业务宣传、合同办理、贷款审批、贷款发放、贷后监管等方面依法合规操作。四是进一步重视司法建议。相关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在金融案件审理中，针对金融运行问题，向金融监管部门或金融企业发出的合理化建议。建议金融企业做好司法建议分析判断工作，适时反馈建议处理情况，促进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建议金融企业妥善处理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合理确定金融产品价格，引导社会理性看待金融投资，确保金融为实体经济“输血”而非“抽血”；对于出现短期资金困难但有经营前景的企业，多作沟通协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避免一刀切提前抽贷；财产保全范围上，应根据保全对象有所区别，在满足保全需要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三）抓好外部有效监管。一是加大监管力度。适应金融改革发展，不断调整金融监管政策、标准，改良金融监管方式，完善金融监管程序，实施对事前市场准入、事中市场运行、事后市场退出的全程审慎监管。将常规检查、监督、考核与不定期抽查结合，引导金融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二是营造诚信市场环境。多渠道、多环节、多方面收集、归纳、整理与反馈市场诚信信息，建立健全市场信用评估制度、信用信息公开制度、市场信用监管制度、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制度。加大违规违法行为制裁力度。对于违反金融监管秩序、有违市场诚信等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制裁，切实净化金融市场环境，确立“有信则立、无信则亡”的市场价值导向。三是健全完善金融监管部门定期沟通协调机制。伴随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混业经营步伐加快，在现有分业监管格局下，健全完善监管部门之间长效沟通协调机制，强化衔接配合。四是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搭建金融消费者维权平台，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建设；加强投资风险宣传引导，遏制民间借贷高利倾向。
2015年8月20日
案例一：
银行处理卡业务时应对卡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陈某诉甲银行储蓄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银行接受卡取款、转账、消费等业务时，应对卡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储户因伪卡交易造成损失的，银行应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简介】
2006年6月21日，陈某在甲银行申请开卡。在开卡申请表的领用合约部分载明：本人在此声明，以上填写内容完全属实，并已认真阅读了借记卡章程，保证严格遵守该章程及相关规定，凡本人用卡交易或签署一切借记卡账单款项，授权贵行从本人借记卡存款账户中扣除。陈某在声明人处签字确认。借记卡章程第五条约定，持卡人凭借记卡和密码可在甲银行指定的特约商户消费；在甲银行指定的营业机构或金融设备办理取现、转账。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该章程第十条约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防止泄漏。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合法交易。因密码失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案涉借记卡从2011年1月14日晚8时58分开始至2011年1月15日0时，共200002元在广东被转帐、现支及消费。2011年1月15日10时，陈某持案涉借记卡至公安机关报案称：因手机没电了，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等早上开机后，跳出十几条信息，说借记卡上的钱被转走或是现支了，上述操作并非其本人或授权他人所为。公安机关告知陈某应到事发地公安机关报案。故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银行归还存款200002元。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陈某在甲银行开户办理借记卡，双方成立储蓄合同关系。使用借记卡取现、转账、消费，应满足两个条件：一为合法有效的银行卡；二为正确有效的密码。案涉借记卡转账、取现、消费等行为发生在广东省多市，且陈某在事发后24小时内即持卡向公安机关报案，故应认定2011年1月14日至1月15日期间案涉借记卡的转账、取现、消费行为中，甲银行接受了与发卡行卡号相同的伪卡交易，并从陈某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对此甲银行未能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借记卡转账、取现、消费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进行，陈某未能举证证明系甲银行原因导致密码泄漏，故应认定陈某未能尽到妥善保管密码的责任，对其自身损失亦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考虑到甲银行已提供了银行卡资金变动短信提示服务，且在资金变动时及时提醒了陈某，但陈某未能作出及时反应造成损失扩大。故对于陈某的损失，甲银行应负40%的责任，陈某自身负60%的责任。遂判决：甲银行应赔偿陈某储蓄存款80000.8元。
【案例意义】
储户在银行办理借记卡形成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借记卡取现、转账、消费操作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银行卡和密码，故银行负有安全保障及谨慎审查银行卡的义务，持卡人负有谨慎保护密码的义务。本案中，甲银行引用该行借记卡章程的约定，主张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且为合法交易。我们认为，上述章程条款适用的前提是交易所持银行卡为真实、合法的银行卡，如果银行卡系伪造，作为发卡行仍具有未能有效识别伪造卡的过失，并因该过失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因此即使如甲银行所主张，上述章程约定的是不论交易所持银行卡真伪，只要密码相符即应由持卡人承担全部责任，也因该条款免除甲银行识别银行卡真伪这一主要责任而无效。故甲银行关于银行卡密码相符即应由持卡人承担所有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二：
