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社会抚养费“抚养”了基层单位

　　江西某乡镇2013年一份社会抚养费支出明细火了。据报道，该乡镇当年征收社会抚养费107.10万元，10%上缴县计生委，剩下96.39万元自行支配，其中，劳务费42.27万元，包括乡村两级分成、给公安的拨款、村干部的信息费、计生执法队员工资等。津贴奖金16.56万元，包括计生干部和乡干部的津贴奖金。还有招待费10.20万元等。

　　如果没有这份明细，则公众以往对社会抚养费去向的种种担心，依然只是担心。这张表做实了公众的担心，原来在有些地方社会抚养费主要用来“抚养”计生工作人员，另外还是公款吃喝的“小金库”。这仅仅是江西的一个乡镇，而据专家估算全国超过250亿元的社会抚养费，其中又有多少是像报道中这样大部分被“自留”了的？

　　根据相关政策设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为了补偿政府的公共社会事业投入，这笔钱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应该沦为征收部门予取予求的禁脔。此前，媒体及公众也曾呼吁，应该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及支出的透明度，像公开“三公”经费一样公开收支情况与具体去向，以接受公众监督。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20多个省份公开了省级征收总额。

　　从更宽泛的视野看，该乡镇的支出乱象绝非个例。来自国家审计署2013年9月公布的全国9省份45个县社会抚养费审计报告显示，从2009年到2012年间，这45个县向征收单位和计生部门违规拨付的社会抚养费，总金额约达16.27亿元，占总额约60%。同时，45县未按规定上缴金额不少于31941.65万元。

　　尽管这45个县基层征收单位“自用”比例未到九成，拨付与截留部分合起来也有七成之多。这还不包括各地实际可能存在的收费不入账等行为。换言之，绝大部分社会抚养费流向了设机构、养人、沟通各种关系。或许，这也正是此项收费公开的真正障碍所在。不是不想公开，而是不能公开。

　　畸高的“自留”比例之下，催生了种种暴力征收行为，也使得一些地方出于利益驱动，“发明”了诸多“捆绑式收费”的方式，比如，不缴清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的孩子，就不能上户口，不能上学等，由此引发的悲剧并不鲜见。2013年7月，四川泸州16岁少女蔡艳琼因缴不起社会抚养费，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喝农药自杀；2014年3月3日，贵州兴义市农民王光荣因交不起22500元“超生罚款”割腕自杀。

　　三十多年来，中国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支付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虽然，每年也收不了多少钱，而且这笔钱主要用于支付征收成本。与当年被废除的农业税情况类似——得罪了老百姓，政府自身也没有多少好处，这样的政策往往就很悲哀。

　　当社会抚养费很少用于社会公共事业，而是主要供养基层单位、计生人员，大家就会质疑：还有什么必要去征收社会抚养费？

　　就目前而言，社会抚养费需要纳入财政监管，也要公开接受民众监督，让大家看清其用途，评价其存废去留。

　　在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影响下，有必要积极主动彻底清理以往遗留的此类利益捆绑政策。这种切割，不仅是对民众个体权利的尊重，也是国家人口政策转型的德政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