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速增长结束 如何奏响新乐章
过去三十余年，中国取得了显而易见又广受怀疑和争议的巨大成功。如今有关中国奇迹的讨论重点已经发生变化，从“中国奇迹是真的吗？”转向了“中国奇迹还可以持续吗？”“没了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会面临灾难吗?”
“追赶型国家”的两种结局：
迈入发达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和追赶型国家能够快速奔跑，都源于充分利用了三低对三高的历史机遇：一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边际收益低，工业边际收益高，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加速经济增长；二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低，投资边际收益高，投资多，经济增长快；三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低，国际市场需求强度高；综合来说，就是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叠加优势。中国非同一般地跑得长和跑得快，与更加符合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与三个红利叠加的优势更加突出，与30多年前人均收入水平更低也有关。
让人警醒的是，一波又一波的高速增长过后，只有日本、韩国两个大型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香港等几个小型经济体完成了追赶，进入了发达经济行列，多数追赶型经济却难以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究其原因，追赶型增长是投入主导的数量型增长，劳动、资本以及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得快，边际收益递减得也快，持续下去就是投入增长需比产出增长要快，更多的投入换来更少的产出。这类似于熬夜加班，时间延长，效率下降，临近天亮出了错，一夜白干不说，头天的工作成果也搭进去了。这就是不能从数量型增长转向创新增长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快则是一样的。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高速追赶都是非常态现象，抓住机会，利用三个红利叠加优势，加快追赶过程，意义重大。但相对于300年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史，百年全球经济成长，有如昙花般绚烂，终究是短暂的。我们所习惯的劳动力便宜，投资会带动高增长，低端产品的世界市场需求无限，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高度重合的历史机遇终将消失，大量高消耗型产业和大量低端产业需要加速淘汰已经在历史中定格。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大规模爆发说明，过去30多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控科学技术创新前沿，放开低端产品市场，推动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浪潮的模式酝酿着重大调整。
经济增长的新主体：
邓小平曾自谦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坚定不移地推动华夏文明历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大开大合式的改革，驶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蓝海。重视创新，鼓励创新，降低创新风险，实现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而不是以投入为主导，是中国经济最终走出数量型增长，走出边际收益递减陷阱的根本所在。在荡涤一切老传统、老观念，一浪接一浪的科技革命大潮再次汹涌澎湃地来临之际，在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创新增长和智能化的再工业化之时，加快转向可持续的创新引领的增长轨道，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
“三驾马车”在中国是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各级政府抓经济、保增长强力手段，而且也使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甚至被误认为是中国的特色。实际上，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静态理论是与创新增长的目标相悖的。过去30多年，中国人富裕起来了，独步世界的优质廉价且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优势会因此而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产业竞争力下降是同时发生，工资能够持续提高的唯一条件是，每件产品中劳动成本份额不变。转型发展中最重要的不是保就业，而是不断提高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再就业能力，还要不断地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可以与美国、德国与日本比创造、比创新、比效率的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新一代的产业工人。从数量型增长走向创新增长，科技创新是关键，产业升级是主导，要解决的不是三驾马车能跑多快的速度问题，是要解决从模仿跟随走向前沿引领创新，从廉价低质走向高价优质，从比谁生产得便宜，到比谁的产品更好、更优也更贵，要让“创新”替代“三个红利”，让“全要素生产率”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主体。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低端污染企业，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直接的手段，是防止日本式的“僵尸企业”耗尽内在增长动力的最有效措施，但也因此产生了“保”与“淘汰”、“保”与“转型”、“保”与“创新”之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
日、韩实践证明：
稳增长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同时实现
保增长与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矛盾是现实的、难以回避的。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政策，往往会加快短期经济下滑。我们当然要做好“长征路上”苦熬的打算，要准备付出代价，经历痛苦；但尽量减轻短期阵痛，实现平稳转型。如何把握合适的度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
从理论上说，过去30多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围绕着9%~10%长期潜在增长率波动；三大红利叠加期结束后，未来30年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具有典型的随机游走特点：突破方向可以预期，但突破在何时发生，突破后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准确预知的。这就是说，保增长的基准线，即新30年长期潜在增长率是不可能准确预知的。以6%~7%而不是9%~10%作为保增长的基准线可能是个高概率事件。
在实践中，追赶型经济在高增长结束后会面对一个试错过程，在波动中寻找新的长期趋势。1956—1973年的18年里，日本平均增长率为9.2%; 1975年告别高增长，在随后的16年里，年度增长率上下波动，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4.1%;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1%。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比日本晚10年，9%持续高增长的时间长度差不多，上世纪90年代初转向中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幅度加大，个别年度高于8%、低到2%，最后形成了5%的新的长期趋势。日本和韩国都曾采用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顶住了一年，下一年还要继续，年年稳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个红利叠加推动经济高速成长是一个客观的过程，红利要结束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高投资率不再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出口产业收益下降得比出口额快，是遍地开花式的量型增长行将结束的标志。进入新常态是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是个水落石出的过程，是个过紧日子的过程，这个痛苦是值得的，是必须经历的，只有如此才可能凤凰涅槃，走向新的增长模式。
过去30多年的伟大成就已经成为历史，10%高速增长率只是一个漂亮的百米冲刺，只是中国奇迹的序曲。我们要做好连续跑两个、三个马拉松准备，在未来3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持续跑下去，直到我国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这才是中国奇迹的完整乐章。(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