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思考

摘 要 : 新常态下南京面临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区域城市化和后工业化深入发展，以及第四次产业革命等发展机遇。本文通过分析近二十年来不同阶段南京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的演变特点及作用效果，对正处于驱动转型阶段的南京所面临的问题、机遇和对策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劳动力 资本 效率 驱动

近年来，全国经济发展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得以大幅度推进。然而，由于近年来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红利的衰减，原有依靠要素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渐显疲态，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要素投入的结构性不合理等问题有所显现，因此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来源。从“十二五”后半期开始，我国经济逐渐转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新常态，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路径和方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南京经济发展几个阶段的分析，分别考察南京发展过程中的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因素，根据其演变特点分析得出几点启示,并对现阶段发展趋势及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一、“九五”以来南京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和驱动因素分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许多改革政策从此开始发端，从1995-2015的二十年，跨越“九五”至“十二五”四个时期，二十年来，南京的经济总量从500多亿上升至近万亿，按可比价计算，经济增速平均达到12.7%，城市发展及各项综合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为了研究这一时期的发展驱动力，根据南京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以及一些重大事件，如国企改革、中国加入WTO、全球金融危机、中央领导集体换届等，大致将1995-2015年分为四个阶段（详见下文）（图1）。

（二）经济发展驱动因素分类

马克思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分为内涵和外延两大类，外延部分是指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要素驱动 ；内涵部分是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效率驱动 。

1 、要素驱动， 主要可以分为劳动力投入驱动、资本投入驱动（包括资金、土地、资源等）。对城市发展而言,城市规模扩张，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以及资金和土地等要素投入都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

2 、效率驱动， 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表示，即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的投入都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以及组织效率、人力效率的提高等，在本文中将这些因素分为两类：

一是制度层面的效率驱动， 包括国家社会层面的改革、制度的变革，例如所有制改革；由于某种原因，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特有发展战略或机遇（如经济特区、“乡镇经济”）；以及地方政府营造的“制度高地”、“政策高地”。

二是微观层面的效率驱动， 包括产业技术革命、行业技术创新、企业组织创新、企业家精神（伟大的企业家具备特殊技能，使 经济资源 的效率由低转高，如索尼、沃尔玛、迪斯尼等公司的创始人）、人力资源效率提高（人力资源和劳动力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内涵式增长因素，是指受过一定年限教育，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后者属于外延式增长因素）。

二、南京各阶段经济发展驱动的特点

以上述“四个阶段”为背景，按照“驱动因素”分类，分别考察南京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背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的思想逐渐渗透至各个领域，工业化开始进入中期阶段。由于前期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内需不足，国企大面积亏损，为此全国在1998年左右开始对包袱沉重、效率低下的国企实施为期三年的国企改革，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同时，国家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扩大内需，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开始启动，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1 、 1995-2002 年的发展特点和要素投入情况

这一时期，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南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其中三产增长13.3%，工业增长11.3%。

（ 1 ）城市化全面开启。 全市户籍人口由1995年的521.72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563.28万人，年均增长1.1%。全市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1995年占全市50%以上的农业人口到2002年下降至不到40%。2000年和2002年，南京市两次对区划进行调整，市区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扩大至4700多平方公里。城市化率不断提升，2002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72%。但这一时期国家对跨地区的人口流动控制仍然比较强，外来人口增长不快。

（ 2 ）工业化进入中期调整。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南京工业企业中的中央及省属企业比重（按产值计算）占全市4成以上，在国企改革中成为调整重点，加之城市化背景下市委市政府提出城区“退二进三”的发展战略，这一阶段全市工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1996-2000年工业投资额始终在100亿元左右徘徊，五年平均增速仅为7.6%；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年均减少5.9%。工业对全市经济贡献减弱，1995-2002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幅（按可比价计算，下同）仅为11.3%，工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由44.2%降至37.8%。

（ 3 ）第 三产业比重上升。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产从业人员从79.11万人降至57.69万人；三产从业人员从92.03万人增至119.27万人。同时，第三产业在交通、通信、水利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达17.6%，1995-2002年累计投资1905.69亿元，是工业投资的近2倍。因此，这阶段三产发展较快，三产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3.3%，快于工业2个百分点，三产增加值占比由1995年的41.4%上升至2002年的51.2%。

