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恢复重建那三年

　　沈彬老先生17岁参加革命，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住房依旧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平房。2014年5月底，记者去了沈老的家里采访。90岁高龄的沈老身体有些衰弱，刚出院不久，前一天还在挂水。但是他的思维很活跃，能详细地给我们讲述当时和他离任后的情况，有时甚至还能纠正我们对历史的误读。

　　1978年10月13日，中共海门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通知，决定重建海门县人民检察院。我当时在海门县公安局做局长，根据组织安排，我和副局长金福星到县检察院担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我也就成为了文革后恢复重建的海门县人民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也经历了海门检察院重新设立后最困难的三年。

　　一

　　当时县委任命我和金福星担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时，我们简直就是光杆司令，只有大印一颗，其他要什么没什么，没钱、没人、没场所，被兄弟单位称为“三无检察院”。我上任一个月后，县里才从企业、教师队伍中抽调了4名同志过来应急。当时公检法挤在一个大院里办公，检察院只有两个办公室。虽然整个院子房屋破旧，拥挤不堪，整天吵杂声、当事人哭闹声不断，但三家单位挤在一块还是比较热闹的。当时，交通不便，挤在一起办公案件运转得比较快，移送案件、讨论案件不必跑很长的路，程序上也省了很多时间。

　　那时我们公、检、法三家不但同住一个院落，而且还共享一个食堂，每到吃饭的时候上百号人要排很长的队打饭，打完饭大家便蹲在地上围成一个个小圈边吃边聊，有说有笑，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

　　办公场所简陋，办公器材也极度缺乏，当时和外界联系的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也是我从公安那里要过来的。人手也严重不足，总共才六人，虽然按照上面要求按职能进行分组，但实际上还是共同办案，没有明确分工。

　　检察院的经费由县公安局代管，由于经费十分紧张，仅能保证检察干部工资。办案经费的解决极其困难，无法及时报销，更谈不上实报实销。那时我几乎每天跑去找县委领导申请办公用费。县委领导还拿我开玩笑说，你当公安局长的时候人影都不见一个，现在倒好，天天跑来要钱。没有办法，我得保障同志们的基本待遇。

　　院里没有打印机，请公安机关代理打印，后来上百号人共用一台打印机，容易造成案件材料的遗失。几次报告申请后，上头终于拨款购置了第一部铅字打字机，后来又有了手摇油印机。当初新分到文印室的一个小姑娘用手摇油印机时经常搞得满手油污，如果一次印的份数多一点，就要男同志一起帮忙摇。

　　1979年底，中共海门县委给检察院配备了32人的编制。80年代初，县里又给检察院建了一个四层办公楼，海门县检察院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

　　二

　　办公条件改善了，但当时政府根本无力帮我们检察人员解决住房问题，我的家属没有工作，和我一起住法院的集体宿舍。看到其他干警没地方住，我就把组织上分给我的三间房子腾出来作为他们的临时住所。可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有的检察人员离家远，上下班不方便，实在没有办法，就住养猪场里用来烧猪食的房子。条件好一点的自己找房子住，更多的是托亲戚朋友介绍，有的干脆住到一些单位废弃不用的空置房里。

　　外出办案就更加困难了，“一张纸、一支笔，下乡办案跑断腿”是真实写照，院里只有两辆自行车，谁有事谁就骑。当时不论路途多么遥远，路况如何糟糕，还是刮风下雨、雪花纷飞，只要有办案任务，就提前准备好干粮，自己掏钱住宿，所以大家能省就省。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出发，晚上八九点能赶回来就赶回来，不能赶回来就几个人挤在乡镇干部临时宿舍里。办一个案子，院里才给几毛钱的补助，根本不能填补整个案子的开销。

　　我记得有一次任务比较紧急，南通市检察院要求我们马上上报一个案子，当时已经临近下班时间，外面又下着大雨，去南通一天一班的公交车中午就走了。怎么办？当时陈锡庆同志站出来说我去。他刚分来检察院三个多月，我有些担心，没想到他胸脯一拍，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就用油纸把文书包的严严实实。我让另一位同志把自行车推出来给他骑着去，没想到他竟然不要，说，雨大，骑车不安全。说完穿上雨衣就消失在夜幕中。

　　现在快客到南通都要近一个小时，骑自行车得四五个小时，更何况在当时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徒步呢？正值深秋，那个雨凉飕飕的。他刚走，书记员王德群焦急地说了声不行，我不放心，就匆匆披了雨衣向黑影奔去。我没有阻拦，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他们回来后都发了高烧。

　　后来日子渐渐好过多了，我弄到了一张“长江750”偏三轮摩托车优惠票，购买了第一辆现代化交通工具。从那时开始，同志们下乡大部分是乘坐这辆摩托车了，当时这是一件很耀眼的事情。我自己下乡工作时，也喜欢乘坐这辆偏三轮摩托车，虽然路途遥远，颠簸不断，但心情是舒畅的。

　　当时收入也较低，干警一个月工资仅有26元到34元不等。而能用来补贴家用的又要打很大的折扣，因为外出办案、住宿的开支只能从工资中挤。我们有些干警经济拮据，甚至无法支付子女上学的花费，孩子们上了两三年学就辍学在家或者另谋生路。

　　三

　　说句真心话，在文革前，检察机关并不很受重视，也没有统一的制服，老百姓也不了解检察机关的工作，甚至有一个怀孕的妇女跑到检察院声称要检查身体，经解释，该妇女才离去，这事还一直被兄弟单位拿出来当笑话。有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对检察院也一知半解，在开会的时候也称检察院负责人为院长。在文革期间，检察院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一些干部就带头批判了自己的机关，这使我很伤心。

　　恢复重建以后，宪法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地位。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批准逮捕权，但在初期，这个批捕权也不是真正的享有。首先要由公安局具体侦查，检察院参与重大案子，提出逮捕与否的意见，再分别报海门县委或者南通地委批准。在法庭上，我们的起诉词往往只有几行字，甚至连起诉词都有审判员代念，也没有辩护，主要由法官发问，判决。整个庭审过程，出庭公诉人员甚至不去也可以。法院也比较自由，讨论讨论，多少年，大约给个数，估摸估摸就出来了。后来到80年“两法”出台了，我们才真正享有批捕、起诉权。

　　当时对检察机关的定位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以“严”字当头。虽然中央在1979年6月规定对逮捕不再报党委审批，但那时县委还是要求检察院将重大案件上报县委定夺。

　　记得那时海门有一个“灭门惨案”，兄弟三人调戏一个姑娘，导致姑娘羞愧难当跳河自杀，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县委要求对涉案的犯罪分子严打，一个不留，全都判死刑。我们检察院当即提出，必须依照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和坦白从宽的政策，处理该案，不能采取极“左”的做法。后来终于保下了一个最小的，判了个死缓。（整理：管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