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扶贫第一村"所在地脱贫调查：思想意识不贫困
1984年6月24日，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读者来信，反映宁德福鼎磻溪镇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贫穷的状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性的扶贫攻坚工作由此拉开大幕。
30余年，6.6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全国扶贫第一村”所在地、曾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福建省宁德市，秉承“弱鸟先飞”的理念，赓续“滴水穿石”的精神，与贫困作战20多年，不断拉近与全省平均水平的距离。全市贫困人口总数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77万下降到14.5万，贫困面从37.8%降至5%以内。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2014年底，宁德市还有450个建制村和1200个地处偏远的小自然村、少数民族村和老区村，尚未脱贫，成为最后的“硬骨头”。
记者深入闽东7县(市、区)25村，实地感受这个当年连片贫困地区，从“授鱼”到“授渔”的脱贫历程……
福建省宁德市，俗称闽东，“老、少、边、岛、贫”一度是它的标签。
闽东陆地面积1.35万平方公里，90%以上是山地，海拔过千米的山有696座，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闽东是老区，新中国成立初期评定革命“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12955人，老区重点村和基点村1909个，占全市建制村总量80%以上。但曾经多年，闽东并未能享受原中央苏区有关政策。
闽东何以穷？靠城不近城，邻海难用海。
从地图上看，宁德市距省会福州不过咫尺。然而一座飞鸾岭，却让两地咫尺天涯。上世纪90年代隧道开通前，单程跑趟福州，至少4小时。宁德全市海岸线超过1000公里，还守着三都澳天然良港，但因军事之用，有海难作为。
闽东这只“弱鸟”如何先飞？
治贫要有“滴水穿石”的韧劲
一户也不能落下
海风腥咸，海浪迭涌。切入山腹的海水，将这里变成一个巨大、平静的海湾。福安市下白石镇下岐村就坐落在湾畔的最前沿，闽东面积最大的“连家船民”集中安置点就在这里。
“最深的一根桩打了38.7米，直径1.4米，别说台风了，就是地震也能抗到8级。”眼前正在进行外立面建设的小区，就是下岐村最后一批120户连家船民即将搬入的新家园。一共4幢6层楼，已全部封顶。从1997年开始，这已经是第四期船民上岸工程了。
连家船民全国有2万多人，主要分布在闽浙沿海一带。由于湾多、浪平，闽东成为连家船民最主要的聚居区，总共4000多户，约1.26万人，其中下岐村有782户3546人。
连家船民世代生活在船上，居无定所、老无所依、无学可上、有病难医，是当地最贫困的一个群体。
1997年，福建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专程深入闽东调研脱贫致富问题。在连家船民主要聚居区，他们钻入低矮破陋的船内，揭开锅盖看吃食、摸摸床铺探冷暖，在没水、没电、潮湿的船舱内，立下誓言：“决不能再让船民漂泊下去！”由此，新一轮大规模连家船民搬迁上岸工作启动。
“当年我父母是摇着船从隔壁县过来的，白天黑夜都在浪里晃，就想着能踏踏实实在陆地上睡个安稳觉。”今年48岁的江成财是第一批上岸的船民。越早上岸，转型也就越快。老江如今是船民中少数“转型”干建筑又当上老板的人。然而，由于没上过学、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农耕种养，不少人后来又都搬回船上。
想要上岸不容易。前三期的重点就放在如何“稳得住”上。最初的政策是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并负责路、电、水、通信、广播电视信号“五通”工作。对上岸的船民，每人给予650元建房补助；之后提高到1300元；再往后，还配套医疗、学校等设施。
