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职工加薪难在哪里？体制外职工需法治护佑

　　如果你把到日本抢购马桶盖的中国人当成百姓的主体，你就大错特错了。

　　在中国境外游客超过一亿人次、总消费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今天，借助海内外媒体的密集曝光，给当代中国人扣了顶“土豪”的帽子，结果舆论关注的焦点往往由此转移到游客的国民素质、文明程度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导。中国百姓目前收入远比外界想象得低。

　　据媒体报道，高盛最近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只有2800万人的收入高到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3500元/月(42000元/年，约合6700美元/年)。换句话说，13亿多的中国人，大约只有2800万人的正式工资高于3500元/月。但高盛承认，2800万人的数据，显然低估了中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中国有5000万户家庭户均收入超过9000美元/年(约合56000元/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在公开场合披露，按照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目前中国有两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排在90名左右。而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和国民收入的整体偏低也直接制约了中国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进程。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纠正一个错误认识，也就是认为中国城市百姓收入已经整体达到超越温饱的中产水平。现实是虽说有长足增长，但整体仍然偏低。从总体来看，我国全部雇员1985年平均工资为1120元，到2012年增长到34905元，共增长30.2倍。而同一时期人均GDP则从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长了34倍。

　　在养老并轨破冰以后，收入增长成为百姓第一诉求之际，百姓提高收入水平却遇到深层难题。

　　当下城市百姓加薪难点主要有二。

　　先说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国企职工虽说整体收入超过其他多数群体，但内部也需要平衡。全国公务员720万人，60%分布在县级以下基层岗位。基层公务员尤其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公务员，薪资待遇偏低，缺少获得感；在工资8年未上涨的背景下，适度加薪并在县级公务员推行职级和职务双轨制，都应在情理之中。但结合当下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的背景，政府转变职能、减员增效成为公众呼声，如果快速启动无疑会招致民意质疑；事业单位和国企也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前者要进一步走向市场，后者要进一步破除垄断；最终类别都大体分为公益和市场两种，现在动用国家财力普涨也不现实。

　　体制外企业职工更难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基本由市场确定，但资强劳弱尚在的大背景下，会出现巨大落差：2011年，2032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平均薪酬为47.1万元，职工平均薪酬为8.2万元，相差5.74倍；其中相差最大的竟然达到112.77倍。此外，还有行业收入落差：2012年，工资收入最高行业金融业是最低行业农、林、牧、渔业的4.3倍。

　　其中最迫切加薪的无疑是依然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低于城市百姓平均收入。政府在法治框架下已经做出艰巨努力：据统计，2011年和2012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分别为22%和20.2%，2013年这个数字则为17%，截止到2014年7月25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4.2%，均超过13%。

　　由此可见，体制外职工要想实现工资合理正常上涨，当寄希望于法治的护佑，真正建立相对平衡、监管到位的职工收入与企业利润相匹配的长效机制。

　　现阶段，当务之急是推动一个普通百姓有更多获得感的、充满公平的法治市场经济环境。

　　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加薪梦不如奋斗梦。当牢牢把握住全面深化改革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机遇，通过创新创造让自己梦想放飞。

　　对当下中国来说，除了弱势群体需要国家财政发挥兜底作用，给予基于人道的生活保障外，其余大多数百姓要想获得更多收入、更富足的生活，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赋予所有人在市场中公平博弈的起点。这也是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的核心目标之一。(石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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