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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提问吧。推行‘捕诉合一’后，如何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第一个拿到话筒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问。
“我第二个提问。我和刘检是同学，提问我就不客气了。‘捕诉合一’提高了总体的办案效率，但对退补率有没有考虑？一些地方过去退补率很高啊……”抢到第二个提问机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顾永忠提的问题专业而尖锐。
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一一作答。
7月26日上午，大检察官研讨班进入“大会交流发言、与会议代表互动”议程。记者们惊讶地发现，在刘华汇报了相关工作情况后，会场出现了“抢话筒”自由问答环节——这在大检察官研讨班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接下来，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勇、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陕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春雷汇报后，都和刘华一样接受了现场“考问”。
上午8:30，在“大会交流发言、与会议代表互动”议程之前，会场播放了15分钟的视频专题片，介绍了海南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探索经验。接着，5个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作交流发言。
作为第一个上台交流发言的大检察官，刘华选择了本次研讨班最热的话题之一“捕诉合一”作为发言主题。
“立足江苏实际，全省113个基层院按照党中央、最高检改革文件精神优化内设机构，其中刑检部门全部实行‘捕诉合一’模式。”刘华表示，实践表明，“捕诉合一”对江苏省刑事检察办案工作提高效率、提升质量发挥了良好作用。江苏省检察机关将继续完善配套监管机制，保障“捕诉合一”高质量运行。
“下面，请与会代表提出问题，发言人现场回答。问答时间控制在10分钟。专家学者、代表委员们有没有问题？”刘华发言一结束，主持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就环顾四周找“目标”。
陈卫东教授第一个站起来拿起了话筒，紧接着是顾永忠教授。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因为是第一次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当面“考问”，顾永忠担心老同学不适应，他提问时笑着说：“刘检，你也不要太紧张……”
“感谢老同学关心！我是不会紧张的。”讲台上的刘华笑对讲台下的顾永忠。
看到专家提的问题接二连三，主持人邱学强从主席台离座，走到发言席，给刘华送去一支笔，工作人员也及时送上了草稿纸以便她记录问题。
“我们推行‘捕诉合一’不是说‘都捕都诉’，检察机关还有‘不予逮捕’‘不予起诉’的职能……江苏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批捕权和起诉权的行使十分清醒和谨慎。”刘华列举了一组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江苏省审前羁押率一直在30%至40%之间，今年达到40%。苏州市外来人口非常多，然而审前羁押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
“这体现了一种办案自信、检察自信。何况我们后面还有逮捕必要性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措施。两位专家担心的问题，我们会考虑和研究，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听了刘华的回答，不少与会者频频点头。
“对监察委移交案件作不起诉决定后，作为检察长有没有压力？”
第二位发言人是敬大力。有了前面互动的经验，与会者听发言愈加认真。
敬大力与大家分享了开展监察体制改革首批试点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加强检监衔接配合、探索职务犯罪检察工作新模式上取得的成果。“下一步，北京市检察机关将继续按照党中央、最高检的要求，加强检监衔接配合，完善职务犯罪检察工作机制。”敬大力说。
发言刚一结束，就有专家学者举手要话筒。
“监察委移送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你作为检察长有没有压力？你是如何保护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官，免去他们后顾之忧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的问题“火辣辣”。
“我觉得在这方面，北京市检察机关不存在‘有压力’的问题。检察机关一直以来严格依法办事，北京市委很支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与监察委沟通协商配合也很顺畅。因此，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没有任何压力。”敬大力的回答毫不迟疑。
“巡回检察办案组成员不少于3人，2个城郊检察院办案组数量不少于辖区内监狱数的半数。”第三位发言人陈勇介绍的刑事执行检察健全办案组织等创新举措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在监狱巡回检察试点工作方面，如何做到双赢多赢共赢？陈勇给出了“山东答案”：“山东省检察院与山东省司法厅召开座谈会2次，主动征求意见，联合签发试点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任务分工。”
“这次提问的机会给检察官吧。看看我们的检察官们有什么问题。谁提问？”看到前面的问题都由系统外的专家学者“包办”了，主持人邱学强鼓励大检察官代表们提问，立即得到了积极响应。
“作为对监狱实行巡回检察试点省份之一，山东省检察机关在信息化建设‘智慧执检’方面有哪些考虑和安排？”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晋站起来发问。
略作思索后，陈勇迅速作答：“除了搭建共建共享平台、委托第三方研发分析系统等，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服刑人员能和检察官进行互动的‘检察官在线’，可以解决控告、申诉、举报等问题。”