注：全市及三产从业人员使用的是人口与就业统计中的“全社会从业人员”口径，工业从业人员 ¹ 使用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口径；投资增速为现价（下同）

2 、 1995-2002 年的效率驱动因素

一是国企改革提高了工业企业的效率。 国企改革之前，我市纯国有工业企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运行效率较为低下。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占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42.8%，但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只占到23.2%，企业亏损面达40%；国有经济所涉及的33个行业中，全行业亏损的占54.6%。经历了“三年脱困”的改革之后，2002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流动资产仅比上年增长9.3%的情况下，利税总额增长23.2%，利润增长34.5%，企业亏损面降至29.0%。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较快发展，实现利税占规模以上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

二是非公经济的发展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 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多年来全市经济总量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一直占据绝对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1995年产值占南京规模以上工业比重80%成以上的纯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在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后，2002年产值占比降至20%以下（国有控股企业合计占53.5%），私营企业占比升至13.1%，三资企业占比升至26.8%；1995年非公经济创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社会的45.9%，2002年该比重已经上升至67.5%，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全市经济中最活跃、成长最快的部分。

背景： “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正式提出了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发展趋势重拾升势。南京市于2003年前后提出工业“第一方略”的发展思路。同时，城市化开始由中央财政主导向地方政府主导转变，从2002开始，地方政府开始通过招、拍、挂等市场方式出让居住和商业等经营性用地，财政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

1 、 2003-2007 年的发展特点和要素投入情况

这一时期，南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6%，其中三产增长14.6%，工业增长18.6%。

（ 1 ）城市化进程加速。 2005年国家废止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市。200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41.30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近100万人，年均增长近20万人。全市人口加快向城市集中，2005年南京户籍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至26.9%，2007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76.8%,比2002年提高了4.8个点。

(2) 中期工业化深入推进。 在工业“第一方略”的引领下，全市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吸引大量资本。这一时期是南京工业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全市工业投资额由2002年的350多亿（少于三产投资200多亿），一举达到2007年的930多亿（多出三产投资10多亿），年均增幅达31.6%。从劳动力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年均增速仅0.1%，可见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中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较为明显。工业重化趋势明显，重工业比重由2002年的65.0%升至2007年的84.8%,其中石油、化工、钢铁等三个行业产值比重由31.5%上升至38.6%。2003-2007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增幅保持在15.9%-23.0%区间，一举超过三产12.5%-16.4%的增幅区间，工业增加值占比则由37.8%升至42.3%。

(3) 第三产业比重回落。 2003-2007这五年间，南京全市从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增速比1995-2002年高出8.4个百分点，其中，三产从业人数从119.27万人增至169.41万人，年均增长7.3%。由于此时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同，农村劳动力在缺乏社会保障前提下，劳动力成本依然很低。从三产投入看，三产投资年均增幅达到20.3%，增幅虽然低于工业投资，但也与工业一样成为历史最快时期，投资主要集中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由于工业增加值的大举上升，三产增加值占比由2002年的51.2%回落至2007年的48.4%。

2 、 2003-2007 年的效率驱动因素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多种渠道的经济交流合作使我国分享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许多先进成果，将中国在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提升了数个层级。

一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 2003年以后，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加快了住房商品化的进程，人们对于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一时期,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满足了食品、服装、普通电器等需求后，开始追求汽车、数码电子等更高档的消费。住宅、汽车、电子等行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拉动了上游的钢铁、建材、化工、机械设备，以及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

二是外资经济迅速崛起带来的“技术外溢”。 技术进步有两种源泉，一种是主动的，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是从“看”和“干”中学会的。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市在招商引资、扩大进口的同时，也从引进的先进企业和设备当中分享了相当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外资企业在本地的生根发芽与融合发展，也为本土的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干中学”的机会。2007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三资企业完成产值占比41.0%，比2002年上升了17.9个百分点。全市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快速增长，由2002年的29.1万人增加到67.2万人（而1995-2002年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几乎没有变化）从表面上看，是外资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从本质上说，是内生性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背景： 这一时期，工业化中期任务基本完成，开始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全市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减弱，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国家再次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宣布四万亿投资计划在2010年底前逐步到位，开启了又一轮投资高潮。这一时期，市委市政府提出“转型发展”的目标，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转变增长方式”，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

