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光：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绝非"草木皆兵"

　　原题：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绝不是“草木皆兵”

　　作者：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王洪光中将

　　在今年《环球时报》年会上，就“日本重新军事化会走多远”议题，上海师大教授萧功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马立诚认为“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是个伪命题”，对日本军事化“不必草木皆兵”，“中日关系恶性互动中国也有责任”等主要观点(下称三人观点)，笔者并不同意。由于年会同台辩论时间有限，不能完全展开辩驳，有必要在此表明自己的观点。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日本这个“二战”时的法西斯国家，竟然在这个最该反省战争罪行的节点上毫无忌惮，逆世界潮流而动，“翻案”动作不断，让我们逐渐看清并判断：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以新的面貌复活，必将危害世界。

　　安倍政权的目标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做一个“正常国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国际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为此，他自我认知和要求，日本不能只是一个经济大国，更应该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不仅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力，必要时可以向全球派兵和动武，以实现本国的意志。日本的企图，实际上是推翻“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确定并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日本在对“二战”法西斯侵略和暴行没有正确认知，对自身是“加害国”还是“受害国”还“弄不清楚”，对“二战”形成的战后格局并不承认的情况下，安倍政权正在冲开战后国际社会关闭军国主义的魔盒——“和平宪法”，舍弃近70年的和平发展道路，鼓吹并实行“积极和平主义”，即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积极”地推行改头换面的军国主义，即新军国主义。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特别是亚洲地区蒙上了军国主义战争的阴影。

　　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主要表现在：一是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二是以天皇为统帅的绝对领导权威，三是军部势力左右政府和政局，四是国民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潮和对外战争的意愿，五是日本民族世代传承的武士道精神支柱，六是用武力挣脱岛国的天然束缚，向大陆开疆扩土，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人观点认为，现在日本已不具备实现历史上军国主义的条件。其实不然，日本军国主义以新的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换汤不换药，笔者称之为新军国主义。它的表现和内涵：

　　一是信奉军国主义的右翼保守势力从政治边缘状态走到了政坛的中央。他们的代表人物、新军国主义分子安倍等人把持了政府高层及参众两院，已经可以决定日本的现状和未来。绝不是三人观点所说的“极个别的极端右翼行动派”。“日本极端右翼早已经在日本政治中被边缘化”的判断，是不符合日本政治现状的。也不是“有学者提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走向复活会引起日本国民逆反心理”。90%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感度与30%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度，是一个“逆反心理”能够解释的吗？日本在按照自己的轨迹在发展，我们提不提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来说，都没有用。我们之所以提，一是事实确实如此，二是警醒国人，不要被“不必草木皆兵”所麻痹。日本现在的政体是“国会内阁制”，首相可以根据需要解散不与自己配合的国会，重新选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安倍就是通过解散国会并提前选举，稳定了自己长期执政的基础。老军国主义分子、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犯岸信介1955年参与组建了自民党，1957年任日本首相，他任用的内阁成员，有一半都是军国主义骨干分子。他在回忆录中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现在的安倍政府实现了岸信介的期望，它的阁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一个右翼极端政权已经身兼“二战”时天皇、军部，以及议会和政府的权力，完全掌握了日本的国家命运，可以为所欲为。

