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400亿时代，电影如何更上层楼
票房一路狂奔，使得中国电影进入“后400亿时代”，接下来的每一步也因此更受瞩目。“电影市场化改革十几年，多少有点摸着石头过河，面对未来5到10年，应该有前瞻性的战略与顶层设计。”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建议说。
中国电影曾跌入低谷，全年票房不足10亿。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人的观影需求被充分调动，且在城镇化进程之中实现。今日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0%，GDP占全国80%以上，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预示中国电影旺盛的市场需求。
2017年，中美将重开谈判，中国电影市场不出意外将走向更加开放。可能面对更多美国大片的竞争与冲击。
“学者是为历史负责，也是为良知负责。回顾中国电影110年的历史，是为了将目光聚焦当下的实践。”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电影产业发展越来越好，电影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电影市场快速发展的情势下，需要清醒思考和严肃探讨。电影发展的生机勃勃与电影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让电影研究参与到改变电影的进程中，就是今天电影研究的目的。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我一直期盼建设性的电影理论批评，电影研究要前瞻性地思考问题，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健康发展贡献智慧。我们期望电影在未来赢得票房的同时，也赢得更多的尊重。”
“不仅仅是把电影视为赚钱工具”
当前的一些电影现象，让一向倡导包容和宽容的饶曙光很无奈。
“以史为镜，当前的电影创作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饶曙光说，现在出现了一些突破道德底线或者价值观混乱的电影，这说明中国商业电影的制作能力欠缺，中国电影的叙述能力欠缺。
他说，中国电影发展很快，2015年是440亿，今年可能就是600亿。现在蜂拥来的投资人是“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进入电影业来“抢钱”，他们对电影缺少了解。而中国最需要的是懂文化的投资人，而不仅仅是把电影视为赚钱工具。
尹力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在县城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主办方说，“法国戛纳也是小地方，所以我们的电影节也是可以弄到国际上去的。”这着实让尹力哭笑不得。
尹力本人经历过产业化改革前的电影低谷。当时电影院都改成了游戏厅、歌舞厅，从业人员纷纷转行。然而短短十几年，电影业的发展让人炫目，观影人群增长与影院建设速度都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
但电影业发展这么快，对电影的责难反而越来越多。
尹力说，“过去还能听到哪部影片反复地修改，现在没有这样对艺术负责的事了，都在忙活钱了，30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相对于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中国电影缺少关注。”
类似《闯入者》《山河故人》这样的艺术电影创作，现在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样势必影响到后备人才建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艺术初衷和动力，少数创作者一入行就唯钱而论，取得好一点的票房就沾沾自喜。
曾担任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主席的尹力说，“电影节评奖我们的标准是一定要尊重艺术家、原创，唯一可以不尊重的就是票房。”
“回眸中国电影史，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是一个个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中国电影真的写了人，才会燃起希望之光。”尹力说。
历史评价和“良心主义”
“文革”后的10年是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导演丁荫楠眼中“电影最棒”的时期，他有运气参加这10年的创作，也做出“一点点的成绩”。
现在有人问还能不能拍出像《周恩来》这样的电影？“恐怕是拍不出了。”丁荫楠自问自答，“那个时代的情怀、环境是不可复制的，那样一个时代成就了中国电影第四代、第五代两批人。当时拍电影是一个神圣的行为。我们一个月就挣40多块钱，但是国家支持，这个时代应该纪念。”
2015年丁荫楠参加电影《启功》的拍摄，电影拍完院线不给黄金时段排片，9点前、午夜12点以后的排片，票房可想而知。珠海4000人虽然想看电影但没有场次。
丁荫楠拍摄《周恩来》时的道具都是用的原始文物，这和今天的道具创作标准有着天壤之别。他说：“中国电影传统需要传承，要向年轻人传承艺术经验与思想。现在国际级的大导演也拍低俗商业片，名为探索，其实是做了坏榜样。艺术传承是第一位的，是责任重大的。”
中国电影史向电影生产、理论、批评、实践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了吗？中国电影的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是研究中国电影史仍然要追问的。
西南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虞吉说，中国电影上世纪20、30年代也是市场经济，当时中国电影没有采用西方或者美国的分级制，但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电影人把问题解决得很好。当时业界形成共识，进行自主管理。这个共识可归纳为“良心主义”。
中国电影早期的“良心主义”就是电影人自己形成的实践与思想，是约定俗成的自律与弹性的包容，电影创作可以五花八门，但底线不能逾越。今天同样可在电影业界倡导一种超越性的智慧，上述历史是尚未被世人发现的重要知识资源，可以发扬光大。
导演许鞍华拍完《黄金时代》，虞吉就告诉她：接下来的事就是电影史学者的事了。
“电影是要进入历史的，是要被历史评价的，历史评价和‘良心主义’一起构成自律和他律，中国电影研究者要在倡导中国电影传统的过程中形成话语权，这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也是我们的责任。”虞吉最后说。 （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