1 、 2008-2012 年的发展特点和要素投入情况

这一时期，南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其中三产增长13.2%，工业增长11.5%。

（ 1 ）城市化继续深入。 这一时期，全市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816.10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74.8万人，年均增长近1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增长开始放慢,年均增长4.3万人;外来流动人口年均增长10.7万人，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伴随着要素市场化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城市化的整体进程进一步加快，2012年南京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80.2%,比2007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

（ 2 ）工业化惯性运行。 尽管外部需求减弱，加之工业生产开始步入转型升级期，但这一时期工业的偏重结构没有明显改变，2012年重工业比重为81.8%，在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南京的工业投资和生产保持了一定惯性，全市工业投资五年平均增幅依然达到20.9%，虽然较前一时期回落10.7个百分点，但由于基数不断增大，工业投入在这一阶段达到空前规模（总量超过三产）。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甚至增长了3%，为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5%，较上个时期低了7.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比重也由42.3%回落至38.2%。

（ 3 ）三产奠定主导地位。 在我市“优先发展三产”的方针指引下，三产投资依然保持19.5%的较快增长速度，绝对额稳步攀升，三产从业人员从169.41万人增至258万人，年均增幅10.3%，也为增长最快的时期，说明城市化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就业，反过来又加快了城市化进程。2008-2012年全市三产年均增速达到13.2%，高于全市GDP增速1.1个百分点；三产占比逐渐回升，2008年三产增加值比重再次超过50%，2012年达到53.4%。

2 、 2008-2012 年的效率驱动因素

2009年前后,全市提出了转型发展的工作目标，把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

一是主动调整产业结构。 这一时期，全市在促进工业优化升级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以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为代表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08年的不到400个增加到2012年的643个，高新技术产业完成产值占全市的比重由2008年的38.6%提升至2012年42.6%。投资结构明显优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增长较快，投资额在三产投资中的排名从2007年的第7位上升至2012年的第3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第6位升至第4位。同时，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的投资额也较快增长，实现进位。

二是加快实施科教驱动。 这一时期，全市深入实施科教强市战略，加大创业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先后出台鼓励科技创新创业“1+8”系列政策、“科技九条”，积极推进“321人才计划”和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大大增强，2012年全市研究与开发机构达到1592个，比2007年增加了1000多个。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办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数从189个增加到1124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从2007年的3.9万人增加到8.3万人。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达7373件，是2007年的6倍多。

背景：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悄然到来，“互联网+”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一方面大量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矛盾较为集中地显现，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尚不够强大。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改革,内容的核心都指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1 、 2013 至今的发展特点和要素投入情况

这一时期，南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其中三产增长11.4%，工业增长9.5%。

（ 1 ）城市化速度放缓。 201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816.10万人，比2012年增加7.49万人，年均增长2.5万人。这一时期，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趋于稳定，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增长明显缓慢，户籍人口增量大于外来流动人口的增量。2013年南京又一次进行区划调整，将最后的两个县纳入市区范围。2015年城市化率2015年达81.4%，较2012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程开始放缓。

（ 2 ）工业投入收缩调整 。工业投资进入收缩调整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9.5%，比上期放缓2个点左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2015年占比已降到34.9%。工业投资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2013-2015年工业投资增幅由正转负，投资规模年均收缩4.8%，投资结构不断优化，2015年高耗能行业投资较2013年下降了28.8%，技术改造投资较2013年上升42.6%，环保方面的投资（成本）上升。这一时期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年均减少1.2%。

（ 3 ）三产比重逐年提升。 这一时期，我市借助亚青会、青奥会在南京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城市形象、影响力以及综合服务能力。全市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三产年均增速为11.4%，虽然较前一时期回落1.8个百分点，但高于全市1.3个百分点，2015年三产占比达到57.3%。三产从业人员从258万人增至289万人，年均增长3.9%，较前一时期慢了6.4个百分点。三产投资年均增长14.3%，较前一时期放慢5.2个百分点，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2015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占全市三产投资比重分别较2012年下降6.8和1.0个百分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投资额增长最快，在三产投资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4位；教育由第10位上升至第6位。

