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看阅兵，好几次想大喊
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心声，我认识的每一个留学生基本都会说：来到外国，见了外面的世界，反而更加爱国了。之前在国内总觉得外面啥都好，可是等长期在外生活，亲眼看到国外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后，反而会对很多事情产生更加客观的认识。再看到听到刻意刁难、缺乏常识或者满怀敌意的、针对中国的指责，总会上前为祖国“主持公道”。
这不，脸书上有一条发言就很火，它是这么说的： “一个1949年成立的国家，竟然在1945年成为了战胜国。这个国家在国庆66周年之时，竟然在阅兵庆祝胜利70周年。”
我的回应很简单：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阅兵式是对于在战争中死难的国民的哀悼和祭奠，绝非一个政权的炫耀。这文化中国之胜利，这民族中国之胜利，是国共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海峡两岸达成的共识。如果现在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去纪念抗战胜利，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有些西方人连南京大屠杀都不知道
确实，外界对中国认知的局限，关于中国信息的闭塞程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想想2008奥运会之后“歪果仁”对中国的震惊，再想想最近台湾学生来大陆后的反应，大概就能明白了。
具体回到二战这个话题上，欧洲人对二战中国战场情况的了解，远远不及中国人对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了解。由于英语在国际上的绝对优势，二战历史建构和宣传的话语权也牢牢把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例如，《辛德勒的名单》等历史题材的大片几乎路人皆知，而鲜见有分量的华语作品来向世界讲述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何凤山，讲述1930年代犹太人在中国上海找到了“诺亚方舟”的故事。
笔者之前就问过在伦敦最好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对中国极感兴趣的国际政治学学生。我问他们：如果让你说一个二战中的纪念日，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什么？你对二战远东战场了解多少？
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梅根第一个说出口的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空袭，以及5月8日欧洲胜利日。再有的话就是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一，那是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悼念所有在各类战争中阵亡的官兵，这一天全国放假，美国人民各种吃喝玩乐各种high。关于中国战场，她只知道“南京大屠杀”，但也只是知道有这个事情而已。因为她在中国石家庄教英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告诉过她南京大屠杀。但美国本土的人基本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来自巴西的阿尔德·席尔瓦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迷”和历史迷。他能按照地理方位准确背出中国各个行政区，也自诩深谙中国的“关系”文化。他一口气说出了5月8日希特勒投降的“欧洲胜利日”、6月6日诺曼底登陆、8月6日和9日美军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关于中国战场，他竟然说出了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具体到中国战场的其他知识上，他就语塞了。他也坦承，在他心目中是美国的原子弹最后搞定了日本，否则不知道日本要到何年何月才会投降。
关于二战中国战场的历史事实，相信每个在中国接受教育的人都不陌生。我们只需要把最基本的事实摆出来，告诉他们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二战同样在所谓的“远东”残酷地发生过。日军的兽性丝毫不比德军差，中国人也从未放弃抵抗，民族抗争的毅力和勇气也丝毫不比英国人、不比丘吉尔差！我想，向世界客观展示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也是这次阅兵的意义所在。
所谓“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在寻找自我优越感
有这么多“中国盲”的存在，某些“中国通”便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中国威胁论”也会趁着阅兵这样的“大好机会”，跳出来喊两嗓子。
这一点我在和梅根的交谈中也提到了，她告诉我，之所以中国每一次有关“硬实力”的动作都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威胁，关键是因为中国的“软实力”太弱，世界对中国了解的太少太浅。从她这样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每次硬实力展示，都没有相应的软实力配合去“给世界一个可以信服的解释”，即中国人的海外公关能力尚显生硬。还有就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领土争端，每次中国一抬手，别人就以为是要出拳。
吉迪恩·拉赫曼就曾在《金融时报》撰文称：“如今日本试图修宪，美国强调新派出的军舰‘非常适合在南中国海发挥作用’；澳大利亚也宣布增加国防开支，加强与美国防务合作；菲律宾的阿基诺甚至把世界对中国的‘容忍’比作英法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面对这样火药味浓烈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战争’！”看到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说出这样的话，我也只能用“媒体的本性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吸引眼球”这个说法给他一个台阶下了。