借名借款的名义借款人应承担偿还责任
--甲小贷公司诉秦某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上的借款人应承担偿还欠款责任。借款人以自已仅系名义借款人、所借款项非自已所用抗辩自已不应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简介】
2012年10月19日，甲小贷公司与秦某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甲小贷公司向秦某发放贷款500万元用于经营周转，借款月利率为18.666‰，利息计算至贷款人实际收到全部借款本金时为止。同日，甲小贷公司分别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为了确保秦某与债权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切实履行，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同日，黄某向甲小贷公司出具承诺函各一份，自愿承诺以个人和家庭所有财产对主债权向甲小贷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0月22日，甲小贷公司向秦某发放贷款500万元。借款到期后，秦某未归还借款本金。黄某支付利息至2013年2月20日，该笔借款自2013年2月21日起欠息。
秦某抗辩认为，案涉借款实际用款人为黄某，因黄某并非武进区居民，不符合甲小贷公司的放贷范围，故借用秦某的身份借款。案涉借款利息均由黄某账户汇入还款账户归还。故自已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甲小贷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秦某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律师费；2. 乙公司、丙公司、黄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秦某与甲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甲小贷公司将贷款发放至秦某账户，由此甲小贷公司已经完成出借款项的义务，故应认定合同相对方为秦某。即使秦某向甲小贷公司借款的目的是为提供款项给黄某使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秦某以借款人的身份与甲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至于秦某取得借款后将其转给黄某，是秦某支配款项的行为，与甲小贷公司无涉。担保人乙公司、丙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合同因主体虚假，黄某和甲小贷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而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遂判决支持甲小贷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例意义】
现实中当事人因各种原因，借名借款的情况比较多见，一旦真正的用款人偿还无力时，较容易产生纠纷。名义借款人往往以自已非实际用款人抗辩不应还款。本案所涉争议也是实践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农村小额贷款组织的业务范围不得跨所在县域经营。为了规避这一规定，一些人出借名义为他人借款。而借名借款是有风险的，当债权人以合同上的借款人为被告诉至法院时，借款人作为合同相对人，有义务偿还借款。故借名借款须谨慎。
案例三：
企业间借贷并不一律认定为无效
--甲公司诉乙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企业相互之间不得发放贷款或从事同业拆借行为。应结合案件事实判断案涉借款是否具备上述行为的特征进而对借款合同效力作出认定。
【案例简介】
2009年4月，乙公司因公司经营项目推进的需要，与甲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载明“为促进某项目尽快建成投产，经协商，甲方（甲公司）同意借给乙方（乙公司）部分资金，由乙方用于其在开发区某项目的固定资产投入。现签订如下借款协议：第一条借款用途:甲方借给乙方的资金，由乙方用于其在开发区某项目土建工程的投入及购买机器设备等，不得挪作他用……第三条借款利率及还款方式：按年息6％单利计算并按年支付（期间如银行贷款利率调整，则作相应调整）……”协议签订后，甲公司先后十次向乙公司交付借款4500万元。但乙公司开发的项目在建设中因故中断，甲公司认为乙公司未能将所借款项用于约定用途，违反了合同约定，遂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借款协议书》并判令乙公司返还借款4500万元及其利息。
又查明，甲公司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90400万元，经营范围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及支柱产业、高技术产业项目的投资开发；县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转让及实物租赁。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甲公司并非以从事借款为业，之前没有类似借款给其他企业的行为，只是偶尔出借款项给乙公司。从甲公司提供的资金来源看，该资金为甲公司自有资金，并非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从甲公司借款目的分析，由约定的借款目的可知其是为了促进乙公司项目的推进速度，并非以获取高额利息收益为目的。由约定利率为年息6%（与银行基准利率相近，甚至低于一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亦可印证。综上分析，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有效。乙公司构成了违约，甲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遂判决乙公司归还甲公司借款本金4500万元，并根据借款的时间承担约定利息。
