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趋势变化之二：释放社会深层的投资“地火”

　　“2015～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应为2.3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带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投资需求将达到42万亿元。”新年伊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了一份令人心动的投资“大蛋糕”。  　　

　　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11年的23.8%，连续迅速回落，降至2014年的15.7%。“过去投资需求空间巨大，只要有钱敢干，投资都有回报。现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投资已趋饱和。”采访中，另一位政策权威人士如是说。

　　去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给出了清晰的解读。而上述涉及投资需求所反映出的强烈反差，就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迈向新常态所经历艰难转折时刻的例证。

　　对于这种变化，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为《瞭望》新闻周刊举例解释说，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意味着市场中一是资金过多、二是缺乏好的投资机会。资金在实体经济中没有好去处，就流向虚拟经济。同时，我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正在大量涌现，又亟需大量资金投入。　　

　　据统计，2014年末我国住户存款余额高达50.3万亿元。因此，在受访专家看来，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投资需求难题解决的根本之策，就是如何将我国总储蓄率仍然很高这一优势竞争力，用制度机制创新，充分释放到能够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全新的投资领域中去。

　　政府包揽式投资形渐式微　　

　　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还是投资。围绕着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是投资最主要的三大领域。但正是因为各级政府对这些领域的过度青睐和重复建设，使得相关的领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投资饱和。基于这一背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等很难再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

　　“这些领域过去一直是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投资时的重要抓手，当这些领域风光不再，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也将发生变化。”迟福林解读说，过去诸多的大项目、大工程主要是政府资金主导，而在财政收入增幅放缓，各种刚性支出却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大包大揽的路径已经走不通。”

　　比如，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蕴含着新的投资机会。但这些新的投资空间，特别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当中的投资空间，其共同点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靠过去的土地出让金或是土地抵押贷款的老路，已很难满足新的投资需求。　

　　再比如，创新驱动之下，新技术、新产品等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但现行投融资方式，只适用于传统的简单再生产，比如企业需要流动资金，拿厂房抵押到银行贷款，以扩大生产。但这样的投融资方式并不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需要。

　　“政府投资放缓腾挪出来的空间，毫无疑问需要社会投资来弥补。无论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其他新业态的投资，都需要调动民间资金的积极性。”王军认为，未来的投资图景，应是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搭建好投资平台，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以少量政府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不少地方创新创业平台的搭建，正是通过政府资金的投入，营造良好环境，让资金和技术无缝对接，撬动社会资本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同时，在这样的创新、创业活动中，也能更好地在市场中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当中国真正形成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形成万流汇聚的磅礴力量。”他说。

　　如何下活投资创新大棋　

　　“今后的政策要点是要消除投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包括公共性更强的基础设施投资从哪里来，创新活动的投资从哪里来，这些都需要改革，需要创新。”权威人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投资创新既可以在存量和增量上做文章，也可以在模式和手段上有突破。

　　一是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选择公共私营合作制（PPP），引入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表示，除了七大工程包以国家重大工程来明确重点投向外，国务院也下发了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的通知。通过创新投融资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导向。“这也标志着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现在进入到了新的阶段，PPP模式可以更好地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郑新立也对本刊记者表示。

　　二是可以发行一定规模的永久性可交易国债，激活社会资本。王军表示，目前社会资本也相对充足，但总的来看，居民投资渠道还比较狭窄。可以利用当前社会资金充裕的有利时机，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需要，考虑每年面向全社会发行一定规模的永久性可交易国债。所谓永久性可交易国债，是指没有规定到期日，也不偿还本金，但规定按时支付利息的国债，随着政府财力的变化，待未来条件成熟时从市场上买回注销。在买回前，国债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易。　

　　三是适当降低国库现金规模，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我国自2001年开始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将原来大量滞留在预算单位的财政资金集中到国库，显著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王军表示，随着财政盘子越来越大，进入国库的钱越来越多，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闲置国库现金。2014年9月，政府存款达到3.7万亿元人民币。从实际需要看，国库资金余额只要能满足一段时期（一般国家为3～6个月）的财政支出需要即可。

　　四是畅通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王军表示，资本市场应成为未来融资的主渠道。民营银行、小微银行和社区银行应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应加速形成。在债券市场方面，应畅通企业自主发债的通道，把好准入关后，让企业和投资者自主对接。股票市场方面，目前也被认为门槛较高，层次也不够丰富，没有真正起到鼓励创业创新的作用。

　　“新常态”四大投资新空间　　

　　事实上，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积极营造投资新环境和新平台。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就表示，当前主要是围绕补短板、调结构，加快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着力解决好“投什么”的问题。目前，发展改革委已研究提出了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七个重大工程包。　

　　从更为细致的方向观察，受访专家认为，新常态下的投资至少可以聚焦四大方向。　

　　其一，要在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等重大战略方面，谋划开工一批长期支撑作用大、近期带动力强的基础设施项目。加快相关通道的铁路、港口、码头和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海运、空运、铁路、公路、内河水运和城市公交相互衔接的立体化运输网络，加快结点城市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形成互联互通的总体布局。

　　其二，推进形成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设施建设和经营。深入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抓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其三，教育、医疗、养老、环保、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都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应把这些领域作为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尤其是环保产业应作为投资的增长点，现在技术都是成熟的，关键要尽快形成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机制。”郑新立表示。　　

　　其四，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业态领域。王军认为，互联网的发展给产业组织形式带来了变化，互联网本身也因此成为一个重要投资领域，“适应新业态的需要，要求建立与互联网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都是投资的新兴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