　　二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并未瓦解。日本的民族性格是坚忍、服从、守纪、狭隘、集体主义、民族独尊、耻辱文化和复仇主义，把东方儒家文化偏面化、极端化和绝对化。其与中国儒家文化最大的区别是不讲“仁”，没有仁义、仁慈、仁爱，崇尚强者，鄙视弱者。日本历史上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渗入现代人心，包括参拜靖国神社，暗藏了军国主义基因。这就决定了日本人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甚至进入疯狂迷乱的情状，这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前，举国动员进入战争状态的迅速彻底，以及“二战”后从破败凋敝到经济腾飞的迅猛发展，都可以充分证明。尤其是近几年日本经济的停滞和中国经济对日本的赶超，使日本上下很不适应，为滋生新军国主义提供了社会条件。三人观点认为“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橄榄型社会中的主体，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笔者认为，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孕育军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德国在“二战”前城市化程度远远高于日本，城乡差距不大，德军官兵文化和教养程度很高，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一样不影响德国在法西斯希特勒的引领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三是发展和保持了东北亚最强的军事力量，军备范围由周边扩大到全球，成为亚太地区动乱的推手。日本早就使名义上的自卫队变成了实质上的正规军队，远远超过了“自卫”的需要。已经通过即将实施的安全保障系列立法打破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日军可以从“周边”走向全球，当然包括南海。三人观点认为“日本军费虽然是世界第三，但45%是人头费，武器购置费仅占28%”，得出“这样的军费开支很难想象是以军国主义为目标”的结论。笔者认为，各国军费开支的比例与日本都差不多，不能说日本的武器购置费比例低。日本自卫队称其官兵教育和训练水平远远高于我军，没有45%的人头费怎么能够达到？飞行员年飞200小时与400小时能一样吗？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是综合性的，人员素质与武器装备是相对应、相适应的，28%的装备购置费不能说明日本自卫队战斗力弱。另外，我们也不必想象“二战”时美国拥有七八十艘航母，日本拥有二三十艘航母的机械化战争场景发生在当下。当今，美国十一艘航母就可以包打天下!当前日本军费完全可以支撑军国主义复活的初始阶段。

　　四是日本媒体总体右倾保守，并与政府意图高度一致。日本媒体在历史上就宣扬军国主义，为日本的扩张和侵略提供了舆论宣传阵地，对“二战”中全体国民陷入战争狂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日本关东军发动“九 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当时两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连发30多篇社论，配合战犯石原莞尔“满蒙生命线”理论，为日本社会接受即将发生的“九 一八”事变做好思想准备。“九 一八”发生后，日本社会没有人怀疑这是关东军所为，都认为是中国军队干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全部报纸紧随军国主义政府把明明是侵略战争说成是“讨伐暴戾中国”。主流媒体派出大批随军记者，宣传日军的“武功”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战后各媒体有一些煽动战争的人物被关进监狱，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些人又被释放出来，重新把持了媒体。战后一直没有被追究和自我反省的日本媒体界，现在很自然地站在安倍右翼势力的立场上，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现在日本各大媒体“很有觉悟”，少见与政府不同的声音，早就起不到监督、制约政府的作用。安倍政府也高度重视媒体，用拉拢和逼迫两种手段掌握媒体，打压不听话的《朝日新闻》，靠媒体把自己的右翼保守观点灌输给民众。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友好言论和正面报道越来越少，当今日本民众有90%反感中国，日本媒体真是“功不可没”。

　　五是日本自卫队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并大力发展军备。安倍政权正在为军事集团干政解禁，主要措施是修改“自卫队法”、“防卫省设置法”，废除执行60多年的“文官统制”。虽然现时还不敢打出军国主义的旗号，但自卫队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几十年磨一剑，发展了东北亚最强的军事力量。去年有一百多名军官身着军装参拜靖国神社，明目张胆地违反“和平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多年来，自卫队员“主动”打扫靖国神社院落，防卫大学每年都组织学员到靖国神社“夜间行军”。海上自卫队出海前都要祭拜神社，相当于我国渔民出海前祭拜妈祖。这些“组织”和“个人”行为，说明日本自卫队在进行军国主义传统教育，为新军国主义势力掌控军队做思想观念的准备。在具体行动上，向冲绳、宫古、石垣等岛屿增派或新派常备部队，部署防空和反舰导弹，加速西南岛屿“要塞化”，妄图在必要时封闭宫古海峡，进而封锁第一岛链。其矛头完全是针对中国的。