【案例意义】
判断企业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违反包括商业银行法在内的相关金融法规，核心在于审查该行为的性质是否属于商业银行法所明确禁止的从事商业银行业务行为。具体到本案，甲公司借款给乙公司的行为性质是否属商业银行法所称的发放贷款行为或同业拆借行为成为关键。对此，我们认为，非法发放贷款或非法从事同业拆借行为，均具备以下基本特征：行为的经常性、行为的营利性、行为对国家金融监管秩序和经济健康发展存在危害性。而对照查明事实，甲公司无论从借款目的、借款频率、资金来源、利率约定等方面，均不具备上述特征。相反，案涉借款缓解了乙公司资金不足，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故法院最终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在最新出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也肯定了企业为生产、经营而进行的借贷行为效力。
案例四：
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中银行有权直接要求应收账款债权人依约履行还款义务
--甲银行诉乙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纠纷中，应收账款的债权人抗辩银行应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应依照保理合同约定条款处理。
【案例简介】
2013年6月7日，甲银行与乙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乙公司可在2013年6月7日至2014年6月7日期间向甲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最高授信额度为3亿元。同日，双方在《综合授信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贸易融资主协议》。2013年6月8日，甲银行与乙公司又签订《保理服务合同》及相关附件，约定由甲银行受让乙公司对第三方的应收账款，并由甲银行给乙公司提供融资。《保理服务合同》对甲银行追索权行使条件作出约定，即乙公司发生违约事由、甲银行发出终止本合同通知或应收账款到期日后60日或相关买方于该第60日前已无力清偿等情形。其后，乙公司将其对丙公司的应收账款125718031元转让给甲银行，并向甲银行申请融资1亿元。甲银行分两次发放了1亿元融资。2013年6月19日，乙公司又将其对丙公司的应收账款88137980元转让给甲银行，并向甲银行申请融资7000万元，甲银行亦依约发放了融资。上述三笔融资款对应的到期日分别为2013年12月6日、12月13日及12月20日。乙公司向丙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丙公司在通知书上盖章确认。此外，上述合同项下的借款均由丁公司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乙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丁公司等亦未承担保证责任。故请求判令：1.乙公司偿还逾期本金1.7亿元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2.丁公司等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涉《综合授信合同》、《贸易融资主协议》、《保理服务合同》及相关附件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甲银行向乙公司行使追索权，条件已经成就，故甲银行要求乙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应予支持。甲银行以受让乙公司应收账款债权的方式为其提供保理融资，但双方并未约定甲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债权即能消灭对乙公司的保理融资借款债权，而是约定甲银行在约定情形下就未清偿保理融资款余额对乙公司享有追索权，故乙公司主张甲银行只能向丙公司主张权利的抗辩理由，与保理合同内容相悖，不予采信。遂判决支持了甲银行的诉讼请求。
【案例意义】
根据《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的规定，保理业务是指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业务的特点为银行通过受让债权，取得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故保理融资的第一还款来源为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的支付，这也是保理法律关系区别于一般借款关系的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理业务就排除了保理商向应收账款的债权人主张权利。根据保理商是否提供坏账担保等义务，可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在有追索权保理的情况下，无论应收账款因何种原因不能收回，保理商都有权向债权人追索已付融资款项并拒付尚未收回的差额款项，或者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甲银行行使追索权的条件即乙公司发生违约事由、甲银行发出终止本合同通知或应收账款到期日后60日或相关买方于该第60日前已无力清偿等情形，故发生上述情形后甲银行依约享有向乙公司主张返还已付融资款项的权利。乙公司不得以其已将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银行应向其债务人主张债权为由，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案例五：
票据记载的持票人系买受取得票据仍享有票据权利
--丁公司诉丙公司、乙公司票据纠纷案
【裁判要旨】
票据流转，应当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基于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原则上是分离的，只要票据上的背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连续性，持票人即可依据债务内容向票据债务人主张权利，而无须向其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内容。
【案例简介】
