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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公安干警上门抓捕王钧时，他正躲在北京郊区一栋自建楼房的窗外，死死抱着一根下水管，很快因体力不支摔落在地，结果左臂脱臼。

　　王钧，一起由全国“扫黄打非”办、国家版权局、公安部、最高检四部门挂牌督办的郑渊洁系列图书被侵犯著作权案的主犯。在两年时间里，他组织形成了生产、存储、销售“一条龙”产业链，盗版了多位知名作家的作品，总码洋（总定价）近亿元，被“童话大王”郑渊洁委托授权公司实名举报。10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淮安市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11月6日，郑渊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其在“亿元盗版王国”案件中想特别感谢淮安市检察院的李玥检察官，“她在办案过程中非常专业，职业素质非常过硬。”

　　建筑图书零售“大佬”跨圈盗版畅销书

　　王钧是个“80后”，看起来文质彬彬，建筑专业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建筑设计企业干了几年出版，又自己开起了公司。2009年起，当时还不到30岁的王钧一手经营起了北京欣盛建达图书有限公司（下称“欣盛公司”）和北京宏瑞建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宏瑞公司”），又在天猫、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注册了网店，主营建筑类图书零售。

　　在图书零售行业，正规的购书渠道只有一种——出版社。几年下来，王钧和一些大型建筑类科技出版社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成为地区代理商，还自创了建筑类执业资格考试教辅品牌，在建筑科技类图书发行的“圈子”里小有名气。

　　一路顺风顺水的王钧并不满足于此，建筑类书籍专业性强、受众面窄，他想要证明自己的“能量”还可以更大一些，可以“出圈”，便尝试把业务版图拓展到更受欢迎的少儿类和社科类书籍。然而正版图书零售的竞争日益激烈，王钧的新业务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收益，他渐渐萌生了在网上卖盗版书的心思。

　　盗版书的范围很广，只要不符合正规购买、印刷程序，侵犯了知识产权，都算是盗版。正版图书的印刷手续非常严格，出版社要向印刷厂出具委印单，出版社、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刷厂和文化局要依次审批盖章，四个章都集齐后，手续才合法。由于没有版权，盗版书的成本很低，往往只要正版图书定价的2至3成就可以完成印刷，再以定价的4至5成出售，一本定价约30元的盗版书，便可获得3元至6元的毛利。

　　开网店期间，王钧在酒桌上认识了“90后”李明。李明是河北廊坊人，父亲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印刷厂。倚仗着父亲打下的“江山”，李明19岁起就打着家里印刷厂的名义往返北京跑印刷业务，经常私下接单子，印刷厂的工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得罪老板的儿子。

　　搭上线后，李明帮王钧的公司印刷了一些建筑类试卷和手册，用作购书的赠品。这些赠品没有出版社和书号，实际上属于非法出版物。

　　一个有销售渠道，一个有印刷渠道，2017年4月，王、李二人一拍即合，干起了盗版书的勾当。

　　产、存、销一条龙，连防伪标也是假冒的

　　2017年上半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掀起收视狂潮，原著小说的销量也水涨船高。王钧瞄准时机，与李明盗印《人民的名义》小说2000余册，总码洋近10万元，很快销售一空。

　　尝到甜头的王钧选择盗版对象只有一个“原则”：什么书“火”便盗版什么。他把手伸向小说、绘本、教辅、童书等畅销书领域，郑渊洁、余华、路遥等多位知名作家被侵权。

　　在数量上，王钧也有自己的算计，他先到出版社进货，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清单决定哪些书可以多印一些。“盗版书不能比出版社正常销售量多太多，不然容易被出版社发现。”

　　李明根据王钧提供的书名或样书判断印刷厂能不能印，能印就指挥父亲公司的员工拼版、印刷。印刷用的电子稿是李明利用“圈内”资源找人制版，所谓制版就是把正版书原样制作成可编辑的电子文稿，制版按页收费，每本书2000元至3000元。李明还另外找了当地的一家彩印公司，专门做盗版图书的彩色封面和部分彩色印刷。

　　印刷好后，李明用货车将书运到王钧指定的仓库，每次都是凑满一车才送，一辆货车最少可装8000本书。每本盗版书李明可获利定价的2.7至3成，两年来，他共计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郑渊洁“皮皮鲁系列”图书都贴有防伪标，王钧要求盗版书必须和正版的“一模一样”，防伪标也不能少。正常情况下，防伪标的制作应该是由出版社联系，并且要出具委托证明。李明哪有什么委托证明，他又利用资源找到了浙江苍南人吴彬。

　　吴彬专门做防伪标生意，他一眼便知这批防伪标的用途，但为了赚钱也没说什么。王钧和李明亲自找了做防伪标的材料，又带着正版样书飞到浙江，亲眼看着吴彬把防伪标做出来。“皮皮鲁”防伪标的设计既有图片又有文字，上面写着“正版授权侵权必究”。吴彬从正版书上把防伪标样式抄下来，按照王钧的要求反复修改、重做了好几次，直到王钧认为足够以假乱真了，才最终定版。

