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忏悔录：贪官怎么说，我们怎么看？ ——江苏落马贪官“忏悔录”面面观

　　1月下旬，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省委八次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省委还将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忏悔书制成幻灯片，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专题学习。江苏检察机关也汇编了近年来查处的数十名腐败官员的忏悔录，作为警示教育教材。

　　大量“老虎”“苍蝇”的忏悔录纷纷出炉，公众需要理性对待，切莫猎奇抑或审丑疲劳。综观江苏众贪的忏悔录，不仅有规律可循，更给我们诸多启示。

说来说去：令人唏嘘忏悔路

　　花样奇葩也好，套用模板也好，贪官的忏悔录总是回顾一生的兴盛衰落。总体来看，脱不开以下五大篇章：

　 　——苦难出身篇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造船事业部原部长王志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儿时：

　　“我出身于一个很偏僻的乡下小村庄，家境非常贫寒，但年幼时我较为聪明且懂事，不仅学习成绩很好，且勤劳孝顺。我在16岁时考取了中专，8岁时就能在父母农忙时准备好一家人的午饭和晚饭，还要带好5岁的弟弟，可以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工作不久，母亲就得了白血病，靠当时我和我父亲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为母亲动手术，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案。我作为长子，借了钱并请了长假在家照顾母亲，可怜她44岁时就离开人世，临终时叫我要孝顺父亲，照顾好弟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打击。”

　　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存有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不少官员都在忏悔书中称“我是农民的儿子”。然而，他们在大搞腐败时想过农民吗？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老农民。

　　——辉煌人生篇

　　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淮安市楚州区中医院原院长孟亚祥开篇就讲成绩：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06年，我作为全国四万多乡镇卫生院院长的唯一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工作经验并被评为全国乡镇卫生院优秀院长。”

　　苏州市环保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赵阳：

　　“我曾参与过我国歼10飞机和神州Ⅲ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曾获过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都是要表明自己曾是功臣。昆山市检察院曾对该市84名职务犯罪人员忏悔录进行筛选发现，这些人在基层一线工作时，也曾认真坚守；作为小职员时，也曾志向远大；有的部队转业踏上仕途，也曾满身正气，确实不乏取得成就者。渲染辉煌，旨在求得从轻处理。

　　——堕落无声篇

　　1.管不住的欲望。“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堕落和腐败就会势如破竹，令人不可抵挡。”昆山市某镇农技站原站长朱某写道：“第一次收到钱，我也很害怕，接连几夜难以入眠，但是，一切都风平浪静，心理的愧疚很快就淡化了。”面对唾手可得的利益，他们就像吸了毒一样上瘾，一次又一次收取，一次比一次大胆，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2.把不住的原则。昆山市法院原审判员徐某在悔过书中说：“我当时就是因为被告方代理律师是好朋友的妻子，碍于情面，才会为自己的原则找了个例外。”在实践中，这种朋友之间的交情也常常被利用，为了利益建立友谊，慢慢解除权力者的思想武装和设防底线，最后形成“绿色通道”。

　　3.挡不住的攀比。“中船”贪官王志新说：“我的待遇是可观的。但是与周围的外包施工方经理比，心理就有点失衡了。他们都是文化不高的外来人员，有的对造船知识根本不了解，许多技术性问题都是我帮助他们解决的，但他们每年收入是几百万、几千万，相比他们我几十万的收入显得那么的单薄。人比人造成的心理失衡是我走上犯罪的最大原因。”

