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未必“失守”——对江苏兴化南宋村的定点观察

        2014年7月10日,南宋村,9岁的林晓雪(左)在喂2岁的弟弟吃西瓜。

        曾经浩渺的大纵湖,据说是施耐庵《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的原型,其南北两岸的两个自然村,“宋”均是大姓,北边的为“北宋村”,南边的是“南宋村”。

        南宋村共有人口约2100人,其中约960人常年外出打工,约90%的孩子、70%的老人和30%的女人在村中留守。这些年来,我尝试走进他们的生活,努力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探讨“留守”给他们带来的微妙变化。

        留守的孩子,如何长大并融入社会,社会各界一直在担心。一些观察者更愿意将留守孩子置身于悲情之中,担忧其成长过程中因亲情缺失导致的心智不全。

        诚然,留守的孩子,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内心容易封闭,行为习惯差,需要更多的社会关爱。但老话一直告诉我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我的记录看,我所关注的留守孩子,目前尚无一人偏离正常的成长轨道。戴上“有色眼镜”看他们,多少有点不如人意；平常心看待,他们都是正常孩子；如果让他们的父母来评价,他们和孩子,都不容易。

        初识留守的孩子

        2013年1月走访中堡中心校时,我记录了两位留守的孩子。

        “每次送爸爸妈妈到村口,我都忍不住哭,特别是说最后一声再见时。”12岁的何琪是江苏兴化中堡镇中心校的学生,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每年只有在清明节或春节回家。她从三年级就开始寄宿,每周五回家,家里有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小弟弟。“我经常想爸爸妈妈,就躲在被窝里哭。”

        中堡镇中心校当时有642名小学生,其中390名留守儿童。时任校长祭德华说:“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最大的不平衡是家庭教育的不平衡。城里孩子可以有爸爸妈妈陪着看书做作业,在农村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几乎看不到。这种亲情的缺失,很难弥补。”

        那一天,我随机选择了一辆校车,跟放学的孩子一起回家。

        “虽然家里住的不是楼房,只要能住就行了,我更希望爸爸妈妈回来,不在乎他们赚多少钱。”8岁的林晓雪坐在校车第一排,抱着自己的书包,看着窗外结冰的水面咬着嘴唇说。“他们外出打工是为了我好,但我宁愿他们在我身边。”

        林晓雪的父母那些年都在上海打工,每年清明节和春节才回家。南宋村离学校8公里左右,因为才上二年级,她还不能寄宿,每天在老师的护送下坐校车回家。“下半年我上三年级,就要寄宿了。”尽管学校有老师的呵护和同学的陪伴,晓雪并不情愿寄宿,她提出让奶奶在镇里租房子,放学依然能回家,但考虑到奶奶的辛劳,又放弃了。“奶奶也不容易,我都能理解……”轻声细语的,成熟得令人几乎不敢相信她才8岁。

        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她内心的担忧。“妈妈马上要生小弟弟了。有了小弟弟,妈妈可能就不会喜欢我了。”

        车到村头,爷爷奶奶们围聚上来,接走了各家孩子。我并没有下车,因为当时的采访已经结束。

        那一年的学校

        去往南宋村的路上,校车经过“丁”字路口,那指向“南宋”的路标,让我心生向往。当年年末,我决定再次探访南宋村,和同事在村里呆了5天4夜。

        早上6点40分左右,东方逐渐有了鱼肚白,月牙依然脆生生地亮着。冬天的寒意,直往我高高竖起的衣领里钻。街头、巷尾,不断跳出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匆匆赶往村头坐校车。

        见我拿着相机拍照,一名八九岁的女孩好奇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啊?”“南京?为什么从南京到我们南宋来啊?”