一轮连一轮，一期接一期，至今已持续18年。“就像燕子筑巢一样，今天一枝，明天一桠。”眼下，下岐已建成2个新村6个安置点，累计600多户3000多连家船民上岸。到2013年，还未上岸的只剩下120户573人。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村里没地了。
开山造地，耗资大；搬新镇区，船民离不开海；插花安置，养老幼教问题又不便解决。
问题从村里反映到镇里，镇里再到市里，回答就两句：岸，必须要上，且一户不能落；钱，不是问题。这就是当下闽东实施精准扶贫的“两个关键”——政策要精准、破困要精准。
以“到户”“到村”“到县”的形式进行政策聚集，自2014年起，宁德市本级财政每年安排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新增部分的8%，2014至2017年统筹1亿到2亿元，2018至2020年统筹2亿到3亿元，专门用于全市6个省级扶贫重点县经济社会发展。其中5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定向往贫困村倾斜。
经过反复计算和逐户征求意见，下白石镇最后决定花200万元向对岸湾畔的湾坞镇渔民塘村买了11.5亩靠海边的地，无偿提供给这120户。建房费用，每户出资10万元，其余部分，政府兜底。
地有了，因为靠近海边，家门口就是滩涂，还有一片600多亩的鱼塘。通过共建单位下白石边防派出所的协调，这片鱼塘、滩涂被低价转让给下岐村，村里再发包给这120户，专门发展跳跳鱼养殖。船民的生产出路有了，村里也多了一块村财项目。而这一年，宁德刚好获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试验区”，海活业兴。
滴水穿石。靠着18年的韧劲，“连家船民”今年将成为历史名词。
脱贫上岸，要一户都不落；致富发展，能不能也一户都不落呢？
家家小洋楼，户户领工资；门对小公园，村像大花园。漫步在福鼎市的柏洋畲族村里，谁能想到，20年前这里也曾很出名，但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穷。
闽东是全国最大的畲族群众聚居地。畲族群众大多居住在当地半山腰间的茅草房中，是另一支特殊贫困群体。1997年，“先解决茅草房改造搬迁”，摆上了福建省委农村工作日程。
外出经商后回乡当村支书的王周齐，利用这项搬迁政策，将全村搬到今天的位置——不仅靠近当时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还为全村“捞”到了为高速公路建设提供辅料、劳务的机遇。集中安置后腾出的土地，一部分统一流转给一家农业公司规模经营，另一部分“以地招企”、以企兴村。
借“搬”转型、借“路”生财，两部大戏，让柏洋村面貌焕然一新——每年村财收入近500万元。
依靠如此殷实的家底，柏洋村通水、通电、通路，建起敬老院、幼儿园、文化中心……这些自不必说，80%的劳动力都在村里的企业上班、90%的农户都有汽车、100%的村民都享受村里每年提供的“三保一金”(医疗、农保、教育、养老)福利。
“我们还准备帮村里的几家企业上市，今后还要让所有村民变成股东，共享发展之利。”已经当了21年村支书的王周齐豪气不减当年。
2014年，福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650元，宁德为11302元。绝对数上虽还有差距，但其11.7%的增速，居全省第一。
治贫要治在病根上
车速每小时50公里、平均每3秒一个转弯；海拔从800多米降至不到百米，再攀升到800多米，山深路险。闽东“贫”，基础设施尤其“贫”。
1988年初，寿宁县刚刚成立的下党乡，是闽东当时4个不通公路乡之一，也是全地区4个省定“特困乡”之一。没路，小贩们不敢挑液体进山，怕摔倒打碎血本无归。村里很多人没尝过醋和酱油；没路，猪不敢养太大，怕扛不出去卖不掉；没路，第一个到下党的宁德地委主要领导，硬是一边柴刀砍草、一边拄着木棍，翻山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步行进去……
