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脱胎换骨”

      我国社区建设事业从2000年开始起步，如今已经建成了由9万多个城市社区组成的庞大体系。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大力推动曾在社区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政府推动社区建设的阶段已经完成，社区建设“脱胎换骨”，进入多元参与、共治共享的阶段……社区，正在成为人民大众幸福生活乃至实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家园。
 
      社区自治，淡化行政色彩

      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政社互动

      江苏太仓市在社区治理中探索开创的“政社互动”路径非常有名。

      “政社互动”简称自中央提出的“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具体操作中，太仓市以梳理“两份清单”、签订“委托协议”为核心。“两份清单”就是梳理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前者为自治组织履职清单，后者为行政权力限制清单，对政府权力进行确权勘界，法无授权全部取消；“委托协议”就是“政社”双方平等协商签订《协助管理协议书》，明确协助管理的项目和要求、政府必须提供的行政指导和财政支付、双方的履约评估和违约责任。这一系列做法划清了“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的界限，放手让群众自我管理，不仅解决了政府职能“越位”、“错位”问题，也促进了自治组织的职能定位，解决了“行政干预”和“行政依赖”问题。

      虽然与太仓市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是近年来，各地均积极把发展群众自治作为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展楼栋自治、群体自治、社团自治等自治形式，拓宽社区媒体、互联网络、移动设备等自治渠道，开展居民对话、公共听证、规劝疏导等自治活动，实现了社区治理过程的协商民主、决策民主和监督民主，极大地增强了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和服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大大提高。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社区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就是角色错位尚未厘清。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彻底，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权责边界还不够清晰，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负担还过重。”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据了解，民政部将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政社互动，社区自治组织依法协助办理的服务事项以政府购买方式实行“费随事转”。厘清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协调开展社区负担专项清理行动，精简社区承担的行政性事务，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多元参与，治理才能规范有效

      要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为创新点，切实激发社区发展的活力

      宁波市的社区治理，采取的是“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做法。就是以300户左右的居民家庭为一网格单元，每个网格确定一名社区专职工作者牵头负责，组织发动党（团）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和辖区单位组建各类服务团队，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服务，并在每个楼道选聘一名以上的居民担任和谐促进员，协助开展社区治理工作。如今，宁波市活跃着超过10万名社区服务志愿者，他们以各种方式有组织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与管理中，为社区治理和服务增添了活力。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是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平台。要以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为创新点，切实激发社区发展的活力。”窦玉沛说。

      近年来，各地采取降低准入门槛、完善扶持政策、建立孵化基地等措施，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运用财政直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公益项目洽谈等方式壮大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增加信贷安排、减免税费开支和分担投资风险等政策吸纳市场组织，实现了各类社区治理主体的主动参与、有序参与和规范参与。

      尽管如此，我国社区治理的多元参与仍有待继续加强。目前，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包办还过多，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还相对单一，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社区建设还缺乏长效机制。

      对此，民政部将支持各地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完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银行信贷、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加快建立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目前我国每个社区少则有1至5个社会组织，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有的社区已经拥有5至9个社会组织。”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刘勇说。

      而按照规划，到2015年，我国注册社区志愿者将达到本地区居民总数的10%以上，每个社区都将拥有5支以上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提高服务，居民方可乐享实惠

      “十二五”期末，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90%

      社区不仅是基层管理的一线，也是服务群众的一线，居民买菜、看病、养老，处处都需要社区搭把手。浙江省在社区治理中，着力构建“大服务”格局。他们拓展社区服务领域，加快推进养老、物业、家政与维修、再生资源回收等服务行业发展，重点建设了2万个居家养老服务站、3500多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他们还把外来人口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对象，在经费安排、人员配备、服务项目设立等方面综合考虑外来人口基数，在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建立专门的社区组织，让社区居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这是许多社区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居民为社区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各地积极整合部门政务资源，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推进社区服务信息化；主动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开发社会工作岗位，推进社区服务专业化；大力扶持商业服务龙头企业、扩大便民服务连锁经营，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实现了社区服务与居民需求的及时对接、精准对接和全面对接。“目前许多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已经能够承接政府安排的服务，并且已经具有准专业化水准。”刘勇说。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区治理资源缺乏状况有待解决。例如社区组织工作经费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社区自治和服务设施总量不足，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连通受阻，人力、财力、物力等配套支持与社区治理需要不相适应等。

      对此，《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明确，力争“十二五”期末，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90%，每百户居民拥有的社区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在此过程中，民政部将加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投入，完善社区服务扶持政策，指导各地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税收、公用事业收费、用工保险、工商和社会组织登记等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