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她视角”：多向度“围观” 多声部表达
厦门大学博导“诱奸”女博士事件引爆舆情，76名校友联署呼吁厦门大学建立机制防治校园性骚扰。
国务院法制办与全国妇联到广州开展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调研。
李彦家暴杀夫案重审。左图为声援者，右图为李彦。
“赚钱不给老婆花算家暴”话题网民观点倾向性分析（抽样：193条），对该话题调侃、娱乐的评论所占比例较高。
2014年，有关妇女儿童类网络舆情的理性、多元声音进一步增加，妇女儿童议题的舆论表达渠道进一步拓展；同时，妇女网络舆情的娱乐化、社会性别认知偏差等挑战依然存在。这些变化对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政府、妇联组织等机构创新思路、切实履职，也需要社会组织和公众通力合作。
■ 策划： 中国妇女报社网络舆情监测组
■ 执笔： 南储鑫
2014年，中国互联网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从网络治理方面来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完成了国家在互联网层面的顶层设计。通过开展“净网2014”等专项行动，互联网分类统筹、分步管理的治理方法初步成形，依法治网的理念日益得到认可。公众对网络平台的运用、对网络信息的辨别也趋于理性，曾经风光无限的一些网络大V走下神坛，激进派“拉帮结派”“叫阵约架”式的争论和极端表达逐渐失去市场。官方舆论主导能力增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交流、互动进一步增强，官方应对舆论、化解危机的能力日渐成熟。
2014年，妇女儿童网络舆论呈现新的气象。有关妇女儿童类网络舆情的理性、多元声音进一步增加，妇女儿童议题的舆论表达渠道进一步拓展，官方舆论场掌握主动权、主导权的力量增强。与此同时，妇女网络舆情的娱乐化、社会性别认知偏差等挑战依然存在，网络舆论特别是女权组织有关妇女儿童的线上讨论和线下结合日益紧密，这些变化对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此，需要对全年妇女儿童热点舆情进行深入解析。
网络舆情性别平等视角呈现复杂化
网络舆情在性别视角方面有着复杂的呈现，总体上性别平等视角仍较为欠缺，而在一些舆情事件中，网民的性别平等理念又表现得超出想象。
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有“去中心化”、门槛低的特点，传统社会那种阶层、社会地位带来的话语权差异进一步缩小，网民只需要有网络、移动终端设备就可以参与网络互动和意见发布。所谓大众麦克风时代，人人都是信息源，都可以对热点事件作出评价、呼吁。网络舆情事件中的网民参与，对有关妇女儿童议题的意见和建议的表达，是社情民意的一种展示方式。同时，网络热点舆情中的网民参与也有助于网民发泄不满情绪，一些研究据此认为“上网减少上街”，网络可以作为社会压力的 “出气孔”和“减压阀”。
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肯定网络舆情作为社情民意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因为网络的匿名性与瞬时性而出现了违法犯罪、网络道德失范、网络暴力、网络信息污染、网络绑架民意等现象。虽然经过国家网络治理，网络理性有一定程度的回归，但是在性别视角方面有着复杂的呈现，总体上可以说性别平等视角较为欠缺，更多地依靠妇女儿童舆论“国家队”力量，包括妇联组织与相关妇女媒体。当然，女权主义组织及个人也是特殊力量。而在一些舆情事件中，网民的性别平等理念又表现得超出想象。比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女状元增多是应试化加剧的结果”的言论，遭到了包括性别平等相关网民以及其他网民的批评，认为该言论存在性别歧视，无论是在微博上还是门户网站上，批评的声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相关评论也不是简单的斥责，而是有理、有力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多年来性别平等教育、宣传的成果展示。
除了部分舆情事件中网民性别意识的积极呈现，更多的时候，网络社会性别认知偏差问题较为突出。有关妇女、儿童的话题，实际上是传统不平等性别观念的自然延续。如广东政协委员“女生读博是贬值的”等类似的言论、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全社会对于性别平等的理解仍然参差不齐。如何依法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引导、宣传，让社会各界了解、接纳乃至自觉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防止传统性别观念在不经意间就“自然”延续，依然任重道远。
部分妇女议题娱乐化问题突出