2011年9月17日，甲银行签发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为A公司、收款人为B公司。该汇票记载经背书转让，顺序依次为C公司-D材料制品厂-E公司-F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以上背书连续。2011年9月20日，丁公司的工作人员陈某向H省某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报案称，因不慎将上述汇票遗失，并于2011年9月27日向出票行甲银行申请挂失止付，同时向N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该院公告登出之前，丙公司持上述诉争票据的原件申报相关权利，该院于2011年10月8日作出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丁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归丁公司所有，丙公司及乙公司将上述汇票返还给丁公司。
另查明，诉争票据背书转让的第四手F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其与案外人G公司之间存在卷板供应关系，货款结算时背书给G公司案涉银行承兑汇票。G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其与丁公司之间有生铁供应关系，由丁公司供应G公司生铁，G公司在与丁公司结算货款时，于2011年9月17日交给丁公司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丁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2011年9月19日开具给G公司的增值税发票。
还查明，乙公司系从案外人耿某处购得诉争票据，丙公司系从乙公司处购得诉争票据。乙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给丙公司，载明“今有乙公司付丙公司承兑汇票一张，金额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票号23064109”。并承诺丙公司到期无论何种原因导致银行拒付或不按时兑付汇票款项，及其他原因影响丙公司及时实现票据权利的，责任及损失由乙公司承担。乙公司与票据背书人F公司（即其前手）及丙公司（即其后手）间均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关系。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应成为票据债务人对抗业经背书转让票据持票人的理由。因乙公司、丙公司已经支付相应对价，且丁公司不能证明乙公司、丙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其仅凭买卖票据的事实不能否认乙公司、丙公司享有票据权利。遂判决驳回丁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本案中，乙公司、丙公司通过购买方式取得票据支付了价款，虽然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在持票人持有背书连续票据的情况下，前后手之间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应成为票据债务人对抗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的理由。尤其是在持票人已经支付相应对价，且票据债务人不能证明持票人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其仅凭买卖票据的事实不能否认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
案例六：
超过票据权利时效仍可主张票据利益返还
--戊公司诉丙银行、甲开发公司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向出票人主张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时，应由出票人就其是否获益进行举证。
【案例简介】
2012年1月16日，甲开发公司（建设单位）开具收款人为乙建设公司（承建方）的三张转账支票，票据付款行为丙银行，出票人账号为某监管账户，金额合计35886191.28元。同日，乙建设公司将案涉三张票据交给丁公司（分包承建方），丁公司在收款收据上加盖其公司财务章，并由财务人员蒋某签字。乙建设公司在票据背书人栏内加盖了印章，但未在被背书人栏内填写被背书人名称，后交付给戊材料公司（材料商）。2012年1月20日，戊公司在丙银行填写了金额为5049278.28元的进账单，但丙银行以案涉支票的出款账户系监管账户而未办理审批手续等为由拒绝付款。后经公安部门协调，甲开发公司另行出具三张票据共计1500万元给丁公司，丁公司将1500万元票据给付戊公司，戊公司于2012年1月21日入账1500万元。
戊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丙银行、甲开发公司返还未支付的票据款项20886191.28元及利息。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戊公司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的背书行为合法有效，其有权就票据利益向甲开发公司主张返还。甲开发公司虽举证其已与乙建设公司结算了包括案涉转账支票款项在内的工程款，以证明其未获得利益，但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并不足以反驳戊公司的诉讼请求。戊公司的诉请依法有据，应予支持。遂判决：甲开发公司向戊公司返还票据利益20886191.28元及利息。
【案例意义】
本案是一起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时效或欠缺一定的手续而消灭时，该持票人对于出票人或承兑人在其所受的利益限度内有请求返还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有三大要件，即：票据权利曾经有效成立并存在、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消灭、义务人获得利益。关于甲开发公司是否因案涉转账支票权利时效经过而获有利益，也即甲开发公司关于向乙建设公司支付了包括案涉票据金额在内款项的抗辩，能否对抗戊公司的请求。法院最终判决支持戊公司的诉请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1.从票据本身而言，案涉转账支票被拒付以后的协调付款中，各方并未对案涉转账支票如何处理形成合意。而且，在几方当事人协商并变通支付了1500万元之后，票据并未被回收或者公示催告。2.甲开发公司向他方付款时，案涉转账支票尚未兑付，戊公司对其仍享有票据利益，其无证据证明已告知戊公司并获认可，故支付行为非善意，不产生消灭案涉转账支票权利或使之归于无效的法律后果。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基于票据支付方式的特性，出票人在依法签发票据以后，就负有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因此，只要证明案涉票据未获兑付，即可证明出票人获有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故戊公司在陈述票据未获兑付的事实并出示未兑付的票据后，即完成其举证。举证责任此时发生转移，甲开发公司否认其获有利益，应当就此提供证据。
