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来学习的号召70周年。7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先生的信中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从这时起，戒骄戒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就深深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之中，激励着党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险、赢得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此之前，1944年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再到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此之后，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在他的窑洞里长谈。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在这次谈话中，黄炎培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这些前车之鉴，说明了三个道理。第一，胜利便会骄傲，小胜小骄傲，大胜更骄傲；第二，骄傲便会犯错误，骄傲愈甚，错误愈大；第三，错误必定会遭受损失，招致失败。这既是思想认识上的规律，也是作风建设上的规律。因此，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不骄不躁，既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需要，更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于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的号召。其实，“两个务必”号召，同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号召，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一个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要全党力戒骄傲，一个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要全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是把“两个务必”同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应当具备的优良传统作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复杂艰苦环境中奋斗，这是党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的客观原因。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也没有在中心城市领导都争取的成功的条件，只有长期扎根在农村，扎扎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直至武装群众的工作，去做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武装直至建立工农政权的工作，然后推动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乘着敌我斗争形势发生有利变化的间隙波浪式发展。再通过十年生聚式的长期积累，并抓住国内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机遇，推动革命力量发生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直至最终同敌人进行战略总决战，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就必须有水滴石穿的精神，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必须有愈挫愈奋的斗志，必须有对理想、对信仰咬定青松不放松的定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特别是经过近代以来近一百年的战争磨难，长期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国共产党执政时，面临着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烂摊子，既要解决六亿多人口的衣食住行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又要解决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的问题，还要解决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大规模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政治上威胁敌对、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紧逼的态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和恶劣环境，远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环境空前改观，但是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不少。当时，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亟待恢复，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左”的思想亟待拨乱反正，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冤假错案挤压成山亟待平反昭雪，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方向和一系列大政方针亟待明确。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义无返顾地肩负起国家和民族重任，以每五年上一个大台阶的惊人速度，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关口，创造出中国奇迹。这种执政奇观以及当初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所不曾经历的。

当今，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率、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徘徊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全面深化改革制造出发展红利的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间依然很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改革发展难题。例如，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总量与平均指数很不平衡，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滞后而能耗过高、污染严重的问题凸显，党内腐败问题的高发、频发、易发势头还没有完全遏止下来，等等。因此，即便是取得了骄人的执政业绩，中国共产党仍然要保持清醒头脑、力戒骄傲。这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届政府、一个政党不曾遇到的特殊情况。我们要不忘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始终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必须始终坚持，毫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底，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二、中国共产党有过骄傲即失败的惨痛教训，也有过克服骄傲情绪后转败为胜的成功经验，这是党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力。

首先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再加上陈独秀右倾错误领导，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再度出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随后是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教训。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三支主力部队，开创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革命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多次击败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毛泽东在1944年4月12日《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中，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

然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又发生了因骄傲大意而发生决策错误、指导错误的问题。这就是“大跃进”的严重失误。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的主观愿望，是要抓住相对和平的国际形势带来的和平建设机遇，多快好省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然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是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反而招致三年严重困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基本国情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就说明，历史经验值得重视，值得认真总结。但是，即使是总结了历史经验，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但稍有疏忽，稍有松懈，仍然会重蹈历史覆辙，重犯历史性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但牢记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也记取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历史教训，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出新局面。我们党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始终重申高举旗帜、坚持道路的问题，都始终强调力戒骄傲、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可以说，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已成为高举旗帜、坚持道路不可或缺的精神状态。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倍加珍惜、努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