在网络舆论场总体投射的是男性欲望的情况下，对涉及女性话题进行娱乐化阐述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回避了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问题。
网络媒介的发展，让人们进一步向视觉、感性体验倾向转移，相比较过去的阐释、理性感受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趋势。经济学家泰勒·考恩说：“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网民的身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可谓同时集生产者、消费者、传播者于一身，成为推动网络舆论娱乐化的主体力量。网络新闻评论都很简短，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自己的言论、增加话语影响力，需要其他参与网民的支持，因为这些网民是继续传播的节点，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才能促进言论热度增加。
涉及性别特别是妇女的话题，更容易被娱乐化。在网络舆论场总体投射的是男性欲望的情况下，对涉及女性话题进行娱乐化阐述的现象较为普遍。比如提到落马女干部，网民习惯性地想到“潜规则”问题，一些网民甚至不惜捏造、编造故事，通过各种段子调侃、娱乐。再比如提到女性被家暴的问题，网民则习惯性地调侃，也有男人被打。而且男人被家暴的网络舆论关注度要高过女性被家暴。实际上，男性被家暴的个案，和大多数女性遭遇家暴的问题并不矛盾，也更说明了出台反家庭暴力法的重要性。但是经过网民的调侃、狂欢，似乎男人更像弱势群体，女性受家暴的问题被漠视与淡化。所以说，这种娱乐化的问题，虽然不排除纯粹感性娱乐的成分，甚至有悲情逃避或批判式逃避，但是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回避了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问题，无益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严肃分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强化。
女性群体分化与利益诉求多元化
女性网民拥有“女性”的共同身份，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着一致的利益和诉求，但是女性网民并不是完全同质性群体，由于职业、年龄、家庭等背景不尽相同，女性群体分化、利益和诉求多元化在具体话题中进一步体现。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男女网民比例分别为56.4%，43.6%。虽然女性网民的数量较2013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但是总体数量较大。女性网民拥有“女性”的共同身份，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着一致的利益和诉求，但是女性网民群体并不是完全同质性群体，由于职业、年龄、家庭、学历、认识等背景不尽相同，女性群体分化、利益和诉求多元化在具体话题中进一步体现。
2014年3月份，有关专家提出延迟退休“女先男后”的建议，经过媒体报道后，腾讯网一项近8.5万人参与的调查表明：97%的网民表示即便有美国式延退奖励，也不会推迟退休。而在具体的网民评论中，一些评论认为女性蓝领工人身体条件无法承受工作到65岁，而且这项政策很可能让大龄女工面临被单位裁员的风险，因为在延迟退休情况下单位更愿意招年富力强的青年人。除了上述压力，一些女性蓝领工人还表示有关专家忽略了目前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生育子女、照料老人儿童等工作，延迟退休将会让她们不堪重负。代表女性科研群体的网络声音虽然很少，但她们是支持延迟退休的群体之一。
女性在具体舆情事件中的角色也有差别。在事关女性的网络舆情中，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受害者，如连续被媒体曝光的失联女大学生，被诱奸的“女博士”等。但是在一些事件中，女性也是加害者，如延安6女生持刀逼学妹“卖处”、发生在无锡的母亲虐打女童事件等。
一些人据此认为女性自身都没有做好促进性别平等的准备，不仅在退休等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诉求，而且女性自身也会有虐待子女、逼女学生“卖处”等问题，也有女性认为女性天生与男性“不平等”。这些质疑很具迷惑性，让不少人产生困扰。实际上，女性自身并不会天然具有性别平等理念，她们受传统性别文化的规训而产生 “男女天然不平等”的想法并不意外，舆论不能以部分女性群体的认知来否定性别平等的总体诉求。不同女性群体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诉求，是女性群体分化的体现。解决这个矛盾需要寻求女性群体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由此否认女性群体的共同利益，更不能因此否认性别平等的必要性。