        为什么到南宋来?女孩的问话,让我仿佛有了穿越感。“我身处南宋吗?”没等我回答,银铃般的笑声已经远去。

        当年,中堡中心校有来自南宋村的32名留守学生。

        我和六年级学生一起上晚自习,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宿舍。他们打水洗脸、洗脚,动作熟练。来自南宋村的赵健是为数不多戴眼镜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完脚后,穿的还是夏天的凉鞋。

        赵健坐在床上,害羞地笑,说自己习惯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才转回中堡镇。但我随口问的一句“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和爸妈留在杭州吧”,让他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第二天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老师说,赵健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62岁的黄秋英说。她是学校的生活老师,照顾过很多寄宿生。在这所学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留守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

        阮佩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那一年的团聚

        恰逢年底,正是团聚的前奏。阴历腊月廿五,在外打工的南宋人回来了一大半,还有一些人在路上。宋子娴的父母,要到年三十才能回来。6岁的宋子娴爱笑,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特惹人爱。奶奶帮她扎了个羊角辫,走起路来晃来晃去。

        那几天,她几乎天天都在盼着父母回家。别家小朋友的父母都回来后,就不找她玩了,她很寂寞,只能独自在家看动画片。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起身将在幼儿园获得的“好孩子”奖状贴在自己床头,说要给父母一个“惊喜”。

        10岁的徐灏成绩一直不太好,父亲徐志勇刚从外地回家,并未责怪太多,因为他知道自己亏欠儿子。“想给儿子买台电脑学习机,希望能对他有帮助吧。”

        徐志勇是位厨师,21岁就外出打工了,一直在苏州的各家小饭店换来换去。前几年他和爱人到苏州一个学校食堂打工,两人每月能有6000多元收入。见我来访,他赶紧从里屋拿出“好茶”招待。他说,也曾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带出去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

        “如果学习好,会让他一直学下去；如果成绩不好,将来考虑在苏州给他买房,或者就在老家盖房,但他也要出去打工。”徐志勇认为,中国的父母千辛万苦,都是为了孩子,“我们在外打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所有的宝,全押在孩子身上了。”

        徐灏平时很调皮,一副“混世小魔王”的样子。父亲回来后,他安静多了。徐志勇认为儿子怕他才这样,我的感觉是,有父亲在身边,孩子多了份安全感,自然就“乖巧”了。

        那一年的送别

        正月十五是南宋村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轰轰烈烈的庙会之后,外出打工的人将重踏征程,村庄将重归冷清。因为即将面临离别,这一天,人们都在尽情狂欢,希望抓住欢乐时光的分分秒秒。平时冷清的小街,那天行人如过江之鲫,局部更是人山人海。

        35岁的宋友强在镇江工作,过完元宵节就要出门。让宋友强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宋子豪。由于不在自己身边,他无法对儿子的学习提太高要求,“不可能所有孩子都考上大学,但你必须孝顺,在学校人缘要好,能混得开。”“孝顺”和“人缘好”,成了宋友强对儿子的特别要求。

        离多聚少,留守的孩子与父母分别,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表现方式。6岁的宋子娴春节期间并没有整天黏着父亲宋世健,因为父亲比较严厉,经常管她。早晨送别时,子娴还笑着甜甜地亲了一下宋世健,可是当宋世健转身离去时,子娴钻进爷爷的怀里号啕大哭。

        9岁的林晓雪扎着马尾辫,牵着2岁的弟弟在村头为母亲送行。母亲挥手告别时,弟弟大哭着“要妈妈”,不过奶奶一句“带你去买好吃的”,弟弟就被哄走了；晓雪则咬着下嘴唇,眼泪哗哗地流淌。邻居们一直在安慰她,但晓雪一声不吭,紧盯着母亲的背影,一直等到母亲走远,她才慢慢回家。

        12岁的黄雨荷,父母年初六就外出打工了。她没有送别父母,因为“不敢送,送了更难过”。父母走后,黄雨荷在外婆的小卖部里摆了个小摊,借着难得的人气兜售自己用气球泡泡做的工艺品。

        与宋子娴等“小小孩”的痛哭相比,林晓雪等“大小孩”的沉默更让人揪心。也许几年后,“长大”的子娴也会这样“习惯”与父母的分别,能够咽下哭声甚至躲避送别,但那种静默,也许更伤心,更伤人。

        那一年的暑假

        因为惦记,2014年暑假,我再访南宋村。

        “全村学龄儿童一百七八十人,留在村里的估计只有二三十号人,绝大多数都到外地打工的父母那边去过暑假了。”村会计余永红说。听此一说,我的心里有点失落,仿佛采访对象一下消失了,内心空空的。