　　日本科技、工业基础雄厚，“二战”时就能制造先进战机和航母等。当前日本在航空、航天、船舶、化工、电子、机械领域门类齐全，能生产世界先进武器，一旦打破“武器出口三原则”限制，将占领世界航天市场的1/4，军用电子市场的1/2。日本正在向澳大利亚推销苍龙级潜艇，与印度的军工合作也在紧锣密鼓中。这像是一个“和平国家”所为吗？有一点“和平痴呆症”的意思吗？反倒是我们有一些人可能患上了“和平痴呆症”，对军国主义复活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日本当下正在复活军国主义，决不是如朱峰所言是个“伪命题”，而是确有研究和警惕的必要。笔者认为新军国主义在当下的泛起，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日本民众趋向全面右倾保守，新军国主义有萌发的土壤气候。战后近70年来，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上下秉持和平主义，视界主要向内，埋头发展经济，从战后凋敝破败的经济很快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日本依据本身经济大国的地位，在没有充分反省侵略战争的前提下，必然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相应地军事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必备条件。日本经过近70 年发展，不仅经济搞上去了，而且人也换了两三代。如果70年前一个刚懂事的15岁少年，到今年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可以说日本战后的两三代人，对战争是没有记忆的，他们受到的教育是被原子弹轰炸的悲情，是战争的“受害国”和“受害人”。“和平宪法”一方面是规正日本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对日本来说是一种“非正常国家”的束缚，日本的“爱国主义”者会感到是一种“耻辱”。三人观点认为，“中国民众的潜意识中存在着对日本的高度疑虑、警觉、敏感与不信任感，这是民族生存的自然本能反应，我们有些人往往还是根据过去时代形成的刻板印象来看待日本”，“从甲午战争以后百年的历史看，中日之间的恶性双向互动是有历史之鉴的。”这一观点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中华民族是宽厚仁义的 ，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完全是日本百多年来对中国侵略和始终拒不认错导致的。哪里是什么“互动”？中国有对日本侵略吗？有屠戮了3200万日本人吗？笔者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大力倡导对日友好，在中日还没有外交关系情况下，邀请大批日本民间人士访华。笔者至今犹记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青年访华，在南京玄武湖与日本青年联欢的情景，沉浸在“中日友好，一衣带水”的情感中。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干线，我们为中日建交欢呼，并对日本为中国提供贷款和成套设备心存感激之情。中华民族并不记仇，“二战”后国民党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共产党执政后也认可这一决定。笔者从小生活在南京，居然在青少年时代就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何来中国民众对日本“过去时代形成的刻板印象”？几十年来，日本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淡化甚至是否认，对慰安妇的全盘否认，对中国人和各国战俘的活体解剖，对中国的细菌战的否认，对遗留在中国各地“化武”销毁的怠慢，对靖国神社中战犯的祭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等等这一切日本对中国的“恶性互动”，欲盖弥彰、死不认错，才引起中国民众“对日本的焦虑、警觉、敏感与不信任感”。日本战后这两三代人只有对侵略战争的集体失忆，对国际社会对待日本“不公正”的委屈，以“受害国”和“受害人”的身份对原子弹悲情年复一年的回味。日本大多数国民已然右倾保守，这是更加右倾的安倍政权上台的社会基础。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和少量民众保持了清醒头脑，深知战后“和平宪法”规正的和平道路给日本带来政治上、社会上的安定和经济上的巨大红利，但他们的呼喊已经被淹没在整个社会右倾保守的大潮中。日本萌发新军国主义的气候土壤条件逐步成熟了。三人观点说民调显示日本只有11%的人愿意上前线打仗。这只能说明是日本70年和平发展的红利，是“和平宪法”的功劳，不代表日本不具备战争动员能力。日本当下就有52%的民众支持日本到域外的南海巡航，这还是未对民众进行动员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是美国挟一己之利，为日本松绑，亲手打开了关着军国主义的魔盒。战后近70年，美国从来就没有打算彻底清除军国主义。战后初期，为了包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东京审判和在其它地方的审判都草草收场，4000多名各级战犯很快释放出来。这些军国主义骨干分子相当一部分占据了日本政商界高层，影响甚至左右战后日本的政局，安倍的外祖父、战犯岸信介还就任了日本政府首相。上世纪六十年代至苏联解体前，日本作为美国在东北亚的前进基地，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近一二十年，其主要矛头指向改革开放、发展迅速的中国，尤其是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更加借重日本的力量，有意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不加掩饰地发挥其遏制中国的前进基地作用，加速了日本向新军国主义转化。美国当下一系列的做法，都是在打开虎笼，放虎归山。如明确把我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日本出兵范围由“周边有事”向全球扩展，这意味在全球任何地方，日本只要认为自己受到“威胁”，都可以派兵和动武;日本可以自由出卖军火，这就使日本军火工业可以以军备养军备，减少对国家军费的依赖，自我发展壮大。三人观点认为日本“和平宪法基础牢固”。而现实是，日本通过“新安保法”已经架空了“和平宪法”，这还不算，正在谋求彻底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第九条，解除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正规军队，日本也具有了开战权。前不久安倍竟敢以未读过“波茨坦公告”有关条款，全盘否定日本在“二战”的侵略罪行，否认国际社会对“二战”战后国际格局和日本国土范围的认定。如果没有美国默许甚至纵容，日本敢这么放肆大胆地“翻案”吗？美国之所以放纵日本，把日本军国主义从魔盒中释放出来，是出自于它长久做世界霸主的考虑，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就是“领导世界100年”。因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实力下降，它眼看着自己难以独力称霸世界，只好让它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打先锋，它自己在背后支持。只有在它盟友无力控制局面时，它才跳到前台，譬如在南海。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中美直接对抗虽然对中国压力很大，但美国自己的压力同样也很大，火候一旦掌握不好，很难全身而退。而在东北亚，只要把日本放出来，就可以牵制中国和俄罗斯，减轻美国在南海方向和中东、乌克兰问题上的压力。虽说美国搬起日本这块石头最终会砸到自己的脚，但当前还是在砸中国和俄罗斯的脚。

