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留守儿童困境：重在依靠国家政策、服务和指导

留守儿童状况堪忧的根源在哪儿？怎么才能缓解留守儿童问题？是仅仅凭媒体的呼吁，一次再一次地把孩子们的生活惨状展示给社会，进而对他们形成二次伤害？还是仅仅凭借社会组织、热心人士所做的诸如帮扶、送温暖等工作？“想妈妈是24小时的，怎能是一年送一桶油两袋米可以解决得了的？”的确，帮扶可以带去安慰，但不能解决问题。

2008年2月的一天，安徽一名12岁留守儿童上吊自杀并留下一封遗书，这名男孩在遗书中对父母说，“你们每次的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新华社新闻评论员、高级编辑鹿永建曾前去实地采访，他发现男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一个“那么美丽的乡村”。“在他读过书的学校里，孩子们正在快乐地玩耍着，脸上洒满了阳光，谁也看不出悲剧发生过的迹象。然而，悲剧还在不断发生。”

鹿永建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部分源于自己的个人经历。“父亲算是最早的一批农民工。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他就和同伴们带着铺盖走了。”

“从小，没有感觉到父亲外出对我有什么影响，因为母爱基本上可以满足我的日常情感需求。直到上大学、工作以后，我和父亲的关系也还好，但彼此沟通非常困难，父子之间的那种隔膜好像一堵墙似的。”“再以后，我才发现小时候父爱的缺失对我人格的影响，而且年纪越大，体会就越深。”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召开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研讨会”上，鹿永建情浓意切的发言感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研讨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调研报告《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梳理出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实，更是令人伤感和忧虑：

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遇过意外伤害；

39.8%的留守儿童感到孤独，其中经常觉得孤独的留守女童达到42.7%；

一些外出务工父母将孩子放在寄宿学校学习。但调查发现，寄宿的留守儿童对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在“父亲外出”“父母外出”“母亲外出”三种类型中，“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状况更差，问题更加突出；

在约6100万名留守儿童中，还有200万名是独居儿童，完全得不到父母长辈的照顾。另外，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反映自己有自杀倾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庆、贵州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进行的这项调研反映出，留守儿童正在面临着学习与生活中的重重困难，身心状况堪忧。

留守儿童状况堪忧根源在哪儿？怎么才能缓解？仅仅凭媒体的呼吁，一次再一次把这些孩子的生活惨状展示给社会，进而对他们形成二次伤害？还是仅仅凭一些机构、社会组织、热心人士去做诸如帮扶、送温暖等工作。“想妈妈是24小时的，怎能是一年送一桶油两袋米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一语中的，指出了当前留守儿童工作的无效性——帮扶可以带去安慰，但不能解决问题，更不用说去逆转一年年仍在增长的留守儿童人数。

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学科的多位儿童问题专家，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工作实践，进行了深度研讨。

福利包可提升关爱儿童的实效

目前，我国在推动儿童福利事业方面，从政策到措施都在进行着新的尝试。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正在研究的儿童福利包，这是一个包含55个指标体系的服务体系，是针对儿童的基本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救助服务、权利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和虐待、忽视预防等。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姚建平介绍说，儿童福利包的实施，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留守儿童关爱工作。

“在完整的福利包中，每一个服务项目中都有专业的人员，大多服务都是一对一的，浙江和江苏的实验区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积累了很多经验。假如每一片社区都有一个儿童福利主任盯在那里，当地的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定会大大提高。”

姚建平说，按照民政部的统计，我国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大概有58万名，这其中也应该包含有一部分留守儿童。这部分留守儿童虽然相对数量不大，但问题更为严重，需要特别关注和帮扶。

应强调国家政策支持及服务

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原因很多，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明舜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支持家庭的政策。生育的社会价值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承认和支持，关爱留守儿童应从改善家庭政策开始，如建立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等。

作为家庭教育立法项目课题组负责人，李明舜还表示，未来的家庭教育法中将强调服务支持，会把重点放在国家和社会如何支持、服务、指导家庭教育，使家庭教育拥有更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

“在城镇化法律政策、人口迁移法律政策、社会保障法律政策、家庭法律政策、教育法律政策的制定中，既要有普惠性的政策，也要有针对如留守儿童等特殊人群的政策。普惠中关注特殊是很重要的，这是真正公正的体现”。李明舜说。

关爱需要专业化的服务体系

不能否认，留守儿童的问题来自于社会转型，转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的家庭化、个人化，又过早地落在了孩子的身上。对此，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刘继同认为，社会各界多年来为留守儿童做了诸如帮扶、送温暖等诸多工作，但收效甚微。“要想解决问题，离不开专业化的服务体系。”刘继同说。

现在学校里老师要承担多种角色，既是教育者，又是生活照顾者，还要当心理咨询师。然而他们没有受到过专业训练，实际上并不能胜任教师以外的其他工作。刘继同提出“应建立学校社工制度，发挥专业社工的作用，确保每所学校有一个社工”。

刘继同认为，“每个孩子的需要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问题也不一样，需要生活化和细节化的一对一的专业服务，这就需要建立专业的儿童家庭服务体系，要先从制度建设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