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财政科技资金最大效益的成功实践
8年来的建设和运行表明，农业部、财政部启动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不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成功地探索出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围绕产业开展全国性大联合大协作的运行模式。
玉米体系防治岗位科学家陈捷表示，实践证明，通过科研院所、大学和推广部门的自发联合，无法突破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则是由政府主导，在现行科教管理体制下作出的重大改革尝试，没有产生过度“震荡”，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大豆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表示：“如今，其他一些产业、一些省市也借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做法。另外，在世界上，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和技术转化树立了新的样板。”
集中力量办大事
科技项目分散、科技人员分散、国家需求难以有效满足，是长期以来制约科研领域发展的深层问题。在不触动现行管理体制前提下，通过中央财政稳定支持和任务委托方式，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聚了全国科研机构、大学、农业推广体系和企业的近2200名优秀人才及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打破了部门、区域和学科界限，搭建了新型农业科技联合协作的大平台，有效衔接了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各个环节，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研发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一项看似普通的“玉米深松改技术”，带动了主产区玉米大面积增收。
2008年9月27日—10月17日，玉米体系土壤与栽培岗位专家和经济岗位专家联合对全国三大玉米主产区的17个省份31个试验站151个示范县916代表性样点土壤的有效耕层深度、有效耕层土壤量、土壤容重等进行调查，发现土壤耕层明显变浅，全国平均16.5厘米，土壤严重板结，制约了我国玉米大面积高产高收。同期美国的土壤耕层平均为35厘米。
2010年—2015年，玉米体系的机械、耕作栽培、植保、育种岗位专家紧密协作，在全国22个试验站开展深松时机、深度以及深松对土壤理化性状、作物生长、产量及病虫害变化规律研究。
随后，明确了各地区最佳深松时机和深度，明确了深松改良耕层的增产机理、深松改土区域技术的集成和示范。东北区域建立以条带深松为主体的耕层调控技术模式，近3年，该项技术累计应用1566万亩，新增产量112.3万吨，新增效益20.3亿元；黄淮海区域集成了“玉米调土强根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在河南省应用，带动了主产区大面积增收。
“正是因为体系内专家精诚合作，发挥多学科的优势，才有了我国玉米生产的稳定健康发展。像这项‘深松改’技术，要是在过去，无论是立项、考核、验收都过不了关。现在，大家由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做到了齐心协力，集中力量干大事。”玉米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说，“我们还编制了年度行业报告，这是市场上的公司做不到的，因为数据太难获得，只有体系能做到。”
中国工程院院士项仲怀说，体系初步解决了科技力量布局碎片化问题，打破了部门和行业、中央和地方的隔阂，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隶属关系的农业科技人才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科技团队，同时较好地处理了科技工作者与原单位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科研与推广的效率。
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
农业生产周期长、区域性强、技术制约因素复杂，农业科研需要有针对性地持续跟踪研究。以往，为了获得充足的科研经费，科技人员往往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写本子、忙答辩、跑关系和被动交账”上。该体系科学测算经费实际需求，通过中央财政稳定支持和任务委托的方式，把人员基本研发费固定下来，转变了财政科技过度竞争、支持周期短的投入方式。
这一点，青岛农业大学副校长戴洪义感受尤为深刻。作为国家苹果体系育种岗位的科学家，他告诉记者：“加入体系的这8年，是工作最愉快的8年。”他先后育出了5个苹果品种。
2014年11月1日，晚熟苹果新品种“福丽”通过专家验收。戴洪义说，经过多年区域栽培试验，其优秀品质已经非常明显。栽培期间不需要采用套袋技术，就能实现果实全面呈浓红色；与山东省广泛栽培的富士品种相比，糖度高1.2度，口感上明显更甘甜、酸度小；果实采摘后极耐储藏；此外，“福丽”的抗病性也很好。
验收专家组经过测评认为，“福丽”果实近圆形，果面光洁、未套袋果实全面着浓红色；果肉黄白色，致密；汁液多，风味甘甜，香气浓郁，品质上等。“福丽”的选育，为丰富山东省苹果品种类型、加大品种结构调整做出了贡献。
“苹果选育一个新品种一般需要12年—15年。过去申报项目一般是5年，5年过去不知道还能不能接着干。现在有了稳定支持，科学家能放心地做科研。”戴洪义说。
相对稳定的支持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说，由于农业类产品和新品种研发周期相对较长，这就需要体系给予科技工作者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使得农业科技工作者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在某一领域开展深入持续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做好相应的技术储备。
