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随军“老记者”亲历高邮战役　“我眼见着战士拼断刺刀倒在血泊中”

　　我原名姚世虎，1926年6月9日生于江苏省如东县一医药世家。1938年3月18日，日寇占领了我美丽的家园，国破家亡。1940年10月，14岁的我跟随胞姐来到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5月，即担任《抗敌报》兼新华社苏中分社记者。从1941年到1945年，五年间我已多次参加重要报道，并在战斗中先后缴获驳壳枪和日式盒子枪。1945年亲历高邮战役时，我虽然年仅19岁，已经是“持笔入枪林”的新四军老兵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们正在苏中地区开记者工作会议，大家高兴得彻夜狂歌。随后，我奉新华社苏中分社和《苏中报》之命，调任随军记者，参加对日伪军受降的报道。哪晓得“歌舞未及庆升平，出生入死赴枪林”。

　　第一仗，随苏中军区部队受降(南)通榆(连云港)路上的安丰、富安据点，就碰到日伪军受命只向“国军”投降而作的负隅顽抗，我差一点死在日伪军所设暗堡的黑枪下。9月1日，我又随苏中军区主攻部队解放了日伪军拒降的兴化城，我是从被我军炮火打穿的西城门洞进城的。那一仗全歼伪军第22师师长刘湘图以下5000余人，俘日军4人，毙日伪军700余人。然后，我完整亲历了高邮战役。

　　12月中旬，凭着一张新华社记者证和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开出的通行证，在高邮城东某村我参加了高邮战役总攻前的动员会，亲聆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粟裕司令员的作战命令，和华中军区张鼎丞司令员的政治动员报告，也亲耳听到将士们铿锵有力的应命：“敌人不投降，我们一定消灭他！坚决完成任务。”张司令员报告中还动员第7、第8纵队的首长们打完胜仗要写稿，第8纵队的陶勇司令员就坐在我前边不远，只听他小声嘀咕：“大老粗，打仗行，写稿不行。”可军令如山，陶司令也得遵命。

　　之后，我来到主攻部队8纵政治部采访，正碰上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山本一三到敌前阵地作劝降喊话。只见山本身穿日军尉官军服，手持话筒以日语劝降。日军死守顽抗，拒不作答，有的还奉命放冷枪拒降。我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看得清清楚楚。

　　战斗打响了。我随第64团主攻连登云梯过城头，进入巷战区。白刃拼杀中，亲眼目睹一个连拼成了一个排，一个排拼成了一个班，眼见着战士枪上的刺刀拼断了，倒在血泊中。我扶起一位身负重伤的战士，他醒来就问“我的枪？我的枪！”还要挺身继续拼杀。

　　这一仗打得无比艰苦壮烈，却也是空前的大胜仗。我所认识的一个班长秦金生，拼刺刀拼了7个日本鬼子。

　　我是孤身一人手持日本“王八盒子”(此枪的皮套像个乌龟壳)冲进城中日伪报馆的，那时汉奸和伪职员们已经逃走，室内空无一人。在报馆的沙发上我睡着了。部队的文化干部贝岳南、吴强等人赶到会合，已是1945年12月26日的早晨七八点钟。

　　在部队政工干部的陪同下，我去采访日军最高军官日本侵华派遣军独立第90旅团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他躺在我军优待俘虏特别提供的门板上，以一个拒降的战败者的心态，不肯作答。我也就不勉强了。

　　战役结束后，我和8纵的通讯员合写了新闻特写《突破西城头》，刊登在《人民报》1946年1月6日第二版头条，并以此文打头，组成了名为“高邮战役通讯”的一个专版。

　　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由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发起并取得全胜的高邮战役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最后一仗。高邮战役我军伤亡662人，在《突破西城头》一稿中我们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伤亡战友有29人。当年，我们是怎样满怀激情、浓墨重彩地刻画战友们的英雄壮举，70年后的今天，念及这些名字，我依然夜不能寐：

　　“冲在第一个的钱长贵，一榴弹甩出去，他跟着敌人榴弹的火光倒下去了。接着，陈板顺、王仁清、李汉清、刘仁竹都打伤了。刘企先就光荣牺牲在这里。最后六班长王友才也戴了花。四班战斗组长任善法仍然向前扑，他甩出了一个手榴弹。一颗致命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腰部……”甄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