2 、 2013 至今的效率驱动因素

近年来，南京获得了多次城市发展上的良好机遇，对应国家战略进行发展理念突破创新，借助青奥会等国际赛事成功举办，以及江北国家新区的申报获批，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是产业创新动力的积聚 。 这一时期，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智能化与一体化的到来，人工智能、新能源、无人控制等新技术使得资源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互联网产业化、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应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产业的组织方式。全市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积累。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2013年全市已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3943家，显示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超千亿。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由于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商业模式使得很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市限额以上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销售额增势迅猛，2014、2015年增幅分别达到44.2%、79.1%。全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乘势而上，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2.6%增加到2015年的6.2%。截至2015年年底，30家世界500强软件企业和36家中国软件百强企业在南京设立创新中心、研发中心。

二是发展战略的不断创新。 南京找准自身定位，先后提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长江经济带门户城市、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排头兵”、以及发展“五型经济”等目标，借助青奥会的筹办，南京优化产业布局，淘汰落后产能，对“三高两低”和“两高一资”企业进行专项整治；同时加速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云计算、移动互联、社交媒体、4G网络即时视频传输技术在城市管理上的应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青奥会成功举办在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同时，对城市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而江北新区的诞生，不仅为城市发展腾挪出空间，也将新区置于更高的发展起点上，为城市管理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

三、南京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分析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的推进，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以及社会的改革和革新等效率因素存在联系。

1 、城市化作为城市发展空间和要素的载体，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基础和前提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有三个特点，即“ 城市用地 不断向郊区扩展”、“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城市空间的拓展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为人们提供了居住环境；而城市人口的增长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智力资源（后者是效率驱动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2003-2007年全市常住人口增速与全市经济增长速度（15.6%）同时达到最快；2008-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和经济增速（12.1%）两个指标也分别是四个阶段中次快的；1995-2002年经济增速也达到12.1%，其间伴随着农业人口的快速非农化。由此可见，城市化和常住人口（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甚密。2015年南京的常住人口823.59万人中，外来人口占20.7%。纵观其他城市的发展也有着类似的规律，201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137.89万人，外来人口占68.8%；上海常住人口2415.27万人，外来人口占40.6%；苏州常住人口1061.60万人，外来人口占37.2%。

2 、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两种基础要素，直接驱动了产业的发展

通过计算整体和各个时期产业与要素投入间的相关性，将高度相关和显著相关的要素视为产业的主要驱动要素，可以看出：1995-2012年间，工业增加值与投资高度相关，但在2013-2015年两者呈负相关，据此推测出： 1995-2012 年间工业的主要驱动要素是资本 ； 2013 年以后资本的驱动力明显下降 ; 而三产的主要驱动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力 （如表2）。

表2 投入要素相关系数

事实证明，资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2003-2007年，在增速高达31.6%的工业投资推动下，南京迎来了近二十年工业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资本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资本必须结合另一种“要素”才能发挥出应有的驱动力，否则就会出现投资“空转”现象，这将在在后文中分析。2013年以后工业投资出现下降，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原有的发展模式进行修正的结果。同样的，三产的发展近二十年来也伴随着资本和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的快速增长。2013年以后，虽然三产投资增幅也出现了回落，但回落程度远小于工业，一方面与产业周期有关，另一方面三产行业众多风险得以分散，例如房地产业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市比重达26.1%，比2012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增速明显快于全市。

3 、效率驱动超越要素驱动，体现为不同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效率驱动是除了要素驱动之外的另外一种增长驱动力量，从整体上推动各种要素效率的提高。将不同时期的效率驱动要素进行整理（如表3），可以分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种：前者主要以政府管理者为实施主体，后者主要以企业为实施主体，但是两者并不是割裂的，制度创新可以为技术创新扫清障碍和营造环境。

表3 各时期主要的效率驱动因素

从效果上看，1995-2002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甩掉了包袱，轻装上阵，从而焕发了生机；所有制改革释放了经济的活力，南京经济增速比全国高出3.2个百分点，比全省高出0.5个百分点，但与省内的苏州、无锡相比还有差距，由于苏南开放型经济起步更早，优势明显，这一时期苏州的利用外资总量，以及三资经济、民营经济比重已经远远超过南京，经济增速始终快于南京1-2个点。

