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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开启，我告别军营，从部队转业到了镇江地区人民检察院，从此与检察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30年的检察生涯。

　　检察机关在十年动乱中被彻底“砸烂”，“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法制建设尤为迫切，检察机关的恢复重建势在必然，我恰在此时加入了检察队伍。当时的检察院仅有十余人，除了原先曾在政法机关工作过的同志外，就是我们几个来自部队的转业干部。大家对检察工作都不太熟悉，尤其是我们军转干部都是法律的“门外汉”，但是，怀着对法制建设的满腔热情和高度责任感，我们边学边干，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1983年，与公安干警共同察看现场（左一为作者）

　　八十年代初，“文革”留下的冤假错案尚未全部清理纠正，部分基层干部迫害群众的违法乱纪行为仍时有发生。我当时在法纪检察部门工作，从事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对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和监督。每天要处理大量的信访，有些历史老案比较复杂，必须耐心倾听，条分缕析，依据政策法律给与答复和处理，必要时还得下去进行调查，协同有关部门处理；有些群众心有怨气，借机发泄，或者对处理结果不满，三番五次上访。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到冷静对待，妥善处理。对属于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督促下级检察机关认真查处，或者由我们下去亲自督办。不属于我们处理的，也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转办或协办，幷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做好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历史问题基本处理完结。随着干部群众法制意识的逐步增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现象大为减少，检察机关也初步树立了法律监督的权威。

　　检察院除了负责对国家干部的监督外，对社会治安同样负有重要职责。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它一方面要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批准逮捕，一方面要决定是否将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起公诉交付审判。八十年代初，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杀人、抢劫、强奸、流氓结伙斗殴等恶性案件屡禁不止。根据工作需要，我调到了刑事检察部门，从事批捕、起诉工作。它要求对每一起案件、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要做到不枉不纵，既不能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也不能使无罪的人受到追究。我深感责任重大，必须慎之又慎。为了尽快扭转治安形势，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大批刑事犯罪分子纷纷落网，我们检察机关也全力以赴，与公安、法院密切配合，日以继夜，尽快对案件批捕、起诉，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一批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受到了严惩。经过持续不断的“严打”斗争，刑事犯罪的高发态势逐渐得到遏制，到九十年代，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在持续不断的“严打”斗争中，随着法制观念的增强，检察机关也日益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在保持“严打”声威的同时，坚持执行依法“从重从快”方针，加强对案件质量的监督，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办案制度，从而杜绝错、漏案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公安和法院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如有一件贪污案，被告人张某是公司业务员，在随同公司人员外出冾谈业务途中，乘机将随身保管的5万余元公款侵吞潜逃。检察院以贪污罪起诉，法院却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死刑。定性的差异关系到生死两重天，我们认定张某是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有别于盗窃，主张抗诉并专程去省检察院作了汇报，省检察院向省高级法院转达了我们的意见，最终省高院采纳了我们意见，以贪污罪改判张某无期徒刑。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正是通过一代代检察人对法律的忠诚和执著，才形成了检察机关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人民检察院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赋予它神圣的法律监督职责。随着检察机关法律地位的不断加强，检察队伍也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

　　在从事刑事检察工作的十余年里，我经办了数不清的案件，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秉承一个检察官的职责，我力求公正无私地对待每一起案件和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准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使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要听取有罪的供述，还要听取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察疑析微，弄清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同时，还要挖掘其犯罪根源，教育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在法庭上，我作为公诉人，在同律师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时，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证实和指控犯罪，又要实事求是地听取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作为部门负责人，我不仅要保证自己办理的案件准确无误，还要对全市的刑事检察工作负有指导责任，防止错、漏案件发生，保证办案质量。

　　△参加案情讨论（左一为作者）

　　检察生涯中的片段记忆，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的发展和辉煌，反映了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加强，也记录了我——一个人民检察官为钟爱的检察事业奋斗的历程，我为这样的人生而自豪，更为检察机关的四十年辉煌历程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