上世纪80年代末，围绕脱贫，闽东曾有两种思路：其一，提出三大构想，“修建温州到福州沿海铁路、开发三都澳50万吨良港、创办赛岐开发区并发展成中心城市”。三大设想，美是很美，但依据当时条件，无论哪一条，其难度堪比登天；其二，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
其时的闽东决策者，选择的是后一种。
蕉城区坑头村是闽东最早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仅此一村便牺牲过200多人。全村人发扬老区精神，用了整整10年时间，用最原始的工具，挖通一条长达21公里、可以通车到乡镇所在地的路基。
自助者天助。1999年，福建省老区“五通工程”开工现场会在这里召开，坑头村得到了第一笔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投资200万元。坑头村继续不等不靠，一点点改善基础设施，当年水、电等“旧五通”也变成了如今的电网、电信等“新五改”。
“求己”之路，并非只在破解基础设施难。
2003年，年仅27岁的谢齐明从厦门打工回来当村支书。村主任谢郑生是他同学，其他4名村委会委员都比他小，“我们当年整个村两委班子算福建省最年轻的。”
没想到刚一上任，谢齐明就被来检查工作的区委领导“数落”了一顿：路是通了，但一直没啥致富门路，村民也尝试过种植太子参、反季节蔬菜等，但全失败了——都是跟风，看别人搞啥，就跟着搞啥。
“这里海拔高、土壤肥，可以发展茶叶嘛；群众不敢干，你们得带头干呀。关键在你们自己！”谢齐明们被一语点醒。一商量，村两委班子6人，每人先种10亩。俩“小谢”还去了趟安溪考察。
“以前我们的茶，一斤只卖1元多，人家茶青都卖三十几元。”这下两人有信心了，回来告诉镇里请来的安溪师傅：“钱不白给。就两条：一是保障村民种出的茶，茶青每斤卖价不少于10元；二是必须教会我们6个人。”
小伙子们发了狠，什么生态茶、有机肥、花插种(不砍树)、生物药，全部照最新的种茶理念来，品种也选用省茶科所刚研究出来、正准备推广的“金观音”。全村建立了合作社，办了5个加工厂，统一品牌经营。产出的茶专往大城市销。
这下不得了，坑头村的茶叶价格“打着滚”往上翻。去年，他们通过了国家级标准茶园的验收，每亩茶园销售额达40万元。全村茶园面积由60亩扩大到1400亩，茶叶加工厂从零发展到7家。
去年底，现任的区委书记来考察，表示可以给项目和资金支持。已经改任合作社理事长的谢郑生，这下反倒给区领导“上起了课”：“现在钱不重要，关键是要想办法解决线上线下、电子商务、物联网管理、视频直播等问题……”
是搬迁，还是修路？曾经是黄敦国的“心病”。今年40岁、也是在外打工后回来当村支书的他，最终选择了搬迁。
黄敦国所在的村，是周宁县咸村镇樟岗村，准确地说，是新樟岗村，10年前从26公里外的大山深处搬迁到此。2004年，省供销总社干部黄晋榕来此担任第一书记，特地把黄敦国请回来当支书。原因很简单，当时，他在村里算是最有文化和见识的。
由于太偏远，几任在旧樟岗村小学任教的老师，陆续都跑光了。搬迁前，全村只出过一个没毕业的初中生。
经过两个月的逐户走访调查，全村152户群众中，愿意修路进山的占35%，想要搬迁到乡镇上的占65%。最关键的一条原因是：不想再一代一代穷下去，不能让下一代没有文化。
当年底，大部分群众就搬迁到新址，按占地面积，宅基地分为1万元、4000元和2300元三种价格，分别各为10户、50户和92户；补贴是人均1000元，自盖自建。
“补贴虽然不多，但幸亏当年选择了搬迁。”今年60多岁的村民黄刘建有两儿两女，他当年选择搬迁的原因，就是希望儿女能有书读。搬出后10年，新樟岗出了28个大学生，黄刘建的两个儿子就在其中。俩人现在都在上海创业，春节回家，一个开着奥迪，一个开着丰田。
到2014年，闽东“造福工程”累计搬迁2500多个自然村，共33万人，建成新村(社区)600多个。2009年温福高铁开通，宁德成为福建省首批开通高铁的城市。今年底前，全市将县县通高速。
穷在农上，富也要富在农上
“弱鸟”同样可先飞
闽东穷，但不是没资源。
寿宁县水电资源丰富，开发也早，在闽东地区装机最多。可当年由此延伸培育出来的产业，却不理想——都是些小冶炼、小铸造。产值不少，税收不多，还带动不了当地农民致富，结果反成了当地政府头疼的事。
最近寿宁又发现了“天赐”的资源——硒、锌。
硒、锌是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分别被誉为“生命之花”与“智力之源”。几年前，福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发现，寿宁土壤富含硒、锌元素。