　　4.靠不住的侥幸。贪官们对正风肃纪也很关注，也曾担心，但一个个都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失去了一次次自首的机会，在十八大之后仍然我行我素。以为法不责众，至多违纪，没有引起法律上的警惕。昆山市某镇水利站原主办会计王某坐在检察官面前满脸委屈地说：“我以为只要将那些钱及时还上，不影响单位资金运行就没有关系的，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就是在这种认识下，她大胆地将单位的100万资金转入自己账户。苏州市环保局原副局长赵阳则在退赃问题上一再心存侥幸：“我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到2009年上半年，怀着侥幸心理退了一部分的赃款，同时不再收受老板们的贿赂。本来当时完全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主动坦白、全额退赃，争取宽大处理，可是我心存侥幸。以为退了一部分赃款给老板，老板们即使被检察机关叫去也不会供出我来，就是把我供出来，我也可以谎说已全部退还，以此蒙混过关。真是由于自己迷途不知返，丧失了机会，一错再错。”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贪官在讲述堕落原因时常常会避重就轻，或强调客观。其实贪官都是特别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谋取私利，但他们极少描绘自己对权力的疯狂追求，尤其是跑官、买官。

　　——痛不欲生篇

　　真正的忏悔在此体现。贪官忏悔悔什么？他一定会摆事实、讲道理。悔负栽培。曾经是组织上培养的优秀年轻干部，曾经也想当一个既有为又令人敬仰的清官，现在却落得如此下场，辜负了组织上的希望。悔不当初。镇江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张刘苟：

　　“我再也不能和战友们一起破案打击犯罪，再也不能从事我心爱的公安工作。我更痛心疾首，悔恨当初。”第一次权力寻租时，如能想到自己会因此而锒铛入狱，或许当初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悔不听劝。从来没有人劝诫、警示贪官吗？不少贪官在忏悔时提及，家人、挚友曾经旁敲侧击地劝自己检点作风、谨慎用权，自己却从来都听不进半点。孟亚祥回忆给女儿过二十岁生日那天吹蜡烛时，女儿指着一只粘在蛋糕上的苍蝇说：“老爸， 你看，这只贪吃的苍蝇被粘住了。你们当干部的，一定不能贪心，要小心哦！”他在忏悔录中表示无地自容。正是因为从不听劝，果真成了那只苍蝇！

　　悔财害己。不少贪官直陈是金钱害了自己，却无法摆脱对金钱的贪婪。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生活给予我们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实际需求，金钱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为了钱财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十分懊悔，十分痛恨自己过去的行为。”

　　悔难尽孝。曾任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徐州市委常委、睢宁县委书记的蒋国星写道：“此时此刻，我深感对不起我的母亲大人。是她含辛茹苦将我培养成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她的骄傲。可是现在，她老人家为我伤透了心。母亲快80岁了，我多么希望她老人家能健康长寿，多活几年，等我回去，与她团聚，尽我孝心。”

　　悔愧家庭。一般腐败分子都后悔让无辜的子女吃苦、配偶受累，让他们“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也有的后悔把他们拖入腐败的漩涡。江苏省检察院查办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说：“我还多次利用自己的职务、关系、影响，为家人谋取利益，当时自己是想让家人生活得舒服一些，方便一些。但这种不劳而获实际上是害了他们。”

　　——绝地求生篇

　　忏悔录写得洋洋洒洒，自然不是为了让外界取笑自己，贪官们都有一个终极目的：只有写得让办案人员认为比较深刻，才有可能获得从轻处理的机会。尽管最后陈述形式和内容各异，但核心内容大多是请求轻判。南京大学原副校长徐世良：“我请求领导考虑我曾经为教育事业做过贡献，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主动供述了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家庭有特殊困难，妻子曾经中风；我自己年已70岁，体弱多病，恳请领导能给我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罚。”

　　有的贪官刻意在忏悔书的文采上下功夫，力图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一旦在法庭上发现此举未能奏效，便又可能翻供，毕露原形。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曾“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法庭审理时，他全面只怨自己，只恨自己”翻供，极力否认受贿。

一看再看：诊治病灶路更长

　　忏悔录的价值在于防腐，而非“好看”。贪官落马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事业的重大损失，办理腐败案件也付出了巨大的司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贪官忏悔录不是办完案件就了事的程式性副产品，而是一份珍贵的案件成果，值得各相关部门深入研究，亡羊补牢，防微杜渐，发挥最大化作用。

