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乱象：无明确刑罪 违法成本太低

　　 10毫升血可验男女B超仪器网上就能买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乱象背后：没有明确的刑事罪名，违法成本太低

　　静脉取血、境外化验，即可知道胎儿性别；面包车内、宾馆房间，流动鉴定逃避打击；香烟是男、鲜花是女，蒙面示意鉴定结果……记者在安徽、广东、湖北等多地采访了解到，“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猖獗，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偏差高的直接原因。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于今年4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创造条件。

　　“两非”在民间有多少乱象？如何标本兼治，挽救更多婴儿的生命，记者进行了深度跟踪。

　　 寄血验子、流动检测

　　 “两非”猖獗致性别比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指标，正常范围是103至107。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将给今后的婚配、就业、治安、养老等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综合治理多年，但却没有扭转我国面临着男女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近年来，为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我国多次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然而，“两非”违法手段不断更新，加大了防控难度。

　　记者了解到，浙江温州、福建厦门等地都出现了“寄血验子”作案方式。不法中介寄去数支针管，孕妇找诊所抽血10毫升，再冷藏空运到深圳过关到香港就能鉴定性别，鉴定一次收费3000元到6000元。温州一个14人团伙，不到一年就为近300名孕妇寄血鉴定胎儿性别。

　　除了检测手段“不断翻新”，“两非”人员作案手段也层出不穷。面包车内检测、让孕妇到宾馆检测、车接车送到出租屋做流产手术……安徽省蒙城县计生委主任苗桂民告诉记者，为了避免被警方查到，“两非”人员往往选择流动、隐蔽的方式进行交易，“有的两非人员怕被认出，鉴定时用口罩蒙面，用香烟、鲜花等物品来示意检查结果。”

　　“两非”作案猖獗，不仅导致各地孕妇在“黑诊所”内流产死亡的事故发生，还加剧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近六年持续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整体仍处高位，2014年为115.88。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由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我国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B超网购作案便捷

　　 处罚过低屡查屡犯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团伙作案、器械管理、法律量刑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两非”案件查而不绝，屡查屡犯。

　　——团伙协同、流窜作案，查获难度大。一些基层卫计部门干部反映，当前不法分子从过去开诊所单独行动，逐渐演变成团伙式、流水式作业，如电话联系、B超检测、人工流产等环节均由不同人员负责，在不同地点进行，加上“寄血验子”手段更加隐蔽，因此除非被群众举报或引产出现意外事故外，一般很难查获。

　　浙江义乌查办的两个犯罪团伙，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育龄妇女招揽生意，介绍前往河南郑州鉴定性别和引产，形成跨省作案网络，仅一年内就为上千名孕妇鉴定胎儿性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刘燕舞表示，很多犯罪团伙频繁跨省流窜作案，导致部分出生人口比不高的地区，反而易成“两非”案件高发区。

　　——技术门槛低，药械设备管理存在漏洞。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说，随着B超技术逐步普及，加上超声检测设备便携化、简易化，靠说明书即可自学胎儿性别鉴定，空间狭窄的车内也能操作；同时流产药品和器具成本逐渐下降，吃几片药就可完成流产，使出生人口性别选择难度大幅降低，“两非”案件居高不下。

　　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的B超等超声诊断仪器，销售使用在各地均应受到限制，但记者在淘宝网上发现，价格从5000元到20万元不等的便携式、推车式B超，可供随意购买。这些产品虽标示用于动物孕检，但有网店店主表示，这些B超可用于人体胎儿检测，很多私人诊所都在采购使用，无需登记直接付款发货。

　　——违法成本低，容易反复作案。“一份药成本30元，收3000元，流产后输液还另收费用。”濉溪县检察院检察员郑万胜在查办安徽淮北濉溪县“4·12”大案时，发现“两非”案件利润极高，而犯罪成本却很低。据介绍，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没有明确的刑事罪名，很多“两非”涉案人员只能以非法行医罪或滥用职权罪处罚，若未造成孕妇死亡最多判刑三年，导致很多“两非”涉案人员多属重操旧业的累犯。

　　 专家呼吁“两非”入刑

　　 尽快形成全国“一盘棋”

　　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多地政府部门也正在探索采取强化指标考核、区域协作办案、完善利益导向等举措，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

　　一些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在现有政策措施基础上，还应从明确法律适用罪刑、细化“双非”药械管理、强化省际区域协作等方面推进标本兼治。

　　首先，明确“两非”入刑，提高违法成本。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等专家表示，我国现有刑法仅对从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纳入非法行医罪查处，但对于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只能行政处罚，应借鉴韩国、印度的法律制裁经验，取消“两非”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两非”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法律威慑力。

　　其次，完善药品设备管理，加强重点人员监控。安徽蒙城县“两非”办主任戴建认为，遏制“两非”案件高发，必须有效切断药械、人员两个环节。一方面应将终止妊娠药品按照精神麻醉药物管理模式，严格做好资质备案和销售记录，对B超等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进行电子信息化管理，便于溯源追责；另一方面加强对“两非”案件前科劣迹人员的监控力度，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做到预警预知。

　　第三，加强跨区域协同，探索完善利益导向。各地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预警机制，定期进行分析比对，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和督办，加大对省际交接地带“两非”高发地区的打击力度；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探索流动人口孕情监管模式；积极推进社会弱化男孩偏好，在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上疏堵结合，形成全国“一盘棋”管理，遏制“两非”案件高发。

　　原标题：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乱象：无明确刑罪违法成本太低

　　稿源：中新网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