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统计官员:应全面放开二孩 没时间试点了
姚美雄 现任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
7月11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题是“紧急状况中的弱势群体”。1990年，联合国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就在前一天，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透露，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今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39.6%有再生育打算，与2013年的调查相比有所下降。
杨文庄说，当前主要任务是要继续组织实施好单独两孩政策，同时也要积极做好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论证工作。
中国人口政策正在调整，但就如何调整以及调整时间，学界观点并不统一。
人口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就主张用更稳妥的方式对待人口问题——他认为当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还为时过早。
但也有更感紧迫者——“今年已进入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 窗口期 ，再不调整就来不及了。”
6月24日，在福建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姚美雄对记者感慨。他现任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是为数不多在任且公开呼吁改革人口政策的官员。
姚美雄从2012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用他的话说“那时就已经很晚了”。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有着浓厚的国家情怀。统计局普查中心的特殊位置，让他有机会触摸到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现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就是失职”。
姚美雄1985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进入福建省统计局工作至今。但在真正研究人口问题之前，他自认为是“门外汉”——这决定了他日后的研究方法，写文章时，他力图用最简单的道理让人明白人口问题真相。
有学者将“病根”指向生育率的下降，认为这将影响中国日后的人口规模。姚美雄认为，一些差距很大的数据让决策者为难，因为他们可能难以判定中国的真实生育水平。
相比生育率的争议，姚美雄认为从人口结构看人口问题更清晰明了，可以统一认识、减少分歧。中国的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衡，这包括老龄化、少子化(青少年占比下降)和性别比失衡。其中，少子化将直接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即使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仍不够充分。
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政策并未随之调整。姚美雄认为，关键是没有找到人口问题的症结。他说，人口结构失衡对“中国梦”和现代化的实现，都将带来不确定。他相信如果充分意识到人口结构的可怕后果，应该会加速政策的调整。
如果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步伐，将步日本后尘
记者：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数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从你的研究来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何种水平？
姚美雄：
按照人口统计标准，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5年。
2010年“六普”后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总和生育率是1.18，但卫计委长期认为是1.8才合适，最近两年才改口说在1.5-1.6之间。我们清楚统计过程中肯定有漏报，或因“黑户”等原因导致数据误差，经过修正后我们估计，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4-1.5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10多年来，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300多万到1600多万人之间。
1.5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很难回升。除了瑞典和法国外，目前还没有别的国家回到1.5水平，更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更替水平。
记者：
从其他国家来看，生育率进入低生育率水平后，人口政策是如何调整的？
姚美雄：
从国际上看，进入21世纪，生育率低于1.6的国家，人口政策已全面转向，纷纷大力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
记者：
低生育率对国民经济有什么影响？国外有哪些案例？
姚美雄：
典型的例子就是邻居日本。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朝野，被称为“1.57危机”，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时至今日，日本生育率连1.45都不到。
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低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弱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如果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步伐，将步日本后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
“未富先少”应引起全社会警觉
记者：
我注意到你一直在强调人口结构扭曲已经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那几个方面？
姚美雄：
人口结构扭曲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比人口过多影响更大，人口结构扭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们概括为未富先少，即“少子化”、未富先老，即老龄化，以及出生性别比失衡。关于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讨论的已经很多了。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但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的这一趋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也是大问题，2014年仍高达115.9，是全球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对于“少子化”的深远影响，还未引起广泛讨论。
记者：
根据你的研究，中国的“少子化”从数据上看有怎样的特征？
姚美雄：
少子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4年只有16.5%，下降了17.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27%平均水平，不仅远低于金砖国家印度的34.0%、南非的32.0%、巴西的28.0%，甚至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水平还低，美、英、法分别为21.0%、18.0%、18.0%。与韩国的16.0%相当，仅高于德国的15.0%和世界最低的国家日本的13.0%。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4年只有2.2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2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我国已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记者：
如果从目前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0-14岁人口的比重应该是多少才合理？
姚美雄：
中国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20%-23%的才正常，可以测算出需要新增6000万人以上少儿。为确保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保实现经济新常态，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应该由现在的16.5%调到18.5%，这至少需要新增3300多万人少儿。
制度和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将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从16.5%提升到18.5%，我希望这能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人口结构必须扭转。
记者：
你怎么看待“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的效果？
姚美雄：
实施“单独二孩”方案，无疑在人口政策调整上也是个进步，但这无法解决严重少子化回升到正常水平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任务。单独二孩其带来的增量人口上限仅为400万人，其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3%。显然靠单独二孩杯水车薪。应该立即全面放开二孩，已无需再试点了，也没时间试点了。
记者：
姚美雄：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的。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
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促进人口结构向正常水平回升，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着难以实现的重大风险，全社会要对此高度警觉。人口政策调整已进入最后“窗口期”
记者：
“窗口期”是一个医学术语，为什么说现在已经进入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窗口期”？
姚美雄：
因为我说了中国人口形势异常严峻，但就像感染病毒一样还没被检测出来，现在可能是最后一段尚未显露的“窗口期”。为什么是现在？因为从大的背景来说，2015年是改革的关键年。补偿性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又较低，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至子孙，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如少子化程度、老龄化等指标基本上能满足人口宏观决策需要，已无需等待2015年10月1%人口抽样调查产生的翔实数据。
当前人口发展困局也是一个重要战略机遇。如果立即全面放开二孩，并实施积极的鼓励扶持政策，将带来2000万人左右的补偿性生育，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补偿性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应主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口的需要，而不是现在的利益，再大的成本，当代人都应担当。现在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如果错过了当前全面放开二孩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提高了生育率水平，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也将于事无补，难以促进人口结构回升到正常水平。
记者：
今年以来，70后夫妇成为呼吁全面放开二孩的最强音，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观察，70后这代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姚美雄：
由于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妇女已基本丧失生育能力，80年代出生妇女生育意愿又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加之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少了近一半，因而，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最小的也都已超过35周岁，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的生育风险就提升了很多。因此说，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人口再生产周期漫长，当前，国家应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实施倡导两孩、不鼓励一孩的新人口政策，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择机自主生育，甚至鼓励生育。
记者：
如果立马放开二孩，有学者依然担心人口数量出现反弹，你怎么看？
姚美雄：
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全面放开二孩，可能头几年有所反弹外，但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4至1.5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5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5.3亿人。
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未来中国可能因人口问题面临多重风险
记者：
如果问题真如此显著且严重，为何政策未做出反应和调整，你认为障碍在哪里？
姚美雄：
一是认识不足。长期来，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对人口问题只关注人口总量，而忽视了对人口结构的把握。对人口结构已经扭曲及所产生的危害性严重认识不足。并且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对人口政策未及时进行调整所造成负面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二是担心人口增长大幅反弹，补偿性生育高峰来临。三是生育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少生、晚生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
记者：
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
姚美雄：
首先要有危机感，全社会要清醒认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中央应立即成立应对人口危机处置领导机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果断决策；其次树立新的人口理念，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维，树立人口是宝贵资源的观念；三是要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发展理念，人口的结构规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这些东西应该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五是加大人口形势宣传，形成人口改革社会共识。
记者：
结合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问题，在你看来，在未来更长一时间，中国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姚美雄：
我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我国生产力水平，这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未来我国发展将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三重风险。
首先是少子化将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到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度减少，将遇到极其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达8000万人之上。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其次，青年人减少会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青年也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社会经济转型。
不仅如此，青年的缩减叠加老年人累积，将会给社会养老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2030年后，养老问题将更严重，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所以，当务之急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构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