        在村里穿行,偶遇宋子豪。13岁的他风一样地从小卖部跑出来,手里拿着即将融化的冰棒。见到我们,他只是大叫一声“啊呀”,又径直跑回家,跑上楼。

        原来,他有两个朋友正躲在楼上用无线网玩网游,他是负责出去买冷饮的。爷爷到邻近的沙沟镇打零工去了,奶奶下田忙农活,他成了自由自在的“小狗”。

        赵桂泉是南宋村的校外辅导员,他本来打算把留守的孩子召集起来辅导功课,便让宋子豪去召集一下,没料到宋子豪一口回掉了:“没人。我找不到他们。”赵桂泉无奈地摇摇头:“孩子的想法,和大人不一样。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在关心孩子,他们却认为这限制了他们自由。”

        父母不在身边,村里的“宋子豪们”是自由的,不仅天宽地广,活动内容也多姿多彩,可以摸鱼摸虾,玩玩石子泥巴,可以满街满院追得小猫小狗乱跳乱叫,任意挥洒他们的汗水。这种自由,足以令城里孩子艳羡。

        林晓雪中午刚去中堡镇取父母寄给她和弟弟的包裹。光着屁股、光着脚丫满地走满地爬的林仁旭,正努力抱起一只小狗,体力不足,差点就和小狗滚到一起。见姐姐拆包裹,忙不迭地跑过来,闹着要吃。晓雪打开一罐薯片,弟弟拿过去一边吃一边漏,小狗便摇头摆尾跟在后边“捡漏”。

        晓雪的成绩非常优秀,墙壁上贴满了奖状。除了完成暑假作业,她还努力帮爷爷奶奶做家务并照顾弟弟。如果弟弟带得好,奶奶还会奖励晓雪5元钱。“我已经存了20多元,弟弟马上要过生日了,我要到中堡镇给他买个生日蛋糕。”晓雪自豪地说。长姐为母,没人教她,晓雪俨然已是个大姐姐。

        第一次采访晓雪时,她对即将出生的弟弟有很强的排斥感。再见她时,她完全没了这种感觉。“以前的暑假,我总觉得很孤独,因为玩伴少了。现在,我有弟弟天天陪着,就不寂寞了。”

        他们依然让我感动

        菜花落尽结籽,燕子绕梁衔泥。一别已是五年,我突然萌生再访南宋村的冲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看望5年后留守孩子各自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已经上了高中,可能已经考上大学,甚至可能已经走上社会。我努力寻找曾经记录的每一个孩子。

        在中堡中心校,我顺利地找到了林晓雪和她的弟弟林仁旭,以及曾经像“混世小魔王”一样的徐灏。学校安排他们一起和我座谈。

        15岁的徐灏个子1.83米,已经上初三了。“我成绩还是不怎么样,但我喜欢打篮球,是校篮球队的后卫。我准备考体校。”对自己的未来,徐灏并不悲观。他还热情地向我介绍其他孩子。“那个余飞鸿,19岁,当兵了。宋子豪,前年就去了镇江,到他爸爸那边去了。假期还回来一起玩。”

        14岁的林晓雪,是初二(1)班的班长,成绩一如既往的好,个子也1.74米了。我从不担心她的成绩,只担心她的家庭。因为3年前,她的父母离婚了。

        “能问问你父母的情况吗?”“没事,我没那么传统,也没那么脆弱……”晓雪笑着大大方方地说。

        “妈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开心,她离开爸爸,我不反对。现在她挺好的,经常和我们联系,还给我和弟弟买东西。”

        “那你爸呢?”

        “爸爸在浙江打工,过年才回来。他马上也要成家了……这些我都能承受,我只是担心弟弟,我怕他长大了心里有阴影。”晓雪搂了搂怀里的弟弟。虎头虎脑的林仁旭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他只是好奇地看了看姐姐。

        “你不怕爸爸结婚后对你有影响?”

        “我已经长大了,将来不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多长时间。我只要把弟弟照顾好就行了……”

        林晓雪的回答,让我感动得有点心疼。她不仅能理解父母离婚并各自再婚的选择,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本想安慰她几句,我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已经改变的道路

