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关山重重” 发展亟需赋能放权

        “就是领了个登记证，其他还是老样子：经营决策要报批，社区、合作社一本账，交税还是很多……”谈起领取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一年来的变化，南京江宁区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汤忠华颇多无奈。

        去年11月16日，江宁区章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等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取登记证，成为《民法总则》界定的“特别法人”。一年来，江苏省有1696家集体经济组织在全国系统内登记赋码。但记者近日在南京等地调查发现，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依然“关山重重”，更进一步发展亟需赋能放权。

        权限上收，合作社花一分钱都要报账

        登记证的申领，打通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税务、金融等多部门间的身份认同，“村集体”可据此办理银行开户。然而，南京多数集体经济组织还是“村账镇（街道）管”，经营决策经两委会、董事会讨论后，还要报街镇农经部门批准。

        “我们现在花一分钱都要报账，1万元以上开销要走流程，我这个会计，其实是‘报账会计’，连出纳都算不上。”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会计周俊平说，社区不但经营事项要请示，居民临时救助也要走流程。不久前，社区邻里中心菜场外墙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立项、请示、审批等流程走下来起码个把月，社区如擅自动工，属于“未批先建”，不得已先简单消险处理，等上级批复同意再开工。

        东山街道章村是南京“资产租赁型”股份合作社代表，门面房、工业集中区、总部大楼“门类齐全”，账面资产7亿元，74岁的老支书张文才壮心不已，领到登记证后准备大干一场。“别看我们这么大的家当，买一包茶叶、几盒文具都要报账。”张文才说，资产运营要善抓机遇，许多投资错过就错过了，“条条框框”太多，阻碍了集体经济进一步做强做大。

        村账镇（街道）管，制度设计是为了加强村委会财务监管，规范村级财务运营。可南京多数村集体资产已“股改”并量化到户，村级设立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为何还要镇街“代管”？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是股民代表选出来的，为何不能监管村级财务？记者采访南京多个涉农街道，有的说惯性使然，有的称集体股份合作社监事功能还不健全，让人莫衷一是。

        村社分开，让股份合作社“轻装上阵”

        限权太多，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身份不免尴尬。“虽然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公司在银行开户，可我这个‘法人章’盖了还不行，因为‘财务专用章’在农经站手里。”南京某街道社区经济组织负责人说，村集体的银行户头只能算是街道的分账号，大事小事要报批。可问题是，该街道有20多个社区，街道领导能管得过来、能管得好吗？

        法人“成色”不足，“市场主体”难言完整。由于股份经济合作社由村（社区）集体改制而来，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实际代行经济职能，产权、管理上的交叉，限制其通过联营、合作开拓市场。南京溧水区晶桥镇芝山村以村级积累和集体农用地成立农地股份合作社，村支书李其军介绍，不少客商看中芝山的生态优势，提出合作开发，可双方谈到“深处”就谈不下去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中，哪些是村里的，哪些是合作社的，哪些是上级奖补的？合作后收益怎样分成？根本扯不清！

        因此，要让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特别法人”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前提是“村社分开”，最起码要村（居）委会财务事务分离。江阴是江苏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财务事务分离改革试点县（市）。“村（居）委和股份合作社事务不同，财务也不应混在一起。”江阴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江阴选择高新区、澄江街道、徐霞客镇30多个村试点，村（居）委会负责公共事务、公益事业，财务保障由试点开发区、镇（街）财政和股份合作社合理分担，合作社对经营活动中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独立核算，有条件的合作社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南京则选择十多个村（社区）试点“村社分开”。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湛中林介绍，南京集体经济组织50亿元年收入中，近一半是转移性收入，而许多涉农集体经济组织，承担本应属于公共财政职能的社会事业、社区建设，改革要厘清双方的产权、财务和事务，“桥归桥、路归路”，让股份合作社“轻装上阵”。

        多予少取， 让拆迁农民分享城市化红利

        太平社区列入南京第一批“村社分开”试点。“我们真心希望，改革不但要砸掉枷锁，还要赋能放权，这样农民进城后，‘集体’还能为他们遮风挡雨、帮他们融入城市。”太平社区股份合作社董事长李金平说。

        李金平的渴望是真切的。2005年初，在南京率先“股改”的太平社区，拿出94万元经营盈余给拆迁农民分红，3000个农民股东每股300元。时隔14年后，太平社区为之拆迁的江宁开发区一直是两位数增长，小区外的胜太路成为繁华商业街，可社区集体经济并未同步跟上，每股分红仅增长1倍，养老金每人不到2000元。而在其后“股改”的章村社区，今年养老金发到每人6000元。

        李金平分析，除了拆迁留地不足导致空间受限，较高的税赋也损害了发展后劲。“前几年我们还只交11%的房产租赁税，现在要交17%。”李金平不解的是，同样是惠及农民，农业税早已减免，可农民拆迁进了城，村集体购置门面房出租，为何要交17%的税？而相比之下，个人出租房屋只需交5%的税。

        章村集体经济实力强，社区交纳加企业代缴的房产税，一年要五六百万元。而社区今年用于养老金、股金、大病补助、困难救助的资金总额达600万元。“如果税收减免或少交，章村养老金可以翻倍。”汤忠华说。

        “登记赋码只是开了头，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路还很长，要破除的阻碍还很多。”省农业农村厅经管站高峰认为，因为代表农民利益，股份合作社这个“特别法人”与一般企业法人有很大不同，尤其对社区型集体经济组织，村组拆迁后，集体对农民来说不仅是社会保障，还是心理认同。像章村每年底的养老金发放大会，乡亲们全部回到村礼堂，白天看演出晚上聚餐，其乐融融一家亲。城市经济大浪淘沙，股份经济合作社尤其需要“特别关照”，不但政策上扶持、经营上放权，收益上也要多予少取，让为城市发展做出牺牲的拆迁农民分享城市化的红利，把“集体”从城市刨来的收益还给“集体”。（顾巍钟）

来源：新华日报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