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编者按

改革带来机遇，而机遇掌握在有准备的人手里。时值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如何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事关亿万青年的成长与发展、创业与创新。

认真学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阶段性变化，用理论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而且可以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传承。

为此，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青年报推出一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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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一判断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个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到底指的是什么？该如何理解？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新常态与大逻辑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新研判，无论是对经济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还是对新常态经济运行的把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认为。

“中国正处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阶段。经济新常态是对这一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正确认识新常态、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有助于我们统一认识，更好地引领未来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表示，“发展阶段变了、客观环境变了，我们出牌的方式必须变。必须站在新时代新高度，用新方式来思考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必然如此，别无选择

“逻辑指的是历史必然性。大逻辑，就是内在力量导致的必然趋势。必然如此，别无选择。”顾海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逻辑就是新常态。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认为，大逻辑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人民币。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缺资本不缺劳动力。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提高了、资源环境约束增加了，这意味着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方法必须改变。

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趋势性变化，习近平有清醒的认识。2013年4月8日，他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即表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

说“不可能”，是因为发展环境变化、资源约束使然，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使然；说“没必要”，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并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自然要回落，这是客观规律，只能适应不可改变。犹如滚雪球一样，当雪球小的时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随着雪球体积的增大，必然要减速。世界各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出现过这种趋势。”赵振华表示。

“从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增长阶段后，都经历过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一鸣在《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一文中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介绍，这两个国家经历过高速增长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速的拐点性变化。

赵振华认为，无论是从GDP增长还是居民人均收入指标来看，我国经济都只需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可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从经济增长率来看，2011年至201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2%，从2014年至202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需要增长6.8%即可实现预期目标；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来看，2011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从2014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只需分别增长6.7%和5.8%即可。

政策不再是“跌”出来的

正确认识大逻辑，认识新常态，对正确把握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意义深远，也是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抓手。

顾海良认为，新常态、大逻辑是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着力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有助于我们打破GDP神话、发展的纠结以及所谓中国经济“一花独秀”的幻想。

“一直以来，总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可以‘一花独秀’。”顾海良说，但其实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割裂来看。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指出：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在评价工作和考察干部时，不能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他强调，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经济一定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否则就会出问题，以至于有一种发展的纠结，经济一下行就要进行调控、出台刺激政策，而这些调控政策叠加起来，所导致的市场扭曲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付出更大的代价去纠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

卢锋发现，现在简政放权涉及到的很多行政审批，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宏观调控概念内涵过于宽泛、过多采用产业政策数量控制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产物。干预政策的不利影响不断叠加，不仅对市场体制完善带来不利影响，而且难以有效管理过度扩张过程中派生的宏观失衡。

他说，所谓“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其中的“刺激政策消化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的提出也包含着调整的信号，从宏观经济学上来分析，过度扩张之后进行调整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调整就会有阵痛。要有担当。这个阵痛既包括去杠杆、压泡沫、去产能带来的阵痛，也有人们预期调整付出的代价。”

过去人们习惯了经济只能升不能降，一但下降就要出政策，于是所谓“政策是跌出来的”说法不胫而走。

“2008年，房地产行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曾有房地产企业拿出了一份报告，主题就是‘政策是跌出来的’，请专家学者帮助预判分析。”这件事让卢锋记忆犹新，当时他和许多专家学者都建议房地产行业收缩发展规模，迎接调整期。然而最后的事实表明，企业的博奕成功了，研究人员的预判建议失灵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提升经济，国家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房地产价格再度进入上行通道。

“如果企业当时听了学者的话，就赔钱了！”卢锋说，但这个大规模的刺激在当时看有一定效果，从长远来看却加剧了宏观经济的失衡。

因此，在他看来，正确理解新常态，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大逻辑的变化，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引导政策预期。要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市场真正起决定作用。

经济发展是自然演变的过程，该发生的就要发生。经济短时间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是正常现象，“我们要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