2003-2007年，南京较好抓住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消费升级的机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工业第一方略”，在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方面加大投入，成效显著，这一时期经济增速高出全国4个百分点，高出全省1.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由第7位上升至第4位，超过了杭州；但是在“借力”发展上和经济增速上依然落后于省内的苏州、无锡；在总量上与两市的差距呈扩大态势。

2008-2012年，南京开始重点发展服务业，并实施工业产业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但是科教优势的转化为自主创新的效果并没有立竿见影，这一时期南京经济增速高出全国2.8个百分点，仅高出全省0.3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再次退回第7位，被杭州反超600多亿。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省内苏、锡两市增速也出现回落，南京与无锡的差距逐渐缩小。

2013至今，南京围绕国家战略认真做好“五型经济”的发展规划，在城市功能定位上找准位置、趁势而上，加之前期创新主体的培育和转型升级的动能积聚，使得技术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一时期南京经济增速高出全国2.8个百分点，高出全省1.2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了苏州、无锡，2014年GDP总量超过了无锡。

四、现阶段南京经济发展驱动的思考

针对前文分析的南京经济发展各驱动因素，在新形势下思考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1 、城市化过程遭遇到结构性“瓶颈”

理想的城市化应该是城市户籍人口适度增长，外来人口保持活力——年轻人和高素质人群保持较高比例，目前南京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瓶颈”。

（ 1 ）外来人口变“少” 。2012年后，南京的户籍人口以每年5万人左右的数量较快增长，但常住人口的增速减慢，2015年仅增长1.98万人，户籍人口增量超过了常住人口增量，说明外来流动人口的流入放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对低端劳动力的“挤出”。 在工业化中期，二、三产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劳动力成本也较低，因此人口流入较快。而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在新技术革命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下，工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随之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低端劳动力需求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全社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更倾向“减员增效”，而传统产业低端岗位人员饱和，薪酬缺乏吸引力，难以维持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因此对原有部分素质不高的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 二是对新生代从业者的吸引力还不强。 腾迅对中国300座城市16-35岁用户群进行大数据分析得出的《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2016》显示，南京的年轻指数为75，在全国列第26位，省内列第2位，年轻人口净增率为5.01%；苏州的年轻指数为81，年轻人口净增率为11.5%。城市吸引力的大小，除了要看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否给年轻人和高素质人群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还与城市的整体环境相关，在房地产热过后，投资的潮水退去，城市是否宜居宜商宜创业，才是决定人口能否留下来的决定因素。

（ 2 ）劳动人口变“老”。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当年常住人口数800.76万人，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为651.1万人，占全部人口的81.3%，而65-79岁的老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4%。将全年龄段普查资料的时间轴逐年向后平移15年，推算出的结果显示：不考虑人口流入(出)的情况下，从2010-202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65-79岁的老龄人口呈增长趋势，到2025年将达到135.3万人，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明显。

2 、从资本驱动的角度看，目前经济发展驱动要素中的短板不是资本，而是另一种“要素”——技术和制度创新

比较1995-2002年和2008-2012年两个时期数据，虽然后者在投资规模上较前者高出10多倍,但两个时期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却十分接近，只相差0.2个百分点。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通过观察1995-2015年工业边际投资产出率（每增加1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工业增加值，如下图），两次“波峰”分别出现在1999-2001年之间和2003-2005年之间，分析两次“波峰”产生的原因，无一不与变革和创新有关：一次是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的兴起；一次是入世后发达国家的“人才技术输入”和“技术外溢”效应。而观察曲线几次较为明显的下降，一次是1995-1998年国企改革之前，一般加工工业开始暴露出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的问题。另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直到2014年（2010年除外），工业边际投资产出率开始进入0.2以下的下降通道，说明单纯增加投资带来的“增值”效果越来越弱。尽管2015年该指标开始出现一定回升迹象，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同样，从1995年-2015年全市三产的边际投资产出率看，始终保持在较小的波动区间，说明在不同阶段，资本投入对于三产增加值的拉动效率比较接近，说明资本投向的三产领域与技术创新、组织革新等联系不甚紧密，或资本投入没有很好实现创新的目标。

