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八成受访者称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造型“雷人”、造价甚高的地标性建筑,很多公众“吐糟”这些建筑既不实用又很难看。建筑设计需要兼顾实用与艺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也谈到,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9254人参与)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63.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地有造型“雷人”的地标建筑。56.5%的受访者认为奇怪建筑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81.1%的受访者直言,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地标建筑

　　调查中,63.0%的受访者指出,自己所在的地方有造型“雷人”的地标建筑。

　　俞哲辰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国际建筑设计所工作。在他看来,某些国外建筑设计师在中国的作品,从建筑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摆放的位置不对,导致和环境格格不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程泰宁认为,奇怪、“雷人”的建筑分两种:一种是在审美上明显低俗媚俗的建筑;另一种是本来可以做得简洁,但因某些功利目的,以牺牲建筑的功能性、经济性为代价,追求造型奇特复杂,刻意挑战人们审美,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地标建筑?73.3%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以‘奇怪’博知名度,不顾社会责任”,45.8%的受访者指出是因为“造型奇奇怪怪就好藏‘猫腻’”,还有16.4%的人指出“规划审批者把关不严,形同放纵”,16.0%的人认为原因在于“决策者思想混乱”,11.4%的人表示是“设计者挑战国人美感”,9.2%的人认为是“设计者有意投低俗所好或玩‘隐喻’”。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冯果川认为,中国当下确实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诞生,恰恰是因为建筑师对设计缺乏掌控权,“国内的领导们和业主对设计,特别是建筑外观,都非常重视,也很有兴趣发表意见。这种外行的审美标准对设计的干预,是造就这些奇怪建筑的直接原因”。

　　“对大型建筑的规划、审批程序一般都是有的,但常不起作用,最重要的是领导一句话。有时,招标、审批都完成了,若领导觉得不满意,说换掉就换掉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而且,大型建筑的后期评估机制还不完善,一般建完就谈不上什么责任了。”程泰宁说。

　　他认为,大多数开发商会考虑成本,但领导往往不会考虑那么多。至于建筑师,虽说最终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中,但有时为迎合开发商和领导,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以国内某体育场举例,“虽然不属于搞怪,但为了这种造型,我们每平方米用钢量高达700多公斤。同一个建筑师在德国设计一个规模类似的体育场,每平方米只用了不到100多公斤。为什么?在国外他需要考虑纳税人能否通过。”

　　谁最该为“奇奇怪怪的建筑”负责?调查中,81.1%的受访者认为,最该负责的是决策者和审批者。10.4%的受访者认为是建筑设计者,还有6.8%的受访者表示开发商也难逃其责。

　　“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在电视节目、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上,这样奇怪、低俗、低趣味的现象也并不鲜见。”程泰宁说,在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人们更加崇尚快速消费文化,审美趣味也变了。“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从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化的消极裹挟中跳出来”。

　　“很多大型项目都浪费惊人,一些必需的公共项目却资金少得可怜”

　　奇怪建筑会带来什么问题?调查中,87.0%的受访者认为是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25.1%的受访者表示会助长虚荣等不良风气,14.0%的受访者觉得与周边环境不协调,10.7%的受访者表示这些建筑需要更多的建筑材料,会造成浪费。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系主任谭刚毅认为,奇怪和“雷人”的问题在源头——立项和定位就已经出现。稍大一点的建筑动辄追求“标志性”,而不是“实实在在”,其规格和造价大多是“过度建设”和“过度设计”。“很多大型项目都浪费惊人,而一些必需的公共项目却资金少得可怜。很多新奇的设计,预算超出数亿元,这些纳税人的钱可以建多少中小学?”

　　在深圳一家设计事务所工作的马近驰介绍,一些地方会把艺术中心、剧院等市政工程做成地标建筑。为了造型,这些建筑的幕墙和屋面,80%的龙骨都是弯弧,外面的面板加工难度更大,光是幕墙工程的造价就可能达到6000万元,而场馆的体量其实并不大。“如果做成四四方方的,造价肯定便宜很多”。

　　谭刚毅指出,首先,在规划和审批上,很多大型公共建筑都是由洋建筑师操手,他们不应该总有特权。其次,要抱有开放的心态,领导意志和“政绩考量”在建筑这方面体现得很明显。他说,建筑不是只有过分设计才好看,应该多点实实在在的建筑。同时也该给建筑一些空间,建筑设计领域需要百花竞放、和而不同。

　　冯果川表示,要减少奇奇怪怪的建筑,首先要减少各级领导和业主对设计美学的干预,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现实中,媒体和专业人士都在激烈讨论‘奇怪建筑’的定义,一场关于奇怪建筑的围剿已经拉开序幕。过度解读不仅不会触及这类建筑产生的根本,还会助长地方领导干预文化生态的势头。这会曲解习总书记的本意。”

　　他认为,如今的建筑生产体系,被权力和资本集中垄断,大多数民众很难参与其中,但他们却要成为这些建筑的最终使用者,这是不公平的。“未来的中国建筑应该打破现在的封闭体系,让民众和政府、投资者、建筑师互动起来。那样,我们可能会把注意力从追求造型的标新立异、雄伟霸气,拓展到更宽阔的领域。可能会设计得更平实、普通、经济,可能会讨论建筑如何营造温馨、和谐的生活,让其回到服务于普通人生活的道路上来。”

　　程泰宁认为,迪拜那种拜金主义、消费文化的建筑,绝不是我们的方向。建筑应该兼具功能性、经济性和文化性,建筑有自身的创作规律。“现在西方有人提出‘回归经典’,我们也需要,这不是倒退,而是转换提升后一种高姿态的回归。”

　　在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教授王炎松看来,建筑首先应该回归质朴,与环境相协调。“江南水乡的一些普通民宅,白墙青瓦,简单实用,又与绿水桃花相辉映,那是一种质朴低调的美,是朴素之大美”。其次,要凸显本民族特色。“我们应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不断反思,追求一种天地人的和谐”。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00后占9.5%,90后占37.7%,80后占28.0%,70后占13.6%,11.2%的人为60后及以上。(本报记者 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