　　 ——点上：看“第一次”的时间点。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金额1132万元，他的第一次受贿发生在1999年，当时他担任昆山市市长。他为一家石雕艺术公司的老板何建青承揽昆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提供便利，当年年底季建业在其苏州家中收到何建青给的5万元受贿款。之所以这么做，季建业觉得自己和何建青是多年好友，自己搬家，作为朋友送一点钱就当成了礼金。

　　“第一次”的时间点距离案发时间越长，腐败就越严重。因为贪官不仅会在平时“忘记”第一次，而且侥幸心理会使他们做出比第一次更大的手笔来。原昆山市规划建设局的李某，从第一次接受他人请客吃饭开始，发展到最后一次收受50万的贿赂。如何从制度和监督上尽可能地早发现、警示甚至杜绝“第一次”，是我们应当关注研究的问题。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在忏悔书中说：“对于我的一些问题，曾有人向上级反映，组织上也曾提醒过……”组织上对官员的“第一次”的重视程度应当更进一步，使官员敷衍不得，掩盖不了，这样才能防止铸成大错。

　　 ——线上：看腐败心理的嬗变曲线。 纵观贪官们的腐败堕落过程，他们的心理嬗变大抵经历这样的变化曲线：始廉洁却难坚持——想退贿却不坚决——交佞友却难脱身——想干事实已无心——欲回头不能自拔。黄胜就表示：“一开始有人送钱送物，我也觉得不该收，多数作退回处理，但由于自己思想深处的原因，表现出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没有严肃批评制止。这就给那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离开德州到省里工作后还有人追着去送好处费，我不仅没有回避拒绝，反而经常为有这样一帮‘朋友’而沾沾自喜。”虽然“发现当地经济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心里很着急，希望能加快发展，改变面貌。”但由于“忽视和放松了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廉政建设”，导致“干部队伍出了问题”，经济建设当然搞不上去。

　　腐败心理的变化一般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预防职务犯罪必须要针对这些“人性的弱点”进行制度设计。

　　 ——面上：看制度的漏洞。 江苏省荣军医院原院长田学军直言：“我长期担任一把手，大权独揽，办事武断，作风霸道，听不进不同意见。本来我们单位有集体讨论和审批制度，由于大家都知道我的坏毛病，所以开会讨论、层层审批也只是走形式，最终都是我一人说了算。很多事情上，我都是有章不循，对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不执行，总认为制度的设立是针对别人，而把自己游离于制度之外，对人严，对己宽。权力失去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导致我在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有一些贪官，在狱中认真回顾，对单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漏洞，并提出了建议。

　　 ——立体：看监督的短板。 很多腐败官员表示，自己基本上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导致长期腐败，积重难返。由此充分暴露出监督的缺失。如果监督能及时跟上，组织处理的时间点能够尽可能提前，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财产免遭更大损失，更能挽救一大批官员，使其避免跌入更可怕的深渊。徐州贪官李福年就写道：“如果那几年能像现在一样开展‘两抓两树’集中整顿活动，经常搞一些警示教育，能够有人给我提个醒，和我进行一次诫勉谈话，甚至对我进行组织处理，我也不会走到今天。”曾有贪官指出：“制度已经很多了，关键是加强制度的认真落实和执行。”贪官坐在监狱中都能认识到廉政建设的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吗？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亡羊补牢、及时跟进、堵塞漏洞。否则，后人复哀后人的事还会发生。

　　忏悔录就是一纸心灵独白，它承载的信息量毕竟有限。不是所有的忏悔录都是真正触及灵魂的，也不是所有的忏悔录都有助于我们亡羊补牢，同样，也不能指望其他人读了忏悔录就不再犯错，问题官员读了便能悬崖勒马。博弈论中有个“囚徒困境”，行贿者的承诺和贪官的忏悔都靠不住。但在依法治国时代，一份合格的忏悔录仍然不失其积极的教育功能。我们应当广泛发动和积极引导群众，让惨痛的教训深入人心，使忏悔录真正起到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作用。（曾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