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逼“红通”回国归案，中央的这些“绝招”你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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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汇点讯　7月23日，潜逃了13年的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杨秀珠考虑放弃在美国申请的政治庇护，称“想回中国”，这一重磅消息一爆出，就立刻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交汇点记者发现，7月份，我国海外追回红通的效果非常显著，7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第59号云健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自首；7月13日，“百名红通人员”朱海平从美国投案自首；7月15日郭廖武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

　　自2015年4月以来，我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400多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33人，追赃金额40多亿元。面对狡猾的“红通”们，中央是如何让他们乖乖就范呢？在短期内，怎么取得如此高的成效呢？快来看看吧，有些“绝招”你可能还真不知道。

　　 打“外国牌”、形成国际震慑力

　　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反腐，交汇点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种方式，引渡是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此外还有替代引渡的三种手段：遣返、异地追诉、劝返。以上这四种方式也决定了我国和国外合作的方式。

　　截至2016年1月，中国已和41个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其中32项已生效。不过，除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外，中国的引渡条约国主要是亚洲、非洲、中东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加拿大等没有引渡条约、而腐败分子出逃较多的国家，我们也积极援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来开展合作。

　　同时，我国还积极通过APEC、G20、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的相关活动，呼吁各国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良好的环境，拒绝为腐败分子提供“避风港”。“红色通缉令”是全球抓捕外逃大案疑犯的有力手段，中国自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就借助全球“反腐败国际合作”框架协议，与多国建立了反腐败合作协议。

　　此外，中央还格外注意形成国际反腐的震慑力，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高压反腐，不抓光“誓不收兵”，党中央反腐决心给“红通”传递了震撼的“末日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个国家，都要与外国政要谈及反腐合作，“猎狐”行动营造了强大的宣传声势，海内外媒体连续报道，也对该国的腐败分子形成了“敲打效应”。

　　7月15日，在北京首都机场，“百名红通人员”郭廖武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

　　7月13日，在武汉天河机场，“百名红通人员”朱海平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走亲情路线，制定个性化“劝返”策略

　　2007年8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星无期徒刑。胡星受贿金额高达4000多万，案发后外逃，却没有被判处死刑，这是因为法庭认定胡星具有自首情节并有悔罪表现，依法应从轻处罚。胡星的自首情节，是因为其在外逃过程中接受了我国办案人员的劝返。

　　劝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引渡替代手段，说服外逃人员自愿回国投案。相对于引渡、遣返、异地追诉等形式处理时间长、手续繁琐的特点，劝返更加高效。截至2016年4月底，集中公布100名已被发布红色通缉令的外逃人员名单，到案30人，其中有半数被劝返。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针对不同的外逃人员，劝返策略也相对个性化。对心存恐惧的嫌疑人，讲清法律规定；对仍心存侥幸的嫌疑人，用证据说明利害。其中，“亲情路线”是惯用有效的方式，安排专人走访嫌疑人家属、亲友也成了检察机关“劝返”红通的重要步骤。

　　2015年10月，潜逃13年的朱振宇被押解下飞机

　　2015年10月23日，潜逃13年之久的四川省“红色通缉令”外逃人员朱振宇被成功劝返。朱振宇原系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保卫科经警。2002年6月，他伙同他人利用办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之机，假冒客户资料重复办理购房按揭，共同贪污公款140余万元。2002年9月，朱振宇从成都逃往美国，2004年回国后再无出境记录，专案组经过长期驻点侦查后确定其家人在上海生活，便先后5次登门拜访朱振宇父亲，希望其劝说朱振宇早日归案承担法律责任和家庭责任。最终，在亲情攻势下，朱振宇主动投案。

　　全国第24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常征在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表示，回国投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正确抉择，在国外多年，因为无法对父母尽孝，无法与亲人相见，备受煎熬。

　　 聚焦个案，成立专案组重点击破

　　2015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一周不到，全国31个省区市就成立省一级追逃办，部署多项追逃与防逃举措。

　　“聚焦个案，重点击破，”这是不少省份追逃办采用的策略。记者了解到，浙江省分别列出重点个案，集中一切可用资源，组织精干力量在“天网”行动中“追人”；辽宁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全程跟踪督办案件，对于不能按时完成有关工作的单位，还提出“严肃追究责任”。

　　对于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各省追逃办纷纷要求“挂牌督办”，即上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社会公示等办法，督促限期完成对重点案件的查处和整改任务。北京市追逃办以“追人”为核心，对重点个案进行挂牌督办，逐案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此外，还研究了每名外逃人员基础情况，实行“一人一档案、一人一方案”，让贪官插翅难逃。

　　 洒“天网”猎狐，防逃与追逃结合，压缩生存空间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重要行动，自2015年4月启动以来，我国追逃追赃工作成效显著，共追回外逃人员1400多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33人，追赃金额40多亿元。

　　记者了解到，在“天网行动”中，追逃追赃是系统工程：公安部“猎狐”、最高检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中组部会同公安部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等五个专项行动，齐头并进，全方位压缩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天网”不仅注重国外“织网”，也很重视国内“筑坝”，对重点对象要及时采取监控措施，防患于未然。而“猎狐”“天网”行动组，则根据线索到各国，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巧妙周旋、果断行动，让“狐狸”无所遁形。

　　因为担心警察盘查，不敢入住高档酒店，整天待在偏僻的出租屋里看电视；守着百万“财富”，却不敢外出，饱受空虚寂寞的煎熬；在春节、中秋等万家团聚时节，不敢与家人亲友联系，思乡辗转难眠，这是广东省首个归案的“红通”外逃嫌疑人吴权深的外逃生活的真实写照。

　　潜逃10年之久的红色通缉令逃犯曲峰表示，当年潜逃斯里兰卡，暂时远离了家乡的风波，但每一刻都生活在惊恐中，白天从来不敢出门，晚上出来买点生活用品也要小心翼翼，生怕遇到认识自己的人。最难熬的是过年过节，揪心得要命，不得不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一个人躲在冷清的被窝里翻看过期杂志。

　　外逃时，苟且偷生，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状态令“红通”备受煎熬，不少“红通”在移交回国的一刻，长舒一口气，表示终于解脱了。

　　交汇点记者 周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