前年起，一批原本在外投资的本土客商，纷纷回归当地农业，因为这次寿宁关于延伸产业的思路发生了变化——“要围绕农业制定产业政策，要在农字上找出致富的答案。”寿宁县农业局副局长郑毅雄表示。
如今在很多地方已经不种植的红米，在这里每斤卖50元；黑花生每斤48元；吸收效率最高的麻菜每斤65元……最高兴的是当地农民，犀溪镇农民蔡树辉把自家土地流转给川久公司，并在公司里上班，底薪每月2000元，土地流转费一亩每年800元，约是全省平均价格的两倍。像川久这样的公司，寿宁还有4家，带动农民过万，全县去年土地流转价格也由此平均上涨50%。
没有独特的资源，富又从何来呢？
福鼎市店下镇三佛塔村汉、畲、回族混居，13个自然村分散在方圆8公里的群山之中。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不少土地被抛荒，村里剩下的大多是像钟思永一样的老人，以及妇女儿童。
2012年，宁德提出每县要建1个千亩高优农业示范园和1个500亩山地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基地，且每季度在1个县开一场现场观摩会，第一场就选在这里。此时的汪爱君正被国家和地方一连串关于鼓励农业投资的政策所吸引，成立了恒润农业开发公司，瞄向了这些被抛荒的土地。
一边是土地抛荒，一边想集中用地，说起来，刚好可以对接上。可问题是没钱——集中用地就得首先集中安置，集中安置就得集中建设。
2014年，宁德市委书记廖小军挂点三佛塔村。走访调查了一圈，特地请恒兴银行一块参与进来。2010年正式成立的恒兴银行是闽东地区第一家村镇银行。“先飞之道在观念。地方贫困，但观念不能贫困。”
经过村、镇、银、农四方对接，恒兴统筹一笔总额为377万元的贷款。其中157万元专门用于村里“新家园”项目建设；另外220万元则专门用于新增的土地改造，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给恒润公司，实施特色西红柿项目开发；恒润公司则开展统一的设施农业建设，同时帮助村里进行道路、公厕、垃圾池等项目建设。
2014年，三佛塔首期63户群众旧房改造开工，260户群众参与土地流转，恒润公司示范园达1300亩；而其中229户流转户、350多人，又到恒润务工。
钟思永兄弟俩，一个想参与、一个不想参与。钟思永为了动员弟弟，前前后后去他家20多趟，为此哥俩差点红了脸。结果，看到哥哥一家既住新房，又有工资，今年弟弟反倒求着哥哥“带着一块流转一块干”。
而汪爱君的示范园，今年又搭上当地“观光农业旅游”项目的“便车”，门票一张30元；“农产品行情时好时坏，但加了一块旅游内容后，就等于多层保护。”当然受益最多的还是三佛塔村村两委班子，“不光村财每年能从这个项目中获益，关键是学会了‘观念怎样才能不贫困’。”
眼下，以市场为导向的高新农业、特色农业在闽东乡村，镇镇有示范、县县有规模。2014年，宁德市从省级财政获得的高优农业项目补贴和奖励资金，占到全省9市总额的45%。
青春火花点亮农村未来
跑好扶贫接力赛
给人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怎样才算好干部？霞浦县水门乡半岭村支书雷金花得算一个。当年向省领导当面提出“要改造茅草房”意见的就是她。
雷金花自小就是个泼辣的畲族姑娘。刚当村主任时，第一件事是想给村里通电。没钱，也不管门朝哪开，拉着村里老书记就跑到霞浦城关，找对口帮扶单位，“讨”钱解决。到了门口，老书记说：“我有点怕。”金花来了一句：“怕什么？这钱我们又不是往自己兜里装！”结果，这一年，她前前后后跑了89趟。最后一次，几乎要撒泼了：“唐僧取经也就九九八十一难，我都来了89次，你要是不解决，我就不走了！”
钱要到了，电也通了，雷金花也得了个“大号乞丐”的绰号。不光要完成日常工作，还得能“讨”到项目和资金、带头吃得起亏、选得准发展产业、领着群众一块富。
眼下农村干部老化是不争的事实，像雷金花也已年近花甲，而且当下扶贫不光是给资金、项目，栽下“摇钱树”、养上“下蛋鸡”，扶贫更要“扶智”和“扶志”。
也正因此，从2004年起，福建省扶贫工程又增加一项新内容——从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抽调年轻干部，分期分批下到薄弱村，担任第一书记，每期3年，任务就是推进整村扶贫工作。2014年，福建省第四轮整村扶贫开发启动，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守福就任下党乡下党村第一书记。
