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孩子，勿逾“罚虐边界”

　　新华报业网讯　因孩子弄坏电动车且逃学在家，12月11日，徐州丰县一名8岁男孩飞飞(化名)被父亲打得皮开肉绽，器官衰竭。警方接报后，以涉嫌虐待儿童为由，将孩子的父亲拘捕。其父表示，打孩子是因为一时失控，看到孩子伤成这样，自己也很后悔懊恼。无独有偶，去年3月18日，南京一位父亲在教训不听话的女儿时，下手过重失手将其打死，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教育孩子上，中国素有“不打不成器”之说。但是，今天的家庭教育怎么把握住责罚与虐待的边界呢？12月16日，南京大学法学院邀请教授、法官、庭长等各方人士，就南京“虐童案”进行反思和剖析，其中不少观点给人启迪，引人深思。

　　“虎式教育”遭遇“猫妈围观”

　　2011年，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出了一本名叫《虎妈战歌》的书，介绍了自己以责骂、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中国传统方式管教孩子，最后成功让两个女儿上了哈佛的故事。而在南京，一位自称是“金蛇郎君01”的网民也因坚持“考第一奖励考第三则毒打”、雪天让儿子光膀子跑步等赢得“虎爸”称号，并引起强烈争议。

　　对此，南京大学中国法律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敏洁认为，“不打不成器”的传统做法越来越受到保护儿童权益现代观念的挑战，中国人觉得打孩子是自己的事，但美国不一样，“2012年我在美国访问时，跟我坐一个车的中国妈妈因为生气，让儿子下去跟着车慢慢跑，旁边的一个美国老太看到后立即表示要打电话报警”。南京“虐童案”的发酵，重要原因就是孩子被打的图片传上网后，受到大批反感棍棒教育的“现代猫妈”集体围观之后，最后才引起社会各方介入。

　　南京“虐童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徐聪萍认为，“虐童案”主角被判实刑后，一些家长担心“我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打孩子”，传统理念与法治思维发生了碰撞，“父母有教育孩子的权利和义务，但教育是有边界的，未成年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能说我随便打，打死了也是我自己的孩子。”

　　不得虐待孩子≠不能责罚孩子

　　与会专家透露，在南京“虐童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李征琴用跳绳、抓痒扒抽打孩子是主观上的虐待还是责罚?案发后，不少网友表示，“我也偶尔打孩子，孩子皮肤嫩，有时轻轻一拍就是一片血红，第二天又消掉了，这算不算虐待孩子？”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孙国祥认为，讲到罪与非罪，李征琴一案涉及的问题是父母有没有“责罚权”或者说“责打权”“惩戒权”的问题。《三字经》讲“养不教，父之过”，《弟子规》说“父母责，须承受”，说明古代是讲责罚权的，强调对于父母的责打作为子女要顺从，哪怕下手重一点也得承受，但现代法治社会对此有争议。在理论上，不少国家还是承认“责打权”，韩国刑法规定父母有对子女的惩戒权，德国刑法理论也承认责打权。

　　孙国祥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但没有讲不得打骂。因此，“如果对孩子的责打都要绳之以法的话，那对于家庭的破坏可能大于对家庭的维护。”他认为，对于“责打权”也应该予以限制，一是目的的正当性，责打是为了教育，如果对子女的虐待行为就不叫教育；二是专属性，责打权应由行权者实施，不能转让，有的家长对老师说“孩子不听话，你给我揍他”，这个不对；三是责打程度的合理性，要有边界限制，折磨人、伤害身体、侮辱人的必须禁止。

　　公权介入应以保护儿童为宗旨

　　“这几年，‘饿死女童案’、‘父亲打死女儿案’、南京‘虐童案’等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子不时出现，由此提出了一个公权力应该如何介入家庭教育等私权领域的问题”，全国优秀法官、南京玄武区法院少年庭庭长王萍说，南京最近也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以求加强公权力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弗洛伊德说过，今天的不良行为，大多数是童年时期所受伤害导致的。”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邱鹭风认为，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伤害，往往不仅仅是皮肉伤害，公权力应及时介入。1986年，《民法通则》就规定，政府是未成年人的“最后一个监护人”，但到前年我国在福建莆田判决了第一起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案件，去年徐州又判了一起，这表明我们对不称职父母亲监护权的剥夺还没有力落实，“《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目前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有望明年正式出台，这个法律出台后，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领域的力度会加大，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

　　“政府等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的边界，应该以儿童回归家庭本身功能和对儿童保护为宗旨。”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狄小华认为，发生父母虐待子女之类的问题，首先应该保护性地隔离当事的未成年人，避免他受到二次伤害，其次要进行评估，以确定孩子能否回归家庭进行正常的生活，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既要慎重，也要有效，总的原则是保护公民尤其是儿童的权益。

　　本报记者 唐传虎 刘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