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检察官故事]镇江润州张耀林：军徽与检徽

我永远记着我是从“雷锋班”出来的人

　　我家兄弟四个，两个当了兵。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8岁，大哥穿着鲜亮的军装探亲。我在小伙伴面前很拽：“我哥是解放军！我长大也要当解放军！”

　　“文革”中期，父母、二哥相继亡故，大哥只好脱下军装，成为采煤工，靠30元工资养家，供两个弟弟上学。

　　18岁那年，我真的当兵了。新兵连快结束时，领到了崭新的红领章、红帽徽！可巧的是，新兵连派我随班副到北京通县靶场出公差，中途到八里桥涉外军事检查站借工具，见到一名看上去岁数有三十出头的老班长。他长得黑黑的、高高的，有点像我大哥。班副向我介绍，这位老班长所在的一班，是远近闻名的“雷锋班”，在北京军区和卫戍区赫赫有名。

　　十天后，七团两个连的新兵，随机被分到各营，各营又分到各连，各连又分到各班。我恰恰被分到了八里桥“雷锋班”。我暗忖：世上哪有这等巧事？到了“雷锋班”，我也可以出出名了！

　　可谁知，三个月下来，我在气氛严肃的班务会上，连续被老班长点名批过三次：“站岗值勤吊儿郎当，自由散漫”“细小工作抓得不紧”“训练不动脑筋，动作不标准”。太伤自尊了！

　　知耻而后勇。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班里冲厕所、扫地之类的活，多半被我承包了。盛夏烈日炎炎下的露天岗哨，我和所有老兵一样，“挺胸抬头神集中，纹丝不动像棵松”；单双杠、队列、擒拿格斗训练，都是趁天黑后“开小灶”；尤其在爱读书爱学习、热心学雷锋做好事这两点，我深受老班长看重，常常在班务会上得到表扬，年底被评为全连的标兵。第二年，在老班长力荐下，我顺利考上军校。他背着我的背包，送我到北京站，噙泪挥手告别。此情此景，永志不忘。

　　两年后，我毕业回到原连队，我是一排长，老班长还是一班长。我那时常想：老班长至少应该是一排长，我至多是一班长。

　　上面的故事，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如今，老班长已经在他的老家山西临猗县城里过起了退休生活，我也已经转业二十多年，正在检察官岗位上站“最后一班岗”。

　　说起我从军人到检察官的转变，也与老班长及家中长兄有关。

　　我十五六岁时，印度经典电影《流浪者》正在城里热映。我们农村孩子少有机会看洋电影，大哥在煤矿上班，回家路过县城，偶尔看了这场电影。他又天生是说书的料。于是，我从大哥口中“看到了”的《流浪者》，其精彩并不亚于真正的银幕故事。也正是从那时起，一个概念渐渐在我心中形成：懂得法律的人了不起！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班长要退伍回老家了。临别促膝谈心，他对我寄语道：“咱部队改成武警了，是护法部队，咱国家也讲法治了，你还是多学点法律吧。”我说：“您的话，我一定记住。”

　　于是在其后十余年时间里，我记住了他的话，坚持一边工作一边自修法律。在部队时读北大的课程，转业后自考南大和苏大课程，法学专业和律师专业的课全报全考。前前后后，拿到单科结业证书30多张，大专、本科、法律硕士毕业证书4本，并通过了当时的全国律师执业资格考试。

　　2001年，我从街道党工委书记任上，交流到了检察院工作，检察官从此成为我的职业。后来，虽然也有再交流到党政要职上的机会，可是我认定了一点，法律职业更适合我。

　　当兵时学打仗，讲究的是战略战术。检察机关办案也像打仗，知己知彼，情报信息，见微知著，遇事果断，那是必须的。我的同伴中，有多名军人出身的检察官，既懂法律又懂战术。大家团结一致，办理过许多职务犯罪大要案。二十年来，军人出身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在我们院就出了8名。

　　当过兵的，很多在部队摸爬滚打多年，善于全天候野外作战。反贪办案，经常全封闭，十天半个月不着家。多少年来，加班的队伍里，总是少不了军转检察人的身影。疾恶如仇、仗义执言，是红色军人“基因”。

　　如今的我已年过五旬，虽然不在反贪一线了，但还经常梦到与嫌疑人谈话，梦到突破案件；也还经常梦到，又要考试了，没准备好，急得团团转……（张耀林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