案例七：
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按照借款合同关系处理
--甲金融租赁公司诉乙造船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融资租赁交易应具备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征，仅有资金空转的“融资租赁合同”，应当按照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案例简介】
2010年5月17日，甲金融租赁公司与乙造船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金额为3080万元，标的物为400t×120M造船门式起重机。《租赁设备委托购买协议》约定乙造船公司有义务告知甲金融租赁公司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7日内应将买卖合同项下的发票和提单（如有）等整套交易单据交付甲金融租赁公司；本协议项下所有租赁设备装配完毕后3个工作日内，乙造船公司应向甲金融租赁公司出具《租赁物件验收证明》等。2010年5月中旬，乙造船公司向甲金融租赁公司融资3080万元，但是乙造船公司没有购买案涉设备，并未向甲金融租赁公司提供发票原件及复印件、《租赁物件验收证明》等，甲金融租赁公司也没有提出相关主张。
甲金融租赁公司与丙公司等分别签订保证合同，为乙造船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有关债务及其他责任提供担保。后因乙造船公司未能按约付款，甲金融租赁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造船公司偿付所欠租金15532594元及逾期利息31837元；丙公司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1年12月6日，法院裁定受理案外债权人对乙造船公司的破产申请。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据此，融资租赁涉及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三方主体，包含买卖和租赁两个合同关系。在承租人通过融物而实现融资租赁的过程中，租赁物的买卖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根据查明事实，本案并无租赁物的买卖。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真实意思仅为资金的融通及分期偿还，而非融资租赁。甲金融租赁公司直接将融资款交付给乙造船公司，故《融资租赁合同》实际为企业间借贷合同。故判决：确认甲金融租赁公司对乙造船公司享有11162582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丙公司等承担相应连带保证责任。
【案例意义】
融资租赁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金融交易形式。在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推动航运业发展以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融资租赁行业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融资租赁公司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上并无实际的租赁物，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约定上看，仅有资金的借贷，而无租赁物的购买、占用和使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系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实为借款合同的情况，应按照借款法律关系处理。
案例八：
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种类的变更应当进行登记
--甲银行诉丁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土地登记卡与《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对应一致的抵押权设立后，若合意变更被担保的债权，应当依法进行登记，否则相应的抵押权视为未设立。
【案例简介】
2011年5月5日，甲银行（贷款人）与乙融资担保公司（借款人）、丙公司（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自2011年5月5日至2014年5月5日，向借款人发放最高贷款限额不超过2500万元的贷款，在此期限和最高额贷款限额内，不再逐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人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S市某地72817㎡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甲银行与丙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后甲银行与丙公司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并取得他项权证。