“过去是啥都做，但聚焦得不深入，哪儿有钱在哪儿做，没钱了，做得再好也得停下。”葡萄体系首席科学家段长青说，“体系帮我们实现了专家想做的、能做的和产业要我们做的‘三统一’。”
中央财政每年为每个首席科学家岗位投入30万元管理经费，为每个科学家岗位投入70万元基本研发费，为每个综合试验站投入50万元研发和试验示范经费。从2007年至2016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体系专项资金110.5亿元。
国家财政科技支持的新模式，也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目前，已有23个省份建立了地方产业技术体系，每年带动地方财政投入超过4亿元。
成功化解“两张皮”
如何保证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体系建立了“以需求定任务”的科研立题机制。每个体系长期跟踪调研主产区农业部门、推广部门、行业协会、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六大类100个技术用户，梳理出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问题，形成体系的研究重点任务。既要“下得去”，主动深入生产一线，开展调研；又要“上得来”，及时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凝练研究课题和方向；还要“坐得住”，深入研究，形成可推广的技术解决方案。
通过产学研结合，成功化解科研、产业“两张皮”的现象。
黄陂东坡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友告诉记者，公司2006年开始成立，当时种植面积只有10万亩，到了2013年就达到41万亩。2011年开始与国家水稻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站长游艾青合作，一直跟踪至今，创立“东坡玉粒”大米品牌。
“体系专家帮我们公司实现了两个效益：一是品牌提升，产品被评为湖北十大名米之一。二是效益提高，合作前收入不到11亿元，现在已经到17亿元，增加了60%。今后，希望体系不断为我们提供更新的优质品种，体系加工专家帮我们推动稻米加工产业。”陈建友说。
该公司只是游艾青合作的公司之一。游艾青告诉记者，试验站将高档优质稻产业化开发作为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突破口，先后育成了鄂中5号、广两优5号、华润2号等优质稻品种。其中，农民种植鄂中5号品种的收益比种植一般水稻高50%以上，企业利用该品种开发产品的价格是一般优质大米的3—5倍。鄂中5号累计种植已达1000多万亩，农民增收25.9多亿元，企业增效20.7亿元以上。
试验站主动与企业对接，成功打造了“国宝桥米”和“福娃大米”2个全国名牌产品。此外，还重点培育“东坡大米”“竹溪贡米”“虾乡稻”等10多个湖北地方特色优质稻品牌。
参与合作的一些企业更是感受深刻。
“体系搭建了一个企业与科学家之间的平台。”北京峪口禽业总经理孙皓说，加入体系后，公司与体系专家联合成立了蛋鸡研究院，建立了全员创新机制，仅“十二五”期间就有630多项成果，公司还与体系专家联合成立了健康养殖学院，开展对内、对外的各种技术培训。
充分发挥体系自律
有了稳定的支持，“旱涝保收”，如何让财政资金发挥更大效益？体系初步建立了一套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制度体系。
在人员选择上，体系采取了提名人和推荐人分开的原则、管人和管事分开的原则，每一步都公开化透明化操作，形成了相互制约的权力分配机制。比如首席科学家由农业部提名候选人，由各区域各学科的同领域专家投票确定；岗位专家由首席科学家提名，由中国作物学会、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等15家这样的一级专业学术团体评估确定。最后确定进入体系的每个人的相关信息全部在网上公示，进入体系后的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信息也全部在网上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体系以解决产业问题为导向，建立了自下而上的科研选题机制与自上而下的任务委托机制。提出了四大任务：重点任务、前瞻性任务、基础性工作、应急性工作。实行首席科学家总负责制，由农业部与首席科学家签订《总任务书》，首席科学家将重点任务分解，与岗位专家和综合试验站站长签订《任务委托协议》，建立了5年签订总任务、每年签订分任务的模式。
体系出台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各体系成员每年集中考核，引入末位淘汰制度，改变以SCI论文、科技奖励、项目数量与类别等为考核指标的评价体系；实行专家测评和技术用户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解聘连续两年倒数10%以内的人员，其岗位面向社会重新招聘；部分体系还建立了末位人员约谈制度，指出存在的问题症结和改进方向的整改措施。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的体系内部科技人员认同“体系对科技人员的绩效评价方式是合理有效的”，65%的体系外部人员认同“体系的人员绩效考核机制是合理的”。
农业部科教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体系还建立了“体系网络管理平台”，实现了任务执行、经费使用、科研进展、产业发展动态监测等即时动态管理。建设了“网上办公室”，要求体系人员的工作日志、月度经费支出、工作总结、上交报告等全部在网上填报等。
第三方评估专家组认为，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大创新举措已取得很大成功，体系所蕴涵的一些特点如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上下游结合、多学科交叉与问题导向等，较好地反映了农业科技的发展趋势与规律。
“有这么好的体系支持，再干不出名堂，只能说你能力有问题了。”贝类体系首席科学家张国范深有感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