因此，无论是工业还是三产，传统的外延式驱动——要素驱动在现阶段都面临发展瓶颈，单靠增加原有的要素投入（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很难再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表现在边际投资产出率的不变甚至下降），必须要及时补充另一种“要素”，才能将原有要素的效率发挥出来，这种“要素”就是技术和制度创新。目前，这种创新不足主要体现在：一 是原有的效率驱动因素逐渐消失。 2008年以后，原有的依靠学习模仿和低成本增长模式渐渐难以为继，一方面低端技术在扩散和衰退，而高端技术难于获得；另一方面，产业重复建设的问题渐渐凸现，同业间相似产品的竞争激烈导致企业生存空间缩小，所以尽管投资额连年增长，但伴随而来的主要问题却是产能过剩。 二是新的创新动能还不够壮大。 一般而言，创新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主创新，代表企业是华为；一种是通过资本运作，兼并、收购拥有产权专利的企业，代表企业是海尔。虽然2008年后产业的转型升级已经开始，但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形成规模；2013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只占全市企业营业收入的11.7%；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小型、微型企业数量占到90.8%，有能力进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以及对外发起并购的大企业数量很少。

3 、从劳动力驱动角度看，发展三产并不仅仅为了扩大经济总量和解决就业，而是提供更高级的创新空间和产业支撑

从本文第二部分看出，从业人员数伴随着三产的发展持续增长，在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解决了就业。但这仅仅是三产发展初级阶段的特征，因为这种就业以中低端劳动力就业为主，反映在劳动生产率指标（现价）上，三产劳动生产率上升较为缓慢，与工业的差距逐渐拉大（如下图）。如果剔除价格因素，三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则更为缓慢。

第三产业本质上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工业化使人口向城市集中，工业本身和城市的发展催生了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又创造了更多的岗位，聚集了更多人口，如此周而复始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但是，城市化的目的却不是城市化本身，否则就进入了“摊大饼”式的扩张；发展三产的目的也并不只是解决就业，否则就进入了“人口增加-增加服务-人口增加”的外延增长死循环。

城市化的功能是创造出一个能产生新思想和新创意的城市。在城市中，人与人之间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思维冲撞产生新的思想，进而孵化出创新的概念，培育出精湛的技能，孕育出全新的产业。三产的发展必须由劳动力要素驱动向智力和创意为代表的效率驱动跃升，发展“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产业融合度高”的现代服务业，才能为更高阶段的工业化提供产业支持，并且为城市的人们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和创新空间。

目前，南京的传统服务业正在经历挑战，在互联网+的冲击下，零售企业向线上发展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企业向线下发展做物流、仓储，生产企业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南京许多传统商贸企业正在经历痛苦转型，举步维艰。现代服务业中，除了金融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列三产之首外，其他行业规模偏小。以排名第二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目前我市共有此类规模以上企业440家，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962.02亿元，户均营业收入规模2.1亿元；而杭州拥有此类企业609家，2015年实现增加值2408.89亿元，户均营业收入规模4.0亿元。同时，南京的龙头企业偏少，特别是年收入百亿以上的企业少。资料显示，2015年全年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营业收入为943.84亿元，而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排名前十的法人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合计仅为403.66亿元。

4 、从政府制度创新看，营造政策的“高地”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回顾各时期南京的效率驱动因素，南京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于外部，如消费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产业技术革命等等。而制度和体制的创新有的是根据国家政策和整体形势所做的“顺势应对”，例如国企改革、所有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以后的利用外资战略等等；有的是以国家战略为基础的延伸和发展，如“工业第一方略”、“五型经济”，少数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独创，如“科教驱动”战略。总体而言，自上而下的模仿和学习多，主动出击并创新的少。如果说南京曾经错过了发展“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两次机遇，那么第四次产业革命实际上给了大家又一次“起跑”的机会。