诚然，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千百年来都没能解决的问题。不管多牛的学者写多厚的书，不管多牛的政治家开多少次会做多少次演讲，似乎都难以完全回答这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终极问题。但具体到“中国威胁论”，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个国际关系中的小知识：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泛指西方对近、中及远东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的研究，亦可指西方对东方在艺术层面的经验学习、模仿及再创造。它于二战后出现，不管这个概念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在多少不同的领域应用，它的起点是不变的，即站在“西方”拥有绝对发达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点遥望“东方”，以及长期积累的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西方”是强力而清晰的，“东方”是遥远暧昧的；“东方”暗喻危险，而“西方”总被“东方”的异国情调迷惑。可见，“东西”分野以及分歧被刻意建构起来，借以突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把这段拗口的理论翻译的通俗些来说，东方主义是旧殖民体系结束后的一种新殖民形式，是西方文明建立在偏见上的、软性的、心理自慰式的一种优越感重构。
很多重要的现代国际关系概念如“主权平等”等，均滥觞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以现代“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是西方发明的，元叙事的权柄也一直牢牢抓在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手中。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后才被动卷入了这个国际体系，一上来就被暴揍了好几顿。眼下西方人看到中国竟然抬起头来了，还站起来了，而且还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当然会不适应。复杂又扭曲的“东方主义”，或者“东方主义”的碎片依然能在受西方文明浸染的作品和言论中找到踪迹。
中国曾长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正是中国的“软实力”让马可波罗名噪欧洲。中国外销瓷的碎片被海水冲到非洲，成为当时非洲部落或者家族财富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国威胁论”和最近被热议的“中国坑”倾向，本质都是披着保守主义外衣的“东方主义”和“心理不平衡”效应。
中国需要掌握元叙事话语权
如今，在西伦敦的著名商场哈罗德，能说普通话的店员随处可见，英国比斯特打折村早就针对持银联卡的中国客户推出了折上折服务。不少街角杂货铺的老板都会说一句“你好”和“谢谢”，像达西庄园(Chatsworth House)这样的经典英国古典庄园，也有了中文简体字的导览资料。有一次我去买炸鸡，那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炸鸡店老板还说了一句音调诡异的“好吃”来自卖自夸，吓得我差点没拿稳手中的鸡翅。
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能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中国，这是莫大的喜悦和欣慰。国际关系学者们想出了千百种避免冲突和战争的理论与途径，但从最基本的、最经典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解决办法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多走动，多了解，多沟通。正像亲戚朋友都是靠“走动”的，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每走一步，或许能顶得上国内同胞走两步，因为你传递的信息有更大的几率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收。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华侨都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每个人也都是外交官。可以在party上有理有据地反驳一次被过分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告诉朋友们，真正的中国人热爱和平，并且对未来好日子充满了希望；或者以积极的姿态开口说英语或当地语言，多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情理结合地消除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些看似举手之劳，但也许比那些严谨又艰涩的论文要有用很多。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可谓在世界上都是独一份儿。领土问题、历史问题，跟邻居吵架、跟域外大国瞪眼又合作，国内也还有民族问题、贫富差距、环境问题、法制问题等等。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后，是不停地责骂，还是切实地去走出一小步，用自己的行动稍微改变一下这一切？每个民族，就像每个人一样，都有阴面阳面。我们能客观地审视其他民族，为什么不能客观地看看我们自己呢？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选择回国，拥有海内外“两栖”身份的他们，作为中国出产的国际复合型人才向世界很好地讲述了中国故事。当然，这是一个从一维到多维、从平面到立体的建设过程，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事实上，很多海外留学生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看到不少海归精英纷纷回国创业，投身第三产业。如果说过去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够色彩斑斓，这批人带回去的欧风美雨东洋花正在装点着中国的经济，使之更多样、更健康。公务员这个“铁饭碗”已经不是当年的大众情人，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结合自己的优势、特点和热情，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对自己内心的这份负责和真诚，难道不是在向西方宣告，中国青年不都是一群只会考试、挤破了头仅仅要完成父母的愿望、寻求“稳定”的人。我们中国青年早就有了“新活法”，而青年是国运之未来，这难道不是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吗？
再往小了说，学商科的，你和你的歪果仁队员做出了一个便利中国人来欧洲旅游的定制商业项目，你就为中欧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学艺术品鉴赏的，在一次seminar上能透过这件艺术品，阐述中国传统的“合和”哲学，就能让歪果仁更加了解我们的文化。这样的信息会以细胞分裂的形式传给更多的人。下次这个外国人再发表对中国的看法时，就会说：“嗯，我对中国文化蛮感兴趣，我有机会一定去中国看看”，这就促进了上文所说的“走动”。
一句话：推开门、伸出手、张开嘴、迈开腿，在世界发现自己，向世界传递中国。
原标题: 我在海外看阅兵，好几次想大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