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31年前因超生被计生办抱走 发传单找到父母

　　袁鹰的寻亲传单。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为了寻找31年前因超生被计生办抱走的孩子，四川简阳的邹玉花夫妇找遍了全市，甚至误将另一个孩子当做了亲生子收养了九年。 

　　为了找到亲生父母，31岁袁鹰（化名）把寻亲传单贴遍了简阳多个乡镇。 

　　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上午，袁鹰在简阳市贾家镇张贴的寻亲传单，被邹玉花的一个邻居无意中捡到，转到了邹玉花手中。 

　　父母与儿子就此重逢。 

　　被抱走的男婴 

　　58岁的邹玉花是四川简阳老君井乡卧龙村农民，一辈子老实本分。2014年11月28日早上4点多，邹玉花早早地醒来，透过窗外，门前的马路还是一团漆黑。邹玉花睡眠不好，一个人醒来时，她总是会想起自己的二儿子。 

　　1983年农历四月十九，27岁的邹玉花诞下一名男婴。此前，她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时任老君井乡党委书记的吴太章和乡计生办主任夏仕群告诉邹玉花，按照政策，超生户要么交罚款，要么孩子被抱走。 

　　邹玉花的丈夫张明发，当时是负责管理牛羊车马的村干部，与吴太章关系融洽，他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 

　　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吴太章说，四川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计生工作非常严格，“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第一胎是女孩儿也不行。” 

　　留下这个男孩的代价昂贵。张明发被计生办带走结扎，家里1.5亩承包地被收走，并要上交1601元超生罚款。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彼时，一名普通县里干部的月工资大约是30元。张明发向亲戚朋友借了1100元，凑齐了罚款。 

　　当年10月6日，村会计到张家给这名男婴上户口登记材料，邹玉花两口子悬着的心总算落地。邹玉花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3天后，50多名政府人员和警察，在贾家区（后改为贾家镇）公安局领导和区计生办主任带领下，从邹玉花怀里抢走了男婴，退还了1000元罚款。邹玉花和张明发抱头痛哭。 

　　吴太章证实了邹玉花的说法，他清晰地记得，1983年，老君井乡被抱走孩子的有两家，张明发家是其中之一。 

　　对于当年超生儿被计生人员抱走一事，昨日，简阳市计生局一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30多年前的事情比较久远，计生局没有当年的档案资料，说不清楚。 

　　孩子被抱走第五天，镇上要求张明发开检讨会，用大喇叭对外广播检讨实况。张明发成了超生户“典型”。不久后，张明发一家离开了村子，搬到了贾家镇上，卖肥肠和猪饲料为生。 

　 　一公里外的“寻亲”传单 

　　这天上午9点半，天气阴沉，因为生意平淡，张明发两口很晚才吃早饭。 

　　与此同时，一名男子和3名老太太在离饲料店一公里外的街上，散发着寻亲传单。 

　　3名老太太就是这名叫袁鹰的男子雇来的。袁鹰一大早就驾车带着她们和一厚叠传单，从简阳赶到这里。 

　　“我要找我的亲生父母。”袁鹰说。 

　　31岁的袁鹰是简阳市某乡镇人，他家所在的镇子距离贾家镇40多公里。袁鹰说，打四五岁起，他就从邻居和父母口中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而是县计生局抱走的超生孩子，被父母领养的。“养父母以前夭折了两个孩子，对我非常好。” 

　　自从结婚有了孩子后，袁鹰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就想知道亲生父母什么样，再不找人就老了。” 

　　2013年10月，袁鹰来到简阳市计生局查档案，“我因为超生被抱走，计生局肯定有档案。”但他翻遍了计生局办公室所有的档案资料，上世纪80年代的记录，没有抱孩子的一点线索。 

　　对于当年谁抱走了孩子、孩子送向了哪里，简阳市计生局一负责人表示，由于年代久远，并无相关档案记载，追查起来困难。但对于向计生局寻亲的群众，他们会提供信息查询等相关力所能及的帮助。 

　　去年3月的一天，袁鹰接到了简阳市计生局的电话，说找到一个“疑似亲生父母”，也是1983年被抱走孩子的家庭。袁鹰当时在齐齐哈尔做生意，当天飞回成都。 

　　第二天，袁鹰掏了7000元，与“疑似父亲”做了加急亲子鉴定，但双方并无血缘。“疑似母亲”不死心，又执意自掏腰包和袁鹰再做一份亲子鉴定，但结果仍是非亲生。 

　　“拿到亲子鉴定的时候，那个妈妈哇哇大哭，我也挺不是滋味。”袁鹰说。“我们都失去了亲人。” 

　　2014年6月，袁鹰在简阳市电视台做了一周的寻亲广告，但毫无效果，这之后袁鹰决定发传单找亲生父母。2014年11月24日，他用铜版纸印了5万份传单，以一天一百块钱雇了三个老太太发传单，“简阳全市55个乡镇，我把传单发遍全市，肯定能找到亲生父母。”袁鹰说。 

