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离婚冷静期”的意义和功能
在我国，“离婚冷静期”是法律上的新鲜事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如何理解和适用“离婚冷静期”，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 王礼仁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了“离婚冷静期”。
所谓离婚冷静期，就是冷静思考期，是指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时，依法应当对是否离婚进行冷静思考，经过30天冷静思考后认为确实需要离婚的再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冷静期”既是冷静思考期，又是离婚准备期。当事人既要认真思考是否必须离婚，也要思考离婚后生活怎样安排、财产如何分割、子女如何抚养等问题。
在我国，“离婚冷静期”是法律上的新鲜事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如何理解和适用“离婚冷静期”，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离婚冷静期”为何成“社会热议题”
“离婚冷静期”之所以成为“社会热议题”，可能是如下因素所致：
人们的法律需求与立法之间的反差。在婚姻家庭立法中，“离婚冷静期”并不是大多数人们的法律需求，人们普遍关心的主要是夫妻财产制、夫妻共同债务、婚姻登记程序瑕疵所造成的离婚难与结婚难的救济路径、离婚标准、离婚财产分割等。
防止极少数草率离婚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冲突。草率离婚在离婚中毕竟是极少数，为了防止极少数人草率离婚，影响了大多人的简便和效率，致使很多人难以接受。
对“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范围以及“冷静期”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了解乃至误读。
设立“离婚冷静期”具有警示效应
设立“离婚冷静期”的直接功能在于防止草率离婚。即以防止草率离婚为目标，以协议离婚中的冲动型、赌气型等草率离婚为防范对象。
设立“离婚冷静期”具有广泛的警示效应。即向所有婚姻当事人发出了珍惜婚姻，反对草率离婚的信号。该条的辐射效应与警示效果超越了其直接功能。
“离婚冷静期”展现了国家对草率离婚的干预立场。“离婚冷静期”不是当事人的意志选择，是国家强制干预，体现了国家维护婚姻稳定的态度和决心。
正确认识“离婚冷静期”与离婚率的关系。“离婚冷静期”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草率离婚，而草率离婚只是提高离婚率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因而不能对“离婚冷静期”降低离婚率期望太高，更不能把“离婚冷静期”作为降低离婚率的“神丹妙药”。
“离婚冷静期”不妨碍离婚自由，对真正需要离婚者，并不能阻止其离婚。至于离婚率的高低，则有多重因素构成，包括当事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婚姻价值观，社会风气影响等因素。即使一些适用“离婚冷静期”的西方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离婚率。降低离婚率要综合治理，单靠“离婚冷静期”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
“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范围与对象
“离婚冷静期”适用范围仅限于民政机关协议离婚，不适用诉讼离婚。“离婚冷静期”的适用对象包括所有协议离婚当事人，即凡在民政机关协议离婚者，均适用“离婚冷静期”。
在“离婚冷静期”立法过程中，有人建议不宜“一刀切”，对涉及家暴、遗弃等情形的没有必要给予冷静期。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家庭暴力、虐待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协议离婚，适用冷静期应当“一刀切”，不能有例外。
理由是——
夫妻一方有家暴等情形，只要能协议离婚者，双方矛盾尚不激烈，处于相对和平阶段，有些婚姻仍有挽回可能（如偶尔打一耳光引起的离婚），即使不能挽回，这种情形给予冷静期，一般也不会对受害一方造成人身等危险。
不“一刀切”民政机关不好把握。不“一刀切”，婚姻登记机关需要在适用“离婚冷静期”时，对家庭暴力等情形进行判断。家庭暴力等情形不仅有严格的法律构成要件，而且需要事实和证据才能认定，婚姻登记机关没有这个职能与能力。
不“一刀切”，则可能留下法律漏洞。当事人为了尽快离婚，则会谎称家庭暴力等情形，以规避“离婚冷静期”，致使“离婚冷静期”形同虚设。
家庭暴力等情形有合法救济路径。一方遭遇家庭暴力等不堪忍受之情形，可以通过诉讼离婚解决。
“离婚冷静期”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
对“离婚冷静期”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还有不少人存在误区。比如有人提出在“离婚冷静期”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强制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双方所得财产算不算共同财产？债务算不算共同债务？一方意外死亡，遗产如何分配？等等。
“离婚冷静期”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不变”与“三不得”。“三不变”：一是夫妻身份关系不变；二是财产关系不变；三是子女抚养关系不变。“三不得”：一是不得侵害对方人身权利；二是不得转移毁损共同财产；三是不得拒绝履行其他家庭义务。
因而，在“离婚冷静期”强制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则应按“婚内强奸处理”。尽管理论上对此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强奸罪与家庭暴力之间选其一处罚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在“离婚冷静期”所得财产、一方所负债务、一方意外死亡等，都应按夫妻关系的有关规定处理。
“离婚冷静期”的终结与失效
当事人在“离婚冷静期”对协议离婚产生分歧无法协议离婚，或者出现了不能协议离婚的法定事由，如在“离婚冷静期”，一方丧失行为能力的，应当采用诉讼离婚解决，“离婚冷静期”自然终结与失效。
（作者系资深家事法官，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