网络流行语见证女性主体性增强
虽然“女司机”“女干部”等称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依然较为突出，但是诸如“暖男”“小鲜肉”等网络流行语以及相关称谓、表达，见证了女性主体性有所增强。
网络流行语的呈现每年并不相同，但传接的仍是社会不同心态。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冲击，网民通过网络流行语来“吐槽”“调侃”抑或“自嘲”，特别是借助网络热点事件，网络流行语有时能够呈现爆炸式增长。比如文章婚变舆情中，“且行且珍惜”被网民用来调侃、改编。网络流行语既能够促进网民在具体舆情事件中的聚焦，也能够抒发感情，传接社会心态。
虽然“女司机”“女干部”等称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依然较为突出， 但是如“绿茶婊”“外围女”等明显对女性标签化、污名化的网络词汇有弱化的迹象，出现、使用的频率都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直男癌”等表达男权主义思想严重到不可救药的词汇也在网络上不断被提及，媒体、网络也有一定程度的跟进使用。而“暖男”“小鲜肉”等在一定意义上表达女性审美、消费男性的词汇获得热议，可谓道出了部分女性网民的心声，更有《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等文章在网络上流传。这些网络流行语的传播热度，见证了女性主体性有所增强。
“网络正义”存在习惯性偏向
网民的围观以及基于“网络正义”的立场，固然有利于保护弱势妇儿群体。但是一些网民甚至没有搞清楚事实真相就开启了问责“官”“富”等群体责任的模式，实际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让问题复杂化。
妇女、儿童权益受损害的问题，是网络舆情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容易引起关注、煽动网民情绪的内容。比如男童遭遇性侵害的问题，女童遭遇老师、家长性侵害的问题，东平女孩疑被地痞性侵的问题……类似案件时有发生，一旦进入网络平台，经过网络围观，就可能产生较大的舆情反应。面对受害的妇女、儿童，每位网民根据媒体报道、自己的认识、经历以及具体处境，根据心中的正义原则，对妇女、儿童作为受害者的案件会形成一个看法或者评价，通过网络参与，形成“网络正义”，惩罚不法、不道德行为，关爱弱势群体。所谓“围观改变中国”，网络事件的围观者一度认为，网民的关注能够让案件依法得到公平公正处理。
网民的围观以及基于“网络正义”的立场，固然有利于保护弱势妇女、儿童群体。但是网络舆论习惯性地同情弱势一方，对“官”“富”存在着一定的仇视心理，一些网民甚至没有搞清楚事实真相和来龙去脉，就开启了问责“官”“富”等群体责任的模式。而当舆情进展不符合网民的预期时，一些网民习惯性质疑、攻击，由此可能带来本不必有的舆情事件。如2014年8月10日，湖南省湘潭县妇幼保健医院一名张姓产妇因术后大出血不幸死亡。起初舆论一边倒将矛头指向医院，《湖南一产妇死在手术台 主治医生护士全体失踪》的报道在网上流传，这种报道也符合“网络正义”的一般模式，因而得到疯狂传播。但随着更多事实的披露，先前媒体报道的“医生护士全体失踪”并非实情，产妇之死事件的“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正是“媒体和网络浇的油”，让本来处于争议漩涡中的医患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倾向弱者的“网络正义”，能够占据道义优势，但是当舆论热潮背离事实真相的时候，实际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让问题复杂化。
线上呼吁与线下行动结合更为密切
女权行动派、公益律师的线下行动，以依法申请信息公开、提起诉讼等方式进行问责，对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妇女儿童官方舆论场的积极倡导外，民间舆论场的研究、倡导与行动也十分活跃，如“女权之声”“新媒体女性”等女权自媒体组织，以及通过微博相互关注的女权圈子，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妇女儿童议题诉求表达模式。一方面，女权主义群体对于涉及妇女、儿童的事件和议题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关注，相关讨论对于引发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妇女儿童议题都能够获得网络热议，一些缺乏性别平等视角的网络参与者，可能出于好心，但不一定能达成建构性别平等共识的结果。部分妇女儿童议题变成关注妇女儿童、性别平等相关人士的圈内讨论，这有助于讨论的深刻性、专业性，但是也容易进一步让性别议题边缘化。