下党村修竹溪，芳流绕村，清水潺潺，可老有人在溪里毒鱼、电鱼。一打听，是村里的一个“混子”，混到什么程度？把自己父母打得报了警，醉酒后还把自己儿子丢进溪里。
下党村有百余座古民居，已申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村容得整治，街道上一处私厕，却死活也拆不了。一打听，户主是个老人，儿子还在县委工作。曾守福找了很多人包括老人的儿子，给他做工作。老人最后干脆放出话：你要拆，我就死你们面前。
后来，曾守福在村里成立了“村务工作村民监督委员会”，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产业大户代表组成，这两件事成了委员会热议的话题。两天后，“混子”被委员会的人狠狠“收拾”了一顿，这下老实了，大半年过去没再犯过一次事，天天围着曾守福身后转，想当河段长；老人那头也打来电话：“村里人天天骂我，我感觉都不是这村人了。你赶紧叫人来拆了吧。”
曾守福的作为，让在外经商多年的王培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找到曾守福，聊了一夜，“你能这么帮我家乡，我也想回来。”而这也正是曾守福最希望的。“今天的农村最缺的就是有文化、有才识、有信念、有激情的年轻人。”没多久，王培根陆续叫回来6名和他一样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2015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天刚放亮，由王培根和几个同学组织的一支20多个年轻人的队伍，拉着横幅、唱着歌，自发地赤足到修竹溪里清淤泥、捡垃圾。如今，包括王培根在内，这几名返乡的年轻人全都在福山水聚茶园合作社中任职。王培根还成为预备党员。
怎样利用好下党村优越的生态条件？围绕这个话题，曾守福没少和这群返乡年轻人彻夜长聊。结果还真聊出了新思路——“不卖茶叶卖茶园”。首先，组建福山水聚茶园合作社，村社联营，群众以茶园入股，再把茶园改造为生态茶园。然后再将茶园整体打包，通过大城市中的销售团队，以定制茶园的方式，出售给高端客户。
青春的火花，正在点亮农村未来。
2013年6月，宁德在全省率先出台文件，从创业门槛、办公场所、贷款、财政支持、创业培训等多个方面，给予明确的优惠政策，帮助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平稳渡过“断奶期”。
1988年出生的林恩辉就是被这火花照亮后，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农村。林恩辉家在福安市，虽然学的不是农业，也曾在城市就业成为白领一族，可梦想的力量最终让她来到福安的边远山乡——晓阳镇。
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之后，林恩辉不仅成功建立起生态农业博物园，还赢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她的葡萄专业合作社吸引了100多个农户加盟，亩产效益是过去的3倍多。如今她还兼任当地返乡创业党支部书记。这个挂靠在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下的党支部有正式党员5名，已发展了5名入党积极分子，全是90后，从高中生到大学生都有。
“我们还要将这项政策的扶持面继续扩大，不光是大学生，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我们未来农村建设的主力。”廖小军说，“要让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成为我们未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新生力量。”
回眸闽东，沧桑巨变。20余年实践证明了一点：只要思想意识不贫困，贫困终将会摆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