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抗日阵亡将士名录近日上线 历经30多年寻找
“现在，我们区民政局已经受理追认外公为烈士，向市里、省里的民政部门上报了。”最近，每隔一段时间，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都会接到湖南刘旭飞女士打来的电话。13年前，她开始在国内各大档案馆寻找外公李国重的档案，打捞外公的抗战史。不久前，她将在二史馆查到的“死亡官兵调查表”连同其他史料一起报送给当地的民政部门，期待能追认外公为烈士。而这样的“寻根”故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二史馆的回廊里频频上演：二史馆的工作人员将饱经战乱、上灰发霉的档案誊抄为卡片，再制作成微缩胶片，再到今天的电子化、数字化，沉睡半个多世纪的抗战档案正在渐渐苏醒。
近日，二史馆将近20万抗日阵亡将士名录和党政军人员名录“上线”，只要输入待查人姓名、籍贯等信息，10秒钟就能锁定他的信息。名录“上线”后，档案查询量已占所有查档量的三分之一。
现代快报记者 徐萌 金凤/文 邱稚真/摄
新闻
档案公布后
进出二史馆的人多了
坐落于南京中山东路309号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片茂盛的法桐的掩映下，显得古朴而神秘。门口的牌楼，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二史馆的象征，留在游人的相机中。不过最近，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里，去打捞先辈们的抗日战争史。
一切源于二史馆近日发布上线的192363个抗日阵亡将士名录的数字化档案。现代快报记者检索发现，只要在查询系统里输入姓名、籍贯等信息，就可以检索阵亡官兵的抗战信息。而此前，他们大多以缩微胶片、卡片的形式保存，查询耗时耗力，记录方法落后。
作为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二史馆留存的大多是孙中山、蒋介石等政要批示、签发的文件和众多的官方文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放历史档案以来，二史馆每年都要接待国内外几百个单位、几千人次查档。各地编史修志人员也常常提出要查找抗日战争中阵亡的本地籍贯军人的档案。
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工作人员发现，散见于档案卷宗中的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有约20万。二史馆原利用部部长吕平回忆，大家在馆藏的900多个全宗中选出了可能出现抗日阵亡将士名单的8个全宗约9万余卷进行调查，发现有关案卷815个。
一位已经退休的利用处工作人员回忆，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一些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来二史馆查档案。量不是太多，但即便只是寻找一位抗日阵亡将士也不轻松，必须把所有的案卷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查找时间长，而且一刻都不能马虎，因为很容易就看漏了。”另外，原档历经战乱迁移，不少已经上灰受潮，十分脆弱，多次翻阅也不利于档案留存。
调查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系统整理抗战阵亡将士档案
多位二史馆工作人员向现代快报记者表示，1983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追认革命烈士的文件，对他们的档案整理工作发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由此开始系统地整理抗战阵亡将士档案。
这份《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而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
现年80岁的朱英珍当时在二史馆接待处工作，她回忆，“政策一出来，逐渐有阵亡将士的家人过来查询，好多人看到‘死亡官兵调查表’原件上的亲属名字，就像看见了亲属一样，抱着就哭了。”
“死亡官兵调查表”是当时国民政府士兵抚恤政策的部分体现，也成为很多人为其父辈找回烈士身份的证明。现代快报记者看到，每一页“死亡官兵调查表”都记录有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死亡官兵的部队番号、职级、姓名、籍贯、死亡原因、死亡类别、请恤者机关姓名、遗族姓名和恤金数目。
二史馆利用处处长杨斌说，“当时，各部队把牺牲的将士姓名上报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函送两份调查表给行政院，行政院查核后留存一份，另一份上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鉴核后令行政院执行，行政院再通知军事委员会，遗属可领取相应抚恤金。”
朱英珍回忆，“80年代追认烈士的事，最初知道的主要是城里的知识分子。有人来，但不多。”但随着各县市编史修志工作的展开，前来二史馆查找当地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名录的单位越来越多，查档需求大增。