　　三是安倍及日本高层复活军国主义的夙愿使然。日本“二战”后就有一批右翼极端分子，从来不承认“二战”的失败及罪行，从来不承认“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从来不承认“和平宪法”明确的和平道路对日本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只不过在20世纪，这股右翼极端势力只是一小撮，总的讲还处在日本政坛的边缘，对日本的和平发展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使日本上下很不适应，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把握“机遇”，迅速发展壮大，占据了日本政坛中央。他们认为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机会到了，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开始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秋后算账，反攻倒算，大开历史倒车，甚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的节点上，都毫不隐讳他们的观点和行动。尤其是今年日美重新制订的《日美新防卫指针》，已经把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新军国主义前景展现在世人面前。安倍晋三今年夏天在国际社会压力下被逼无奈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依靠公关策略以蒙混过关。既如马立诚所言“道歉”20多次，但毫无道歉的诚意，又有多大意思呢？

　　四是国际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力量还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二战”战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警惕的、约束的，把灾祸关进了潘多拉魔盒。长期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国内被边缘化，在国际上也很难兴风作浪。当下由于美国的放纵，军国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国际社会对其警惕性严重不足，只有中国、俄罗斯、韩国少数近邻保持了应有的警惕，但日本并没有放慢新军国主义的步伐。日本在“二战”中侵略的东南亚和南太平岛国，由于战时日本搞的“大东亚共荣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又因为日本的“进入”而驱逐了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有的国家民众甚至有被“解放”了的感觉，对日本并不痛恨;再加上日本几十年来对这些国家施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拉拢，如安倍上台后秉持“价值观外交”很快走访了这些国家，许以巨额援助;日本“远交近攻”，积极主动拉拢澳大利亚、印度和南海域内国家，这些都分化了国际社会反军国主义力量。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针对一部分中国人还对 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发出了震耳发聩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警号。说有些人“对美国存着幻想，……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讲平等，讲互利”。目前针对日本军国主义以新面貌的复活，又到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时刻。国内上下、官方民间要统一认识，统一意志。不能认为对日本的警惕如萧功秦所言是“草木皆兵”,而是要充分揭露日本新军国主义从未有过的表现形式，不要被“积极”和平主义蒙住了双眼，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