        听说我到南宋村走访,远在镇江的宋子豪特意在下课后加我微信,并用视频与我通话。视频中,他已然是潮男模样,只是声音仍显稚嫩。

        “我就是想离父母近一点。”宋子豪就读于镇江市润州区信息中专,学的是汽修电子。他说,将来还打算到南京金肯职业学院,学汽车修理。

        “是你自己提出来上中专的吗?”“是的……”“好啊,到南京后联系我。”宋子豪在电话那头笑了。

        林晓雪还在传统的求学路上,徐灏即将面临“考体校”的选择,宋子豪已经提前“变道”,而黄雨荷,尽管中途“变道未遂”,心中目前也有了方向。

        黄雨荷17岁了,第一年没考上高中,复读一年后,考上了民办的板桥高中。“孩子很懂事,每次回来,都会帮我做家务。”57岁的刘丛花是雨荷的外婆,在村里打理着一间破落的小卖部。她骄傲地拿出雨荷在学校获得的各种奖状:“过年的时候,雨荷还给我买了部新手机。她说是她的零花钱。”

        刘丛花的女儿女婿在上海打工,女婿好赌,总是存不了什么钱,小卖部的生意也很冷清,一天赚不了几个钱。黄雨荷能有零花钱给她买手机?

        当我赶到50多公里外的板桥中学,见到黄雨荷的班主任顾后盼时,才恍然大悟。“去年,学校给黄雨荷1000元助学金,她跟我说,那钱她会给外婆。”顾后盼说,黄雨荷家境要比其他很多孩子困难,基本看不到她吃零食。

        黄雨荷没有更高的目标,她说,如果可能,就考个卫校吧。“初三结束时,我就想出去打工,或者上职业中学,母亲不同意,一定要让我读完高中。”黄雨荷还是那么腼腆。“高中课程太难,我跟不上。”

        “你用助学金给外婆买手机了?”“嗯……”

        记录也许还将继续

        “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守的。在学业上,很多学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努力。”在教师办公室,顾后盼坦然对我说:“你知道,民办高中的录取分数要比公办高中的分数低很多,所以,这里的学生,学习基础都不是很好。”他停顿了一下,“但是,黄雨荷是目前还在努力学习的女生中,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对于孩子的父母选择外出打工,顾后盼认为“也许是做了最好的选择”。“哪个父母不知道疼孩子?如果不外出打工,面朝黄土背朝天,孩子的大学学费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父母该如何向孩子交代?”顾后盼说,如果父母现在选择陪伴,孩子将来的日子会更难过。

        中国人历来留恋“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平静温馨的生活,乃至成为乡愁的标配。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选择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去遥远的城市获取财富,去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此相对的是,他们年迈的父母、未成年子女,大多数只能留在家乡。

        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这些孩子,将来的命运会否不同于其他孩子,不得而知。因为每个人的成长会受到很多变数的影响,留守,只是其中之一。留守的孩子,的确比其他孩子少了亲情呵护,但不能说他们就会因此“脱轨”。即使成长过程中出现某些异常,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留守”。

        诚然,留守的孩子普遍变得内向、因缺少父母管教而成绩相对滞后,但也有活泼开朗、成绩优秀如林晓雪者。而且,没有父母的遮风挡雨,他们更早接触生活的艰辛,更早学会自立自强,如黄雨荷,懂得节约,努力做手工艺品挣钱,还将助学金用来给外婆买手机。调皮的宋子豪,早早为自己规划了未来。即使成绩不如意的徐灏,也很乐观地期待能在体校崭露头角。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极少有父母会选择抛家离子。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教师顾后盼所言,父母外出打工、老人孩子留守,“也许是做了最好的选择”。

        “留守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地都在探索帮助留守家庭的对策和方法而没有放任自流,这对留守家庭而言,是个福音。但是,是否需要将留守儿童置身于弱势的语境来同情来怜悯,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相对于非留守家庭,他们是弱者,但他们或许并不希望别人将他们视为“弱者”。

        我在南宋村采访的最后一天,想去看看放学后的林仁旭。打零工的奶奶还没回家,姐姐林晓雪在学校寄宿,林仁旭正拿着姐姐送他的手机在家门口兴奋地打游戏。邻居家一位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好奇地站在他身后看热闹,满脸羡慕,冷不防被一位老妇人(估计是孩子的奶奶)抓着头发往家拎,嘴里还吼着:“别人家没父母管,瞎玩,你还不回家做作业?”

        那个孩子流着泪回家了。站在一旁的我,心被揪了一下——这就是留守与非留守的差别?

        我仍在努力关注着,希望能为这些留守孩子完成一个成长“全记录”。 （朱旭东/文 李响/摄）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