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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88年招干进入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先后在法纪检察科（反渎局前身）和办公室、调研室工作，期间两次被组织选去下派农村工作。其中，1990年到韦镇乡挂职锻炼一年，任黄圩村十组组长。1995年到下舍乡（现在与曹甸镇合并）挂职锻炼一年，任乡长助理兼刘舍村副支书。1996年至2005年，又被调到组织部工作，先后任组织员、副科长、科长。2006年1月调回检察院，算是老兵归队。

　　虽然我有十年不在检察院工作，但检察情结一直没断，同事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断，工作的交流一直没断。弹指一挥间，转眼三十年。当年二十岁的毛头小伙，现在已是五十岁的小老头。

　　这三十年，我已经陪伴了五任检察长（杨应顺检察长、王振亚检察长、李春青检察长、张晓强检察长、秦辉检察长）。这三十年，我们宝应检察院应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是办公面积由小变大（过去两层旧小楼，五六人挤一间办公室）；二是工作条件由差变好（工作环境、工作设备、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空调）；三是学历层次由低变高（过去转业干部多、招干人员过、调进人员多）；四是人员素能由弱变强；五是优秀专业人才和先进典型由少到多；六是检察形象由不响到越来越响（过去很多人把检察院写成检查院，而现在检察院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回顾自己的检察生涯，我有几点切身体会：

　　一是：作为检察人，必须用感恩的心态勤奋工作。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选择这个职业，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那时，刚工作的我没有想到这么“高大上”，但要求自己做到“三句话”：老实做人，扎实学习，踏实工作。同时，做到五个“对得起”：对得起检微，对得起职业，对得起工资，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我们必须带着感恩的心态对待对待岗位，对待检察事业。这些年，我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也得到了领导与同志的认可。1991年我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1995年任检察员，在扬州大市同一批招干的人员中，算是进步较早的一个。这更加激发了我对检察事业的热情，用现在的话说，叫“检察职业尊荣感”。

　　二是：作为检察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并且学以致用。刚开始，我被分在法纪检察科，科里一共有六个人，数我年轻一些。当时的葛宏缙科长、张桃章副科长，包括其他几个老同志，对我都非常关心，经常手把手教我，笔录该怎么做，重点记什么，需要收集什么样的证据，案件怎么办理。他们还带头办案，让我耳濡目染，深受影响。我们当时办的渎职侵权案件比较多的是“玩忽职守”、“刑讯逼供”、“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即农村抬尸闹丧”等案件。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办了化建公司殷洪文被骗271万元的玩忽职守案件，在当时是特别巨大的数字。张桃章副科长带领大家南上北下，历时几个月，卷宗就有几十本，最后殷洪文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后来，我将此案写成一篇报道，先后被《江苏法制报》、《扬子晚报》等十多家报刊采用。

　　2006年，从县委组织部回到检察院后，我先后分管多个业务部门。期间，我明显体会到加强检察业务学习的重要性。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向书本学、向领导学、向同事学、向实践学，古语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平时还注意加强实践运用、沟通交流、配合协作，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最终基本完成了院党组交给我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是：作为检察人，必须要有老黄牛一样的实干精神。我在办公室做秘书时，检察长杨应顺工作要求很高，我除了正常的信息、调研、宣传材料外，每个月还写月度工作总结。我经常到各个科室要数据、要情况、要案例，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参与办案时，为了追逃，我和科长连夜坐公共汽车赶到安徽，后又换坐三轮卡。由于时间迟、夜色深，差点冲到河里，最终将睡梦中的嫌疑人成功抓获。

　　四是：作为检察人，必须要有铁一样的纪律观念。记得刚工作时，院里时任政治协理员郑金风找我谈话（相当于现在的廉政谈话）：“小张啊，现在到检察院工作了，我跟你只说两句话，遵守纪律，好好工作。”我一直牢记在心。那时，单位没有食堂，加班时吃饭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遇到市检察院来人，工作结束后，都是带到自己家里，烧几个菜招待。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下班忘了关走道口的窗户，检察长看见了大发雷霆：“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会不会这样？”这件事情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公物、私物都应该一样爱护。我也养成了随手关门、关窗、关灯的习惯，现在工作条件好了，又加上了随手关空调、关电脑。

　　我在检察院这么多年，切身感受到了集体的智慧、团体的力量、大家庭的温暖。像过去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杨书坤、葛宏缙、贺寿宏、邰华效等同志，像受到全省检察机关“双先”表彰的范方兴同志，像全国检察机关先进个人、高检院一等功荣立者吴秀同志，像多次立功授奖的孙洁同志，现在又涌现出许许多多新的典型、新的先进，特别还包括一些优秀的年轻同志。与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缘份。

　　这些感悟归纳起来三句话：忙并快乐着，累并幸福着，苦并收获着。（作者：张勇 单位：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