相比较主流舆论场其他议题的线下行动而言，女权行动派等对于妇女、儿童议题的线下行动可谓更频繁、更具规模。如有青年女权主义者申请收容教育信息公开，起诉广东省公安厅获立案，引发了舆论关注，其间数十位法学界人士亦联名呼吁废除收容教育。此外，“1213人联名呼吁四川高院还李彦公道”“反对高校招生性别歧视 女生致信教育部获回复”“256人联名呼吁：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等行动中，都有女权主义者的组织、倡导。一些公益组织的律师也加入到妇女、儿童等群体利益的维护和社会行动中，通过法律手段来监督政府的作为。如2013年6月21日，南京女童饿死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当年6月26日，5位女律师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街道办、公安局、妇联等4部门申请信息公开。随后江宁区民政局等答复称，“对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之规定，无法按您的要求提供信息。”几位律师分别提起复议和诉讼，要求确认4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违法，并责令及时予以公开。2014年3月底，律师们先后收到判决，均被驳回起诉，律师随后又提起上诉，该行政诉讼案于2014年5月19日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虽然有关妇女、儿童的线上讨论鱼龙混杂，在关键问题上甚至有曲高和寡的感觉。但是女权行动派、公益律师的线下行动，以依法申请信息公开、提起诉讼等方式，直指政府机构和妇联组织的工作，这种线上呼吁和线下行动的结合更为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结合以具体个案中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与否来检验政府、妇联组织的职责履行情况，这对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妇女、儿童权益受损的恶性案件中，受害者更能够获得舆论的同情和道义支持，容易引发舆论问责的强度。
不当网络舆论易对受害儿童形成二次伤害
儿童遭遇性侵害、被虐待等问题在网络上容易引发热议。过分渲染受害者面临的伤害问题等，容易导致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儿童（包括男童）遭遇性侵害、儿童被虐待等问题时有报道，在网络上也容易引发热议。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的问题，一度引爆了网络，网民趁机给“老师”“校长”等词汇贴上了负面标签，足见网络关注儿童议题的力度。2014年1月，微博爆料发现一个交流“性侵小男孩经验”的微博圈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网友的愤怒，随即警方介入调查。网络也形成了一次对诱奸男童如何定罪的讨论。在女童遭遇性侵害等问题上，网络呼吁严惩的声音对于司法机关从严处置可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网络对儿童权益的关注、呼吁，为促进针对儿童违法犯罪问题的解决，为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儿童在心智、认知等方面欠成熟，为了报道儿童被性侵、被虐待的问题，不经意间暴露受害人的隐私，以及过分渲染受害者面临的伤害问题等，都可能导致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而且儿童不仅仅是被动的，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诉求、能力，在儿童议题的网络舆情事件中，除了惩治加害者、完善儿童权益保障机制这些容易吸引网络眼球的关键内容外，如何通过心理矫治、社区干预，让儿童健康成长的问题，值得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总之，互联网的普及带来网民骤增、信息爆炸，微博、微信时代的来临，更带来信息的海量发布。监测、分析、研判妇女儿童网络舆情，不仅是了解妇女儿童诉求、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渠道和途径，也是进一步提高与妇女儿童相关的政策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妇联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方式。面对公众社会性别认知较为欠缺的态势，针对利益受损妇女、儿童的舆情中，如何进一步壮大促进性别平等的声音和力量，纠正有误的社会性别认知，做好妇女儿童的权益维护工作，不仅需要政府、妇联组织等机构履行好职责，也需要社会组织和公众通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