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现代社会的首要威胁是什么？

　　英国金融时报网１７日发表专栏作家西蒙·库柏撰写的题为《什么是现代社会首要威胁？》的文章。文章说，在德国之翼从巴塞罗那飞往杜塞尔多夫的4U9525航班上，机长上午10：30离开驾驶舱——可能要去洗手间。副驾驶安德烈亚斯·卢比茨随后把他锁在门外，并将飞行高度仪设为最低限——100英尺。随后的10分钟，卢比茨一人操纵飞机，而其他机组人员在外面疯狂地砸着驾驶舱门。最终，卢比茨驾驶飞机撞毁在法国一处山区，机上150人全部遇难。我们现在得知，卢比茨曾在网上搜索自杀方法以及飞机驾驶舱门的安全性。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曾两次因为他的抑郁症拒绝更新他的医学证明。

　　人类从未停止自相残杀，然而，卢比茨造成的事故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梦魇。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４日的德国之翼航班空难一周年纪念日提醒我们，西方人如今面临的最大恐惧是人为因素：谋杀与战争，从卢比茨、“伊斯兰国”到特朗普的一切因素。与其说这是因为人类变得比以前更具致命性，不如说这是因为造成人类提前结束生命的其他原因——疾病与意外——已经变得不那么致命。

　　几乎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充斥着传染性疾病、意外和暴力。1900年代初，在曼彻斯特，我的祖父母那一辈有两人因猩红热年幼夭折。我的曾祖那一辈有一人（男）死于列车事故。我的祖父母那一辈还有一人（女）在被一根鱼刺噎住后丧命。我的祖父196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被谋杀。

　　如今，在发达国家，上述几种死亡方式中只有谋杀还在以一定频率出现。富裕国家几乎已经消灭了传染性疾病，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在这些国家也已十分罕见。“曾有一度，飞机因窗框上的细小裂隙而在空中解体。于是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英国科技创业者史蒂夫·科斯特在一篇评论卢比茨事件的博客中写道，“曾有一度，飞机因机门向外开而坠毁。于是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飞机曾因尿液腐蚀而坠毁，于是，我们用密封的塑料厕所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类似的改进一直在减少西方国家死于汽车事故的人数。

　　如今，富裕国家甚至正在设法对付癌症和心脏病。美国癌症协会表示，美国的癌症死亡率1991年达到峰值215.1/10万人，之后降至2012年的166.4/10万人。这还是在新的免疫治疗药物出现之前，这些新药被认为是几十年抗癌进程中最令人激动的突破。的确，多数西方人仍死于癌症或心脏病，但这如今通常发生在70岁之后。

　　随着富裕国控制住疾病和意外事故，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担忧？科斯特的回答是：“离奇事件”，换句话说就是，人为因素。这种变化的最好例证是：2014年，美国死于枪口下的人数60年来首次大约与死于车祸人数持平。

　　就连人类自身也正变得越来越不致命。欧洲的凶杀率大约处于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4年，死于持械冲突的人数25年来首次超过了10万，但仍“远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更不用说再以前）。

　　但如今，许多此类杀戮都发生在欧洲家门口，而且我们可以立刻获悉。（相比之下，纳粹大屠杀、孟加拉饥荒、乌克兰饥荒都发生在镜头之外，几乎处于保密状态。）如今，你可以在视频网站上几乎实时地看到人们遭到杀害，但却看不见许多关于免疫治疗药物的电视新闻报道。在一个正常预期寿命超过80岁的时代，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某个混蛋谋杀尤其令人恼火。如今我们对风险的偏好，比儿童经常死于麻疹的时代降低了。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人为因素如此困扰我们。需要担忧的事项就像待办事项清单上的任务：当一项任务被划掉后，我们的关注点就集中在了剩下的那些上面。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集中营被解放后，曾经被关押的囚犯不再需要担心杀戮，但他们发现了新的焦虑点。他解释说：“如果造成压力的最直接原因不在了，你会痛苦而惊奇地发现还有下一项原因在等着；实际上，还会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等着。”今天，对许多西方人造成压力的最直接原因是人为因素。

　　当我们的先辈面对疾病或意外时，他们往往或是选择默默忍受，或是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没有多少别的选择。但是人类的暴力激起了愤怒，要求政府有所行动。我们觉得，如果医生可以治愈白血病，那么政府一定能阻止一伙人开车闯到巴黎并枪杀130人。

　　人为因素可能不会在担忧事项榜单之首待太久。数十年后，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失控的机器人，但更有可能来自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