上世纪90年代完成约20万张抗日阵亡将士卡片
为提高工作效率，二史馆工作人员开始对阵亡将士名录档案进行摸底，他们将将士牺牲时间范围设定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他们将原始档案制作成检索卡片，并逐张校对、去重、按籍贯编排。
从此，一条条为国捐躯的鲜活生命，凝结成巴掌大的卡片上的字字珠玑。朱英珍回忆，当时，大家对照“死亡官兵调查表”原档，将每个阵亡将士的信息都登记在卡片上，并注明馆藏原档全宗号、卷号和页码。朱英珍翻出一本边角磨损的字典。当年，她就是对照字典把阵亡将士的姓名分解成四角号码，按照籍贯进行排列的。
朱英珍说，通过提供的姓名，可以很快地锁定原始档案，“不需要逐一翻阅，对查档者、对原档都是好事情。”据了解，当时二史馆利用处和保管处共有2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完成，整理的阵亡将士卡片约20万张。
据悉，阵亡将士籍贯遍布25个省份，若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单列出来，更是遍布29个省/直辖市。江苏籍的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共2784人，遍布省内63个市（县）。
2003年卡片信息录入电脑， 目前电子档案已上线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服役”十多年的卡片，已在2003年退休。近20万张抗日阵亡将士的卡片信息在那一年被录入电脑中。杨斌说，“当时特意请来外包公司进行数据录入，并形成专门的数据库。”这次“变身”可比誊抄卡片快多了，只花费了大半年时间。
而不久前，二史馆将近20万抗日阵亡将士名录和党政军人员名录“上线”，只要输入待查人姓名、籍贯等信息，10秒钟就能锁定他的信息。
记者了解到，在二史馆抗日阵亡将士数据库中，有192363个阵亡将士的记录。二史馆研究员郭必强说，“近20万阵亡将士名录，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二史馆馆藏并不十分齐全，台湾“国史馆”、地方档案馆也有抗战阵亡将士的资料。
抗战背景下，对阵亡将士的统计难免有遗漏。郭必强说，由于战事频繁，有时顾不上死亡官兵申报就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而有的部队全军覆没，没人上报死伤情况。
虽然国民政府有抚恤制度，但原始档案中也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郭必强回忆，整理原始档案时，曾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指示意见，“大致是说，非正规入伍的士兵阵亡后，参照以前的惯例处置，也就是说，杂牌军不会被写入死亡调查表中。”
据了解，从上报死亡调查表到国民政府批准，一般需要花费半年到两年的时间。
故事
夹杂着苦涩的甜，一块糖的味道记了20多年
米士龙1987年从部队调入二史馆工作。那时，馆内已经有不少同事利用午休时间制作阵亡将士卡片。而米士龙至今还清晰地记着一颗糖的味道，明明是甜的，吃起来却有些苦涩。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米士龙正站在办公室外的大平台上晒太阳，山西一位退休的晋剧演员，风尘仆仆地赶来“寻亲”。
“这个老太太听她父亲的老战友说，她父亲是抗战时牺牲的，长期以来，因为身份得不到确认，她内里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她父亲的战友写过证明材料，但因缺乏档案和史料的佐证，山西省民政部门并没有受理。”山穷水尽时，有好心人提醒她，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有可能会有线索。
于是，她只身来到南京，连续几天用手电筒照着灵谷寺无梁殿中的碑刻，上上下下地寻找。但那里铭刻的是北伐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姓名。几天下来，她劳而无获。后来，景区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推荐她向二史馆求助。
米士龙的同事吴永智仔细询问了她父亲的姓名、年龄、亲属信息。之后，吴永智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张卡片出来，又询问了一些信息后，确认他父亲与卡片中记载的阵亡将士信息一致。
这位远道而来的山西老人花2元钱复印了档案，工作人员又在档案上盖上了馆里的专用戳，让她把材料带走。
她回去后没多久，二史馆就收到了她写来的感谢信，父亲烈士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
还有一位来自武汉的女士，为完成母亲的遗愿，来到二史馆寻找父亲的档案和证明材料。当工作人员帮这位女士办好证明材料时，这位女士立即上街买了一包糖，分给大家表示感谢。米士龙也得到一块糖，那特殊的甜味一直记到现在。
在微缩胶片中发现戴安澜在长城抗战中的照片
1994年前，父亲戴安澜对于戴澄东只是一个模糊的英雄形象，这个率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并壮烈殉国的将帅，当年留给儿子的，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履历。