事实上，国内有许多城市在营造创新创业的氛围，吸引创业人才和企业，以及帮助企业完成初期创新上都有很多成功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例如：深圳将创新从传统的产业领域拓展至“标准制定”领域，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标准的研发，未来谁掌握了行业标准制定的“资源高地”，谁就掌握了竞争主动权；东莞通过创新构建科技金融、民间金融和政策金融“三位一体”的金融服务模式，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顺德创新了“知识产权融资”渠道，通过风险准备金、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解决科技型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困难，变“政策的洼地”为“制度的高地”。目前，南京也还存在一些阻碍各类要素高效流动“政策洼地”，只有通过更大力度的制度创新去解决。

五、相关对策建议

近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定位南京为长三角唯一特大城市，规模等级仅次于超大城市上海。国务院也于近日批复了《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南京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京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合理推进城市化，提升城市吸引力。在国务院对《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要求南京控制城市规模，管控发展边界，推进低影响开发。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应是宜居的城市，具体来说，应该包括“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资源承载、生活便宜、公共安全”等方面。因此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的管理者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只追求少数目标而舍弃其他目标，在短期、局部利益和长期、整体利益上做出正确选择，做好“加法”和“减法”，例如在保护城市环境、发扬城市文明、发掘城市之美方面要做“加法”，利用并放大青奥会留给南京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效应，加快国际社区的建设，营造“类海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相反，对“三高两低”和“两高一资”产业以及高杠杆支撑下的高房价，要做“减法”。其次，有吸引力的城市应该是适宜就业和创业的城市，管理者应当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为就业和创业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创业土壤，在财政、税收以及投融资等制度创新上精准发力。

2、深化供给侧改革，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按照供给侧改革和工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一方面，对产能过剩或经营不下去的工业企业，尝试运用债转股、并购、重组等手段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以“软着陆”的方式去产能。另一方面，积极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鼓励大企业从依赖技术进口向自主创新转型，扶持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支持重点企业申请国家扶持资金和重点项目。对有实力的企业，鼓励它们“走出去”，向海尔、吉利学习，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市场上实现兼并、收购，以加快创新的步伐，参与更高技术水平的分工。对数量占总数90%以上的小型战略型新兴产业企业，要加大审批管理等制度上的扶持力度，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各项税费，减轻企业负担，充分释放企业活力。  

3、发挥科教优势，打造创新增长新空间。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5》显示，“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十强”南京列第9位，其中知识城市竞争力列全国第4，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因此要充分发挥南京科教人才和科研院所集聚优势，大力发展科技研发、产品设计、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支撑。同时，要以“互联网+”为牵引，重点扶持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加快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在各类服务领域的广泛运用和深度融合，培育一批管理水平先进、创新能力强、规模效益好的龙头企业。

4、填平政策洼地，化解中小企业创新难题。如前文所述，大部分战略型新兴产业和创新型服务业都集中于中小企业，但目前中小企业创新所需的资讯、咨询、科技、金融、法律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以融资为例，由于中小企业信用环境不健全，银行“惜贷”的现象非常普遍，严重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应尽快引导金融机构建立符合此类产业发展特点的信贷管理制度，建立由政府参与的多层次再担保体系，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产业链融资等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快构建与微观主体融资需求相适应的小金融机构体系。加快健全公共技术平台、投融资平台、信息交流平台、中介服务平台和政府服务平台，形成开放协作、功能完备、高效运行的科技服务体系。同时政府引导基金和补贴支持的项目也要加强监管，完善风险控制制度，强化项目初审，并通过定期跟踪进展情况，对有实质创新和运营能力的企业加大支持力度，对仅仅为了套取政策“补贴”的项目和企业坚决清理，将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企业，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拟稿人：吴婧

参考文献：

[1]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南京统计年鉴》（1996-2015）

[2]孔睿，李稻葵，吴舒钰.《资本形成效率探究》.《投资研究》,2013第4期

[3]黄志钢，刘霞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经济学动态》,2015第9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中国工业经济》,2014第5期

另，本文还参考了南京市统计局“统计调研”《南京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经营情况在全国重点城市中的竞争力比较》（查莉华）、《南京与杭州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差距分析》（王淳宇）、《从工业增加值率提升看南京工业发展》（马丽）；《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思考》（刘婷婷）、《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看南京工业转型》（周雪菲）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 由于数据取得的问题，本文中的“工业从业人员”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因此反映的是规模以上工业的劳动力情况，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95%左右，因此，后文中所讲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也近似等于“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