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吧，小宇宙

　　□身材娇小，笑容甜美。可是，她却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小宇宙”。

　　□“也许前一秒，我还像个会计一样，快速地反应各项账目数据，但后一秒，发现某个疑点后，又得迅速转变成公诉人。”

　　□“她是最能坐得住的人。经常能看到余红除了吃饭外，一整天不出办公室的门，就在那里审查案件。”

　　□这起似乎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是铁板钉钉的案子，却让余红陷入困境。

　　□“孩子才九岁，还是棵小苗苗，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案发中受到的伤害，尽可能不留下心理阴影。”

　　余红接受采访，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们:“你们写稿子是不是都要晚上写?”

　　“不是，主要是在办公室写。”她又问:“怎么做到集中精力?”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善于向所有接触到的人学习，每时每刻都在吸收别人的经验。

　　余红，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身材娇小，笑容甜美。可是，她却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小宇宙”。据说，这是她的师傅，时任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第二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李爱君送给她的。

　　一

　　刚进入南京市检察院时，余红在财务科，工作8年后，她进入公诉处。

　　所以，她自己说，她的成长省去了很多传统的环节，比如当书记员装订卷宗。“我一来，就开始办案。走到现在，我感觉对我成长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不断地办案，在办案中思考。”

　　2004年，对于余红来说，应该是个转折点。那年，江苏省检察院开展职务犯罪案件考核庭评比，余红的参评案例是“江苏省铁路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张伯端(正厅级)受贿案”。那时，她进入公诉处刚满一年，法庭上遇到的对手、该案的辩护方律师是南京大学的一名以善辩著称的副教授。就是这次评比，余红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一等奖，也是她转行到公诉处后得到的第一个重量级奖项。自此，荣誉接踵而来:从南京市十佳公诉人、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到江苏省十佳政法干警、江苏省十佳公诉人、江苏省检察业务专业能手，再到全国十佳公诉人。

　　2015年5月，通过竞争上岗，余红担任南京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这一年，她接手了“德隆系列案件”之一的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被告人张某等4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件卷宗多达171册，移送审查起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达323笔，涉案金额16亿多元。”作为审查起诉小组3名成员之一，余红主要负责案件涉及的所有往来账目的审查工作。面对复杂繁重的工作任务，余红连续3个月奋战在办案点上。对方辩护律师评价他们是“接触过的最强公诉团队”。

　　“也许前一秒，我还像个会计一样，快速地反应各项账目数据，但后一秒，发现某个疑点后，又得迅速转变成公诉人。”余红这么形容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

　　连轴转了三个月，余红提出了60多条补充侦查意见，为办案人员查办案件提供了有力依据。可是，对自己办案期间已有身孕的事实，她竟然丝毫未察觉。

　　“这是我参与办理的第一个大案，不管是从八年会计生涯继承得来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习惯，还是财会经验，都给我树立了办好案件的信心和决心。”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余红感慨万千。

　　二

　　细数这十三年来余红办过的案件，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案不在少数。对公诉人来说，这些案件都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余红懂得把握机会，每一件都办理得漂漂亮亮，每一件都深深刻上她的“认真劲”，每一件都成为了她通向“全国十佳公诉人”道路上的奠基石。

　　当我们问起余红13年里办理的最成功的案件时，她笑了，考虑了几秒钟说:“这个我还真没有认真想过，在我的概念中，就是要认真办好每一个案子。”

　　“她是最能坐得住的人。”余红的同事、现任南京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颜畅告诉我们，“经常能看到余红除了吃饭外，一整天不出办公室的门，就在那里审查案件。”

　　如果说100个公诉人，有100种不同的办案方式。那么余红办案的最大特点就是“认真”，甚至谨慎周密到无所不至。

　　2009年，余红承办了某国有企业一名副局级干部的受贿案件。侦查机关总共认定了19笔数额60多万元的受贿事实。余红几次接触犯罪嫌疑人后发现，他的精神状态极其萎靡，只是一直强调自己有自首情节，追问了却又不配合。其实在他开口之前，余红早就已经认真审查了相关证据材料，只是其中一笔8000元的款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这笔款项的性质将决定犯罪嫌疑人法定自首情节能否成立。

　　忽略就是对犯罪嫌疑人不公平。余红多方求证，证人证言、受贿财物的量化标准、误差可能性等几乎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她都不放过。最终，这笔款项因证据不足而不成立受贿。法庭判决也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首情节予以从轻。

　　虽然在犯罪嫌疑人受贿的60多万元总数中，8000元只是其中并不起眼的一笔，但同样关乎公平与正义，同样不可含糊。在余红这里，案子没有大与小，数额没有多与少，只有犯罪事实的成立与不成立。

　　13年的公诉生涯里，余红的“认真劲”和“责任心”也渗透到工作的方方面面。

　　在余红承办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年老的父母始终都无法理解，为何被告人一拳打死自己的大儿子之后，没有“杀人偿命”。尤其是老太太，情绪非常激动，来来回回跑检察院不下十趟。

　　余红没有简单地一告了之，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家属真真切切地理解。

　　每次接待老太太，面对她的诉苦和埋怨，余红从不评价，只是在旁认真地听、细细地听，仿佛从她的话中能得到什么有力证据一样。老太太来了十趟，她就这么做了十次。最后，连同事们都听出来，老太太每次都说个把小时，每次说的内容都一样。可余红貌似却“没有”听出来。终于，她耐心地倾听换来了老太太的真心接受和理解。

　　“对任何一项自己名下的工作都投入与认真、热情与积极，这就是余红式的工作责任心。”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陆晓敏说。