　　100万个防伪标送到了李明的手上，李明给了吴彬3万元。事后查实，这100万个假的防伪标被使用了近40万个。

　　王钧原本在北京通州有一个仓库，盗版书和正版书都放在一起。后来盗版生意越做越大，王钧便想再租一个仓库。江苏淮安有个人欠了王钧一笔债务，王钧考虑到淮安租金便宜，物流发达，便让这个欠债的人帮他在淮安市淮阴区租了一个仓库，用于囤放盗版书，北京通州的仓库则专门囤放建筑类正版书。2018年4月，王钧安排2名员工到淮安负责管理仓库，顾客在网店下单后，员工从仓库通过物流发货，销售价格是正版图书定价的4.5至5折。仓库每发出一个快递，负责管理仓库的员工可获得3分钱提成。

　　为了掩人耳目，王钧还真假混卖。他从网上买一些样书，再从出版社进一批正版书，等李明把盗版书送到仓库时，出版社的书也差不多到了，然后就能上架一起卖。

　　在淮安的仓库里，正版书与盗版书分开存放。王钧很忌讳说盗版，让员工交流时将正版书和盗版书分别称为“出版社的书”“廊坊来的书”“新版”“旧版”或“A版书”“B版书”，防止被人发现。什么时候发正版，什么时候发盗版，都由王钧提前通过电话或网络通知。王钧还自欺欺人地认为，欠发达地区盗版书不容易被查出来，有意识地安排员工把盗版书寄往偏远的地方。

　　王钧的网店每天成交量有1000多单，尽管盗版书是照着正版“抄”的，但因缺少严格的检验程序，难免会有残缺或空白页。为了应对消费者的投诉，王钧还给公司客服安排了一套“话术”，称公司的图书都是从出版社进货，残缺可能是个别现象，如果消费者不认可，就提出补寄一本或退几块钱。如果消费者质疑是盗版，就把从出版社进正版书的来货清单或者出版社的授权发给消费者看。

　　就这样，王钧等人形成了“在北京接单、河北印刷、淮安发货”的侵权链条。讽刺的是，这个链条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图书行业混迹多年，即便王钧、李明没有明说，参与进来的员工凭着经验也心知肚明，但在利益面前，人人都心怀侥幸，谁也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童话大王”实名举报，公安抓捕时他翻窗逃跑

　　王钧自以为做得周全，但还是露出了马脚。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反盗版形象大使”称号，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打击侵犯著作权的行为。2018年10月，郑渊洁独家授权的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皮皮鲁公司”）发现，在京东、天猫、拼多多等网站上，欣盛公司、宏瑞公司低价销售郑渊洁系列图书。

　　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皮皮鲁公司的警惕，在与网店提出交涉无果后，同年12月，皮皮鲁公司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见证下，从欣盛公司、宏瑞公司的网店购买了11套皮皮鲁系列图书，经鉴定，其中10套属于盗版。于是，郑渊洁委托皮皮鲁公司向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实名举报。

　　2019年2月22日，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和省市公安机关、文化部门联动下，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联合执法，将王钧设在淮安市淮阴区某厂区的盗版书仓库捣毁，王钧安排在仓库的2名员工被现场抓获。

　　不料，执法人员检查仓库的场景，被远在北京的王钧通过监控摄像头看得一清二楚，这个监控系统是王钧为了实时掌握货物往来而安装的。

　　起初，王钧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为无非就是被文化部门罚款，22日晚上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王钧连夜把员工召回公司，将相关证据销毁，还让掌握秘密的核心员工更换手机号，停止登录微信、QQ。

　　得到消息的李明也没闲着，他一边把没用完的假冒皮皮鲁防伪标烧毁，一边又把存储制版电子稿的U盘清空、扔进下水道。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王钧东躲西藏，最终被公安机关锁定了他在北京郊区的藏匿地点。公安干警敲门时，王钧正躲在一栋自建楼房的三层，他听到动静翻出窗外，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医院治疗了十多天后，王钧被押往淮安接受审讯。2019年3月至7月，盗版链条上的其他人员相继落网。

　　他们全部认罪认罚，直言“盗版生意也不好做”

　　2019年9月，案件移送至淮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王钧以欣盛公司、宏瑞公司的名义在不同平台上注册了多家网店，每家网店都真假混卖，盗版和正版售价一样，交易量庞杂，这给调查认定工作带来了很多挑战。

　　办案检察官认为，如果单纯从每个网店的交易数据出发，无法根据销售情况来甄别出网店售假的数量，而且销售数量并不能涵盖全部的盗版行为。于是，检察官决定从印刷这个源头来认定犯罪的数量。

　　检察官就涉案人员参与盗版业务的时间、数量、两家印刷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等问题，提出20余条补充侦查意见。经查，欣盛公司、宏瑞公司和王钧、李明等11人印刷、销售侵犯著作权书籍100余万册，被侵权出版社21家，总码洋9000余万元，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案发后，欣盛公司、宏瑞公司及王钧、李明等11人均认罪认罚，王钧、李明、吴彬等人分别退赃。

　　2019年12月28日，淮安市检察院依法对欣盛公司、宏瑞公司和王钧等11人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等罪名提起公诉。

　　2020年10月20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身穿防护服的王钧没有了平时的意气风发，在庭审中始终很冷静，他坦言，走上盗版这条路的直接和主要原因，是自己过于自负，虚荣心强，太想在图书行业获得话语权。王钧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后悔，并辩解称，“其实盗版生意也不好做，为了拼销量还要打折。”

　　白手起家的王钧对图书行业很有感情，在最后陈述中，他对同伙这样说道，“我对不起各位兄弟姐妹，希望以后还可以带着大家从头再来……”该案将择期宣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