但是接下来，话筒还是被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阎建国抢到了。他对如何发挥检察职能、杜绝刑讯逼供问题较为关心。陈勇在回答他的提问时坦言，山东检察机关已经对此有所考虑：“在完善部门设置以及相关职能配套基础上建立保障机制，比如非正常死亡信息互通共享机制等。”
“谁都不能保证刑讯逼供百分之百不发生，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避免刑讯逼供事件发生。”陈勇现场表态。
第四位发言人、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开始就打造优质“智慧产品”作主题交流发言时，记者注意到，有的与会代表边听边思考，已经在稿纸上开始准备“问题”了。
张本才介绍，上海市检察院着力为一线检察人员提供更好的智能办案辅助体验，打造更多的优质智慧检务产品。创新机制融合，借力“外脑智库”打造智慧检务产品生产线。从司法办案“难点”“痛点”入手，实现智慧检务产品“全方位、一站式”精准供给。强化整合应用，在实践中不断推动“智慧检务”产品优化升级。
这一话题，在会场引发关注热潮。
“智慧检务建设，浙江检察机关也做了一些尝试……想问张检，为实现监督中办案、办案中监督，上海检察机关在智慧检务建设中有什么新思路？”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首先“掌握”了话筒。
“这涉及到刑事、民事、行政三个方面。刑事类案件目前主要通过206系统（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现在监督中办案；民事、行政方面，我们还在与政府相关单位磋商以对接206系统，目前已签署了30多家……”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直奔主题：“请问在打造智慧检务过程中将如何更好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对接律师服务，我们上海市检察机关一直在努力。”张本才笑着表示，中央政法委去年推介了上海对接律师服务发展举措，“在完善206系统方面，原来是考虑‘公检法’一体化，现在已把‘公检法司’总体考虑进来……”
“我本来不打算发言的，但智慧检务激发了我的兴趣。请问，如何在智能程序中写出个性化法律文书？人太过依赖机器，是否会导致惰性？”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坦率提出问题后，很多检察官会心地笑了。
“请马代表放心，检察机关还在推行‘谁办案、谁普法’的释法说理责任，在法律文书中会有个性化表述的。我们会有典型案例、优秀文书等评选活动，届时邀请您参加评选，相信您一定会有收获！”张本才的回答，赢得一片掌声。
“别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
不知不觉，时针已经指向了10:10。
陕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春雷开始最后一个汇报探索公益诉讼的经验。他介绍了该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一体化工作机制”：“陕西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院公益诉讼指挥中心，检察长任指挥长，全省11个分市院共成立了6家。”
看到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会议交流互动的预定计划，主持人邱学强不得不“踩了刹车”：“这是最后一个互动环节了，大家最多提两个问题好不好？”
话音刚落，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便率先站起来发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的模式？”
提第二个问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大多公益诉讼案件基本上都是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案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国有财产之类的案件少一些。怎样才能使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平衡发展呢？”
杨春雷刚要回答，汤维建教授又连续发问，“别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发现难，从刚才视频短片里看，海南有举报中心、无人机、联络员来应对，陕西有哪些不同的机制呢？”
“我先回答丁检的提问。”认真听完一连串问题后，杨春雷表示，核心问题是检察长要发挥带头作用，做到“全员一盘棋、上下一体化”整体推进。上级院要进行业务指导、统一研判。要注重办案质量，严格依法办案。
对汤维建的两个问题，他先答道：“公益诉讼主要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因此现在办理的案件往往集中在这些方面。”
对于案件线索发现，杨春雷说，陕西省检察机关用的常规渠道是社会举报、建设相关平台等。“我们还有自己的公益诉讼调研团队，可以自行发现线索。”
此时，时间已到了10:30。主持人邱学强不得不宣布整个互动环节结束，进入下一个议程：“刚才，五位省级院检察长作了大会发言，与会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会议气氛很活泼，非常生动。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方式，效果不错。这样的方式将来还要多用。”
为时两个小时的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诙谐之处有笑声，精彩之处有掌声。问得尖锐，答得坦诚；问得专业，答得“解渴”；问得实在，答得深入。与会代表意犹未尽。
进入会议总结环节，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也高度评价了“抢话筒”的研讨新形式：“今天的大会互动环节，是本次会议的点睛之笔，是给今后开会打个样。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们问得好，大检察官们答得好！希望将来大检察官们与广大专家学者广交朋友、悉心听取意见建议……”现场，又响起了会心而又热烈的掌声。
“‘抢话筒’说明会议开得很成功！”
中午12点20分，第二次全体会议用时近4个小时，大检察官研讨班圆满结束。会后，走过记者身边的多位与会代表委员、专家学者纷纷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