　　根据袁鹰从计生局内部打听到的消息，自己当年应该是本地超生的孩子，而不是从外地抱来的。 

　　11月28日上午，袁鹰发传单的第五天，发到第十一个乡镇——贾家镇。 

　　这些传单被张贴在贾家镇的大街小巷，塞在过往路人的手中。 

　　误寻的儿子 

　　上午10点多，张明发两口坐在饲料店门前打发时间。 

　　贾家镇中学门口，邹玉花的邻居张文顺（化名），看到这些传单上印着花花绿绿的字，捡起一张。回到家附近，张文顺还拿着传单。邹玉花随口问，“你拿的是什么？” 

　　“一个娃儿在找亲生的妈和老汉儿。”张文顺说，并把传单给了邹玉花。 

　　邹玉花仔细地阅读这份传单：“本人，男，1983年出生是因当年亲生父母超生，被简阳县计生办抱走，抱走时只有几个月大，现迫切想寻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有知道1983年简阳县内因为超生被抱走男婴线索的请与我联系。” 

　　邹玉花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多年来，坐在门口没事时，邹玉花总是忍不住想起只哺育了半年的小儿子，“该结婚了，或许孩子都有了。” 

　　孩子被抱走后，张明发从简阳县计生局打听到，所有超生被抱走的小孩都有分配计划，被送给单身汉或没有孩子的家庭。他的小儿子先在一个退休老妇家里寄养了四天，后分到了平泉区（后改为平泉镇）一户人家。 

　　在平泉区金鱼乡，张明发打听到，一个王姓单身汉刚收养了一名男婴，与自己的小儿子年龄相似，但他还没有找到这户人家，就被金鱼乡政府的人赶走了，“他们说找人有罪。” 

　　老实的张明发此后再也没寻找过孩子，“政府做主给了别人，就是人家的娃了。” 

　　张明发夫妇没有想到的是，1997年，当年没找到的王姓单身汉，竟然找到张家，并送来一个14岁的男孩，“那个单身汉说，这就是我们当年被抱走的儿子，他养不起了。” 

　　张明发将信将疑——男孩的头上只有一个“旋”，“但我头上有两个‘旋’，我儿子应该也有两个‘旋’。” 

　　为了打消疑虑，张明发带着男孩到简阳第二人民医院，鉴定是不是亲生的，医生告诉张明发，按照血型推测，“差不多是亲生的。” 

　　两口子对这名男孩倾尽心血，“送他读书，当兵，复员后送他去驾校，给他攒钱买了辆小货车。”但在抚养了9年之后的2006年，这名男孩不辞而别，与张家断绝了联系。 

　　张明发夫妇十分伤心，“我不怪他，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身世，去找亲生父母去了。” 

　　他们从此尽量不再提小儿子的事情，仿佛这个人从未出现过。但2014年11月28日上午，一份寻亲传单，再次点燃了邹玉花的希望。 

　　她决定，给传单上的这个人打个电话。 

　　 认亲 

　　10点半左右，袁鹰的寻亲热线电话响起，打电话的正是邹玉花，“我在1983年丢了个娃儿，我们见一下子嘛。” 

　　接到电话后，袁鹰并没有十分激动。五天来在十一个乡镇散发的传单，让他每天都能接到五十多个像邹玉花这样寻亲的电话。 

　　此时，外出散步的吴太章也看到了传单。吴太章退休后，搬到了贾家镇上居住，与张明发相距不到两公里。但两家没有再来往过。 

　　不到10分钟，一辆轿车疾驰而来，停在张明发店门前。 

　　刚下车的袁鹰还未来得及寒暄，张明发跑过去一把拉住他，要“看脑壳”。“我是‘双旋’，你上来就看脑壳，很有可能哦。”袁鹰说。张明发夫妇和袁鹰三人当即赶到了成都一家医院做DNA亲子鉴定。 

　　这是袁鹰第四次来做亲子鉴定，医生很熟悉他了，笑着说，“希望你这次能找对。” 

　　虽然鉴定结果没立刻出来，但张明发和袁鹰的眉眼棱角十分相像，袁鹰暗自认定，张明发夫妇就是自己亲生父母。他停止了发传单，回到东北边打理生意边等结果。 

　　半个多月后，12月16日，袁鹰和张明发夫妇都拿到亲子鉴定，结果显示，邹玉花是袁鹰的生物学母亲。已经回到齐齐哈尔的袁鹰第二天便赶回简阳市贾家镇，冲着张明发夫妇喊爸妈。 

　　1983年农历十月初六，张明发给儿子取名叫张华勇，“希望他勇敢地生活”。3天后儿子被抱走。 

　　2014年11月28日，张明发夫妇再次见到儿子时，这天是农历十月初七，“整整31年过去了。”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实习生  李骁晋  李璐  四川简阳  黑龙江齐齐哈尔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