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善良的眼睛询问、回望

　　在公诉工作已7年有余，终日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我的神经已渐渐钝化，他们或令人愤怒、或令人痛惜的故事，渐渐地在我心中已激不起任何涟漪，日复一日地办理着大量的案件，不知何时开始，我已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除案件事实、证据以外的东西，然而，近期办理的一起案件却再一次触动了我。

　　这是个开设赌场的案件，两名女嫌疑人庆某、张某在自己家中合资开设赌场，招揽熟悉的街坊邻居等赌客在自家赌博，抽头盈利，并提供午饭，还雇佣了另一名嫌疑人宗某在赌场内负责收取赌客的“抽头”钱。这是一起简单的开设赌场案件，虽然情节不算严重，却完全符合开设赌场的犯罪构成要件，如以往一般，我打算一鼓作气，半天写审查报告、半天讯问三名犯罪嫌疑人，这样一天就可以办完这起案件。讯问庆某、张某时很顺利，只是在讯问的空档，她们如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一般，一直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的事出有因、情节轻微、请求从轻处理。而在向她们讯问到到宗某的行为时，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闪烁其词，一直在强调：“宗某近赌场帮忙的时间短、而且是个小孩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参加赌博、也没有拿到什么钱等等。”似乎故意想为宗某开脱，这一点倒让我略感意外。因为，在办理了这么多刑事案件后，我自认为对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也略有研究，一般同案的人只会尽量地把责任往同伙身上推，而不会像她们这样为同案人开脱。

　　我是最后讯问宗某的，他一直耷拉着脑袋、缩着肩膀，瘦瘦小小的样子，看上去仿佛只有十五六岁，不像是个十九岁的大男孩。他一直低着头小声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把自己参与赌场经营的事实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果然与庆某二人的描述并不一致，我更加疑惑庆某二人为何为他开脱，也很疑惑：年纪轻轻的小男孩为什么会参与这些中老年人爱好的赌博。于是我问他：“你家里很贫困吗？父母是做什么的？”他继续低着头，似乎有些局促不安，嗫喏了半天，才小声地说：我爸妈都不在了，是爷爷奶奶把我抚养大的。我有点生气，不禁提高了音量继续问他：“你爷爷奶奶把你养大多不容易，你怎么还要做犯法的事。”他似乎被我吓着了，头低得更低了，良久才说：“我想赚点钱，给我爷爷奶奶买菜，而且我自己也可以在场子里吃饭，庆大姐她们看我可怜，才允许我在里面打打下手，其实她们也不需要我……我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头快低到了胸口。但他刚才的话让我许久不再敏感的神经突然触动了，我想起刚才那两个操着江浦口音、一直颠三倒四、喋喋不休地为宗某辩解的中年妇女，她们不会表达，甚至因为她们的口音，我始终紧皱着的眉头也让她们惶恐不安，然而她们一直用蹩脚的普通话不断重复着宗某的无辜。我终于明白她们为何极力为宗某开脱，她们不懂法律，不会钻法律的空子做高明的辩解，却试图用朴素的是非观坚持着自己的良心。

　　是啊，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孩，文化程度不高、思想单纯，他们一心为生活忙碌，缺乏法律知识，却也真实地畏惧法律。如果他被判刑了，他的将来会怎样？他年迈的爷爷奶奶又会怎样？他的青春才刚刚开始，就将被烙上灰暗的烙印；他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判过刑的经历到底能让他更加警醒还是自暴自弃？那两个朴素的中年妇女，她们的法律知识或许缺乏，然而却有着道德上朴素的坚持，她们一定认为自己开设的赌场与男孩无关，男孩这样年轻，若因为这一事件而坐牢，自己的良心何安？

　　公诉工作是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的工作，时间一久，我们的神经日渐麻木，常常想当然地误以为每一个犯罪分子都是十恶不赦，一味机械地执行法律，剔除了动机和人情，将一个个行为套进法条的“公式”。梁治平在《法意与人情》中说过：“要将执法办案这件事情看做是一种艺术，发掘法律的精义、发现隐蔽的人情。”或许，我们都应该反思，当我们在手握法律之剑，为正义拼尽全力时，也能用善良的眼睛询问、回望，挽救任何一个尚能拯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