　　三

　　2013年6月21日，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饿死女童案件。

　　案发后一周，余红就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到案件之中。当时这个案件被媒体热炒，各种针对公安、民政、社区的问责铺天盖地而来。接手案件，余红也深深地感受到肩上承受的巨大压力。

　　第一次提讯，女童母亲乐燕就用一种消极懈怠、破罐破摔的态度应对，对于自己吸毒后的所作所为一概回答记不清。因为尸体腐败程度高，鉴定意见为不排除两名女童因脱水、饥饿、疾病等因素衰竭死亡。这起似乎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是铁板钉钉的案子，却让余红陷入困境。

　　办案需要证据，这件案件能否以故意杀人罪认定?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证据标准?这些都是摆在余红面前的难题。连续几个夜晚余红都彻夜难眠，一边是眼前不断浮现出的案发现场，一边是乐燕一副毫无罪疚之感的模样……

　　整整一个月，余红和办案组同志加班加点，反复查看监控录像、反复审查同步录音录像，反复研究分析被害人死亡原因。看着从原本仅两册的证据材料慢慢地一页页地扩充到十册，办案的思路渐渐在余红的脑海里清晰起来。

　　经过对于乐燕案件的深入调查，余红也渐渐了解了乐燕的身世与成长经历，更为痛心的是，乐燕又怀有身孕。“让她回头，为了孩子，也为了她自己，毕竟她才23岁。”余红的心里始终有这样一个声音。于是，再一次去提讯时，余红捎上了水果，中秋节前，专门买了月饼去探望，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什么是母亲的责任，什么又是责任的担当。

　　开庭前，针对舆论重点关注以及可能存在认识误差的细节点，余红组织办案组同事反复改写出庭预案十余稿。庭审中，从讯问到质证再到辩论，余红环环相扣，不仅出示了大量客观性的证据，而且针对被告人的主观故意，专门组织了7组证据，从客观到主观，详细论证。包括30余家新闻媒体在内的近百位人员旁听了庭审。

　　当庭审接近尾声，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乐燕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也向公诉人表达了她的感谢之情。

　　四

　　2012年9月，南京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工作检察室成立，余红成了第一任负责人。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余红带领着未检团队创立了名为“一个中心、双向延伸”的南京未检工作新模式:“以办案为中心，向案前预防、案后帮教延伸”。

　　为加强“两个延伸”，余红牵头成立未成年人工作志愿者团队，并进一步充实南京市青少年道德法制宣讲团队伍。2013年以来，宣讲团与志愿者队伍，已深入高校、职业学校、中小学开展了50余场宣讲、情景剧表演等各项活动，受教育人数近10万人;对166名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了帮教。

　　2015年4月3日，南京一名男童小军(化名)被养母殴打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关注。余红第一时间从微博上得知信息，立即打电话给案发地浦口区检察院未检科，提出指导意见:“一是提前介入，加强对公安机关办案的监督与指导，二是加强对受害男童的心理救治与疏导，三是注重对涉案男童权益和隐私的保护。”

　　4月8日，案发后第六天，从安徽老家赶来的小军生母带着小军来找余红，寻求帮助，诉说自己老家还有上五年级的孩子需要照顾，希望司法机关从轻处理养母(小军生母和养母是表姐妹关系)，让小军尽快回到养父母身边;其次，希望有关部门能解决其目前在南京无固定住所和生活费等实际困难。余红认真倾听，一方面详细记下她的要求，一方面给她做亲子辅导，帮助她化解焦虑情绪，引导她履行好临时监护人义务，照顾好小军。

　　“孩子才九岁，还是棵小苗苗，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案发中受到的伤害，尽可能不留下心理阴影。”在余红心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受了伤害的小军。她陪小军聊天，带他到南京市检察院专门成立的未成年人心理干预室，让心理咨询专家对孩子进行心理测试，通过做沙盘游戏给孩子心理疏导。午饭时间到了，余红特地叫了快餐，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饭后，调皮的小军缠着余红做游戏，不一会儿，还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未完成的数学试卷，请教起余红来。

　　“有一道看图答题，我讲了思路和答案，开始，小家伙不理解。过了一会儿，他屁颠颠地跑到我身边说，他懂了，我的答案是对的。”余红笑着说，孩子很小很可爱，也很阳光，希望这次事件对孩子的伤害能降到最低。

　　“目前，男童在其生母的临时监护下，生活很平静。希望媒体和社会给孩子一个独立安静的空间，不要过度曝光，打扰他的生活。”余红说，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也非常注意保护当事人隐私，对相关人员信息都进行了屏蔽处理。

　　“检察机关最终没有批准逮捕养母，社会舆论曾一度有异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问。

　　“逮捕只是一个强制措施，对养母有罪不捕是综合审查本案、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等基础上作出的慎重决定。不捕不代表无罪，养母还需承担应负的法律责任，案件正在审查起诉中。”

　　余红意味深长地说，“司法不是机械司法，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司法不仅仅要明辨是非，也要斟酌损益，还应有对具体当事人现实生存的人文关怀。”

　　办案之余，余红将思考汇聚笔端，撰写了《大力加强公共监护与社会机构监护》一文，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机制、保护未成年人成长安全相关文章。在余红的组织推动下，2013年9月，南京市检察院向南京市人大递交了《关于制定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立法建议》，被市人大常委会受理。

　　2015年3月，作为全市政法系统唯一代表，余红被南京市妇联授予“南京市十大女杰”称号。

　　“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如何教育、培养和保护未成年人，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义务，更是全社会的责任。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做的还很多……”余红望着窗外，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