1994年，戴安澜诞辰90周年，戴澄东准备给父亲编写一本资料集。从那年起，戴澄东的妻子陈有馨便利用闲暇时间去二史馆查询戴安澜在抗战中的经历。
“那时二史馆把档案做成微缩胶片，要用胶卷机看，查了大半年的时间。”让戴澄东兴奋的是，爱人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了戴安澜在长城抗战中的一张照片。那是戴安澜担任第25师145团团长的照片。这张照片，此前家人都没有看到过。
近年来，年逾古稀的戴澄东一直想替母亲王荷馨完成一个遗愿，那就是寻找父亲戴安澜牺牲的地方，去那里凭吊父亲和在缅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
戴澄东说，当年，他在二史馆查到了1942年《远征军第五军200师缅甸同古棠吉康卡诸役战斗详报》，这份史料详细记录了远征军战前敌我形势分析、敌我兵力及各时期战斗经过等信息，并附有作战地图。
在《本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一览》中曾有记载，“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40分，师长于茅邦殉国，即初殓护灵榇归国”“1942年5月27日夜于莫洛渡瑞丽江”。
根据戴澄东从第200师一些老兵那里收集的回忆，戴安澜牺牲时，是在一座庙宇内。由此，戴澄东推测，茅邦村是在莫洛以南的深山密林中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有一个庙宇，与莫洛的距离是一天的行程，按照当时行军速度大约在25公里-30公里左右。
几经辗转，最终，他在距离莫洛东南方向约3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确定了戴安澜阵亡的地点。
“寻根”13年，她终于有望为外公申报成烈士
“现在，我们区民政局已经受理追认外公为烈士，向市里、省里的民政部门上报了。”每隔一段时间，二史馆利用处都会接到湖南刘旭飞女士打来的电话，每次谈话内容都是她为外公李国重申报革命烈士的进展情况。每次电话中提起外公的抗战故事和这几年“寻根”的经历，年过50岁的刘旭飞都会哽咽起来。
从小到大，刘旭飞跟着外婆长大，但外婆对外公却只字不提，“直到1983年外婆临终前才告诉我，外公是在打日本的时候牺牲的，是个英雄，希望后辈可以明确外公的革命烈士身份。”
最初，刘旭飞在邵阳、湖南的档案馆中寻找，在《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中，她找到了外公李国重的名字，李国重时任国民党第77师231团三营中校营长，牺牲于1942年1月8日，地点是湖南长沙。此外，她还找到一些李国重在湖南陆军干部学校参加过三次长沙保卫战等零散档案材料。
2013年，听说台湾国史馆也存有民国档案，刘旭飞去信查询，找到了两份档案。
2014年3月，刘旭飞从湖南邵阳来到南京，来到二史馆查询李国重的资料。幸运的是，她迎来了信息化的时代。
当时，已经“服役”十多年的卡片，正在逐渐“退休”。抗日阵亡将士的卡片信息已陆续被录入电脑中。
工作人员在查询李国重的档案时，已经用上了抗日阵亡将士初级版的数据库，在查询到李国重的信息后，他们调出了李国重的死亡官兵调查表和抚恤令的原档，“经过国民政府批准、由行政院执行抚恤标准，证明李国重确实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看着档案上“李国重”三个字，刘旭飞就像见到了亲人，哭得不能自已。
2015年，是刘旭飞踏上“寻根”之路的第十三个年头。现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李国重能早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观点
阵亡将士名录上线
既弘扬抗战精神
也方便亲属查找
“在数字化以前，我们当年做研究，要从浩繁的档案卷宗中调阅，方式很原始，效率也很低。有些资料，因为卷宗太多，也陈旧了，甚至找不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孙宅巍，从1983年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对比当年在二档馆的查档经历，他认为，数字化的检索能提高利用效率的同时，也能弘扬抗战精神。
“这些抗日阵亡将士，都是为抗日战争献出生命的，他们应该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利用查找这些资料，有利于总结抗战经验。”他表示，将20万抗日阵亡将士名录数字化，也有现实意义。
“有很多官兵是抗战牺牲的，他们的家属有的不知道亲人的下落，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死在哪里，是怎么死的，有的甚至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数字化后，便于他们的亲属查找，可以解决现实问题。”孙宅巍说。
近日，二史馆还正在对近百万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的数据库进行数字扫描，把卡片信息录入数据库中，有望今年底完成。不过，有些心急的市民已经闻讯赶来了。二史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抗日阵亡将士名录和党政军人员的档案查询量，已占所有查档量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