后甲银行与乙融资担保公司、丙公司在2012年3、4月间签订《补充合同》一份，内容为：前述最高额合同中提及的“向借款人发放最高贷款限额”包括在该合同约定期限内乙融资担保公司向甲银行的借款，也包括在合同期限内乙融资担保公司为其他客户向甲银行借款所作担保。前述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继续有效，丙公司以其抵押物的价值对上述乙融资担保公司的借款及乙融资担保公司为其他客户向甲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总额及利息和甲银行实现债权所产生费用承担责任。《补充合同》没有约定的，以原合同的内容为准，《补充合同》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合同》为准。该《补充合同》未在国土部门登记。
2012年3月30日，甲银行与丁公司、乙融资担保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同日，李某向甲银行出具《连带保证担保承诺书》。4月10日，甲银行向丁公司交付贷款300万元。
在借款期限内，丁公司未能依约支付借款利息，甲银行决定提前收回贷款，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乙融资担保公司、丁公司、丙公司、李某连带偿还甲银行借款3055103.76元及逾期罚息；2.甲银行对丙公司设定抵押的72187㎡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乙融资担保公司、丁公司、丙公司、李某承担甲银行实现债权支付的本案律师费135000元。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甲银行、乙融资担保公司、丙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所约定的抵押财产为土地使用权，依法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被担保债权是甲银行自2011年5月5日至2014年5月5日向乙融资担保公司发放最高贷款限额人民币不超过2500万元的贷款，这一约定具体明确，各方就此办理了抵押登记，相应的抵押权依法设立。而《补充合同》增加的“乙融资担保公司在合同期限内为其他客户向甲银行借款所作担保”部分未经登记，根据不动产抵押权登记要件主义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就《补充合同》增加的债权种类所涉抵押权并未依法设立。遂认定最高额抵押财产不及于《补充合同》项下增加的债务，即甲银行对丙公司设定抵押的72187㎡国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意义】
最高额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的一种，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以不动产以及不动产权利为抵押财产设定的最高额抵押权，未经登记，不产生设立的法律效果。本案中，丙公司与甲银行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案涉土地登记卡与《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均对应一致，相应的抵押权已经设立。之后，《补充合同》所约定的被担保债权的范围除原来的内容外，增加了乙融资担保公司为其他客户向甲银行借款所作担保。就该增加部分，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案涉债权即属于上述《补充合同》约定的被担保债权的增加部分。我们认为，《补充合同》所增加的“在合同期限内乙融资担保公司为其他客户向甲银行借款所作担保”较之《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所约定的“乙融资担保公司向甲银行的借款”，属于不同的债权种类，构成对原抵押合同的变更，即《补充合同》所增加的债权种类并非之前已经登记设立的抵押权所涉担保债权种类，故应当依法进行登记，未经登记相应的抵押权则未设立。在未依法进行登记的情形下，甲银行就被担保债权的增加部分主张抵押权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案例九：
保险人代位追偿范围包括第三者违约造成的保险事故
--甲保险公司诉乙公司保险代位追偿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既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实施的侵权行为而产生，也可因第三者的违约行为对保险标的造成的损害而产生。
【案例简介】
2008年10月28日，被保险人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乙公司负责被保险人整厂机器设备迁建安装等工作。2008年11月16日，乙公司与丙运输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合同》，将前述合同中的设备吊装、运输分包给丙运输公司。2008年11月20日，就上述整厂迁建设备安装工程，丁公司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安装工程一切险。
2008年12月19日，丙运输公司驾驶员姜某驾驶重型半挂车，从旧厂区承运彩印机至新厂区的途中，在转弯时车上钢丝绳断裂，造成彩印机侧翻滑落地面损坏。各方委托作出的公估报告结论是：出险原因系设备运输途中翻落（意外事故）；保单责任成立；定损金额总损1518431.32元、净损1498431.32元；理算金额1498431.32元。
2010年5月12日，丁公司向甲保险公司出具赔款收据及权益转让书，载明：已收到甲保险公司赔付的1498431.32元。承诺不再就本次事故提出任何赔偿，并同意将上述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甲保险公司，同意甲保险公司向责任方追偿。
2010年11月26日，甲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1498431.32元赔偿款和47900元公估费用。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该款规定的赔偿请求权既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实施的侵权行为而产生，亦可基于第三者因违约行为等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而产生。丁公司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安装工程一切险，在设备受损后有权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根据公估结论向丁公司赔偿的行为于法有据。鉴于本案甲保险公司并非基于第三者对保险标的实施的侵权行为行使代位求偿权，乙公司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对案件的处理并无影响。乙公司与丙运输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属另一法律关系，就丙运输公司的相应行为造成乙公司的损失，乙公司在向甲保险公司支付了相应追偿款后，可依法向丙运输公司主张权利。遂判决乙公司给付甲保险公司1498431.32元赔偿款。
