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政府监管在线教育要放权、禁止“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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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发展目标：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随着信息化教育正式迈入2.0时代，信息技术与教育工作的融合愈发广泛深入，也使得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型学校形态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近日，在上海召开的一场题为“未来学校如何生长”的研讨会上，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出，只有解决好未来与本质、信息化与现代化、技术与制度的三大关系，教育发展回归教育本质，教育信息化聚焦于教育内涵建设，教育理念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真正落实，才能使理想中的未来学校成为可能。

      同时，他也强调，无论是在线教育还是教培机构，都是个性化教育的参与形式和力量，政府要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政府要降低准入门槛，将前置审批改成备案制度，把教育行业参与者尽可能纳入监管体系，并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教育机构规范经营。而且应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促进教育机构良性竞争，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未来学校要回归教育本质，解决好三大关系

      解决未来与教育本质的关系。教育的本质是让每个人生活更美好，但现在的教育体系让学校把学生分为优生、差生，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变成了淘汰失败者的角色。未来教育必须调整教育体系、尊重个体发展，才能给每个孩子真正好的教育。

      熊丙奇认为，“谈教育未来，一定不要忘了教育的初心，不要忘记教育本质是什么，背离教育本质谈未来，是空谈未来，教育本质是让每个人生活更美好，但今天的教育没有真正做到重视每个个体的发展，从小学、初中、高中，我们把学生的一部分变成失败者，中考之后就有一半被视为失败者（中职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如果不改革这套评价体系，就不能给每个学生真正好的教育”，此外，他还表示要尊重教育的本质，立足教育是有情感有灵魂的事业，不能机械地进行知识灌输，要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为教育工作减负增效，推进教育公平，促进个性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教学工具信息化不等同于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点在于教育理念的变化，以及办学制度的变化，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技术先进，要注重信息化对教育内涵的提升。

      “科技的使用一定是在特定范畴之内，结合课程有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就像硬性要求所有课程教学使用PPT，导致教学失去灵魂，其实有的课程教学没有必要用PPT。反之，为了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原则上不要布置电子作业，要布置纸质作业，就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不使用电子产品。”熊丙奇认为，将科技用于学校，要符合教育规律，结合教育教学实际，从学生身心需求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以之前浙江某些学校在教室里引进面部表情监控系统，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监控和分析的事件作为反例，表明这种完全把学生当成监控对象的先进科技违反了教育本质，也破坏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提出要明确信息化技术运用于教育的边界，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保护学生的潜隐私。

      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技术只是服务于教育的手段，如果缺乏配套制度的支撑，技术的应用只是摆设，先进技术对教学活动的改变冲不破现行评价制度、考试制度的阻碍。

      “如果没有制度支撑，技术的使用就可能成为一个摆设，我国为跟踪学生的学籍变化，解决学生的转学、辍学问题，投入巨大的财力建立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系统。然而，当一个学生到大城市读书，在新的环境面对更高的升学门槛，读完幼儿园之后不能读小学，读完小学读中学就很艰难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入学门槛给发挥先进技术的作用造成了巨大障碍。”熊丙奇说道，“包括用技术手段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作业，但应试教育没有变，高考制度没有变，中考制度没有变，最后大家还是关注分数，导致技术服务的是提分。”

      在线教育是个性化教育形式，政府监管要放权、禁止“一刀切”

      如今，互联网技术日益渗透到学校的教育环境和学习过程，为教育的发展缔造了美好的预期，让未来学校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大。“未来的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的。未来不是学校，是一个学习社区。”在熊丙奇看来，无论是教培机构还是在线教育，他们都是个性化教育的一种参与形式和力量。

      “不可否认，随着教育行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政府的监管工作自然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对于教育机构中的不规范经营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或者说，不规范经营的根源是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这和我国对民办社会教育机构的定位有关。按照传统的定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既是企业，又是学校，既要实行工商注册，又要进行教育机构注册。貌似很严，实则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都不管。根据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就是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今后一律实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各地应按这一原则，建立明确的监管规则。”

      熊丙奇谈到，2016年我国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产值达到8000亿元，其中，中小学学科培训占绝大部分。培训机构的疯狂，说到底，是为了满足畸形的补课需求，而畸形的补课需求，是义务教育不均衡以及中高考制度催生出来的。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治理减负时，貌似很用心，可平心而论，大多是利用行政力量出这禁令出那禁令，这反而增加了行政权力，而不是削减行政权力，改革行政部门。减负最核心的措施，应是推进政府放权，包括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主导考试招生的权力。只有以改革精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治理减负难题，把学生从升学竞争、应试压力中解放出来。”

      熊丙奇以上海为例指出，上海证照齐全的教育培训机构只占三成，有60%以上培训机构是无证无照或有照无证的，甚至有些地区有资质、合法的教育机构只有一成。如何治理庞大而鱼龙混杂的教培机构市场成了监管部门头痛的问题。“只有一成合法的时候一定是监管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改变监管思路，让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和教育机构共同为中国教育发展贡献力量。基于外部衡量标准，采取“一刀切”的极端处理方式肯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对此，熊丙奇对政府的监管提出三个方面建议，推进教育改革和未来学校建设：

      一要从教育出发，促成教育本质的回归，发挥在线教育、科学技术手段在个性化教育、智能化教育方面的推动作用。

      二要落实现代学校制度，在学校内部的课程建设、教育教学、学生评价中着重发挥老师的作用，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三要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要降低准入门槛，将前置审批改成备案制度，把教育行业参与者尽可能纳入监管体系，并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教育机构规范经营，提高质量。同时，也要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监管，让社会来选择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