【案例意义】
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必须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享有损失赔偿请求权为前提。这里的赔偿请求权是否包括第三者因违约行为等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我们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的文义分析，该款并未限制规定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侵权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从立法目的分析，如果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侵权损害，则被保险人在违约损害之情形下仍需向违约方主张赔偿，有违财产保险损失补偿的基本原则。故代位的赔偿请求权应当包括第三者因违约行为等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基于此，乙公司认为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无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至于货物所有人对货物所享有的保险利益，并不同于承运人对货物的保险利益，可以投保的保险类别亦不同。乙公司若欲免除其对运输货物毁损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须另外投保责任险方可。故乙公司以货物所有人已对该货物投保财产损失险为由，主张免除其依合同应对货物所有权人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亦不能成立。
案例十：
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投资者诉甲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
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如实披露其重大信息的法定义务。案涉公司虚构利润的行为已经被证监会处罚认定，投资人只需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所载的相关情形，即可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案例简介】
甲公司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A股股票名称为“XX股份”，股票代码为“600XXX”。2014年4月，中国证监会决定给予甲公司警告处罚，并处以50万元罚款，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相应处罚。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甲公司自2006年至2010年连续五年虚构利润。此后，部分投资者诉至法院，认为甲公司虚构利润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实披露义务，从而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上市公司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认为，甲公司的前述虚假陈述行为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甲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及利息等经济损失。甲公司对虚假陈述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同时认为，投资者未能证明其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故而不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即使应承担损失，认定损失时也应考虑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因素。案件在开庭审理后，双方当事人均向法院申请调解。法院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现已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
【案例意义】
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甲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负有如实披露其重大信息的法定义务。甲公司虚构利润的行为已经被中国证监会处罚认定，虚假陈述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构成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因此，投资者只要证明上述内容，即可认定投资者的损失与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无需投资者就此再承担额外的举证责任，故而甲公司关于投资者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与甲公司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抗辩缺乏依据。另，对于甲公司认为投资者的亏损主要是由股市本身的系统风险所致的抗辩，我们认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被揭露会对投资人信心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故虚假陈述被揭露导致股价下跌，本身也是构成股市大盘指数下跌的原因之一，应作为综合判定甲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