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放开招生权 按市场规律办教育
检察印象
■这些年来，检察机关在惩治犯罪和反贪反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批“老虎”“苍蝇”被打，老百姓对检察机关的评价比较高。
■在法治护航民企发展方面，检察院做得不错，坚持依法司法，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企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希望各级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进一步查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贪污腐败事件，真正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人物档案
何彬生，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长沙医学院董事长、院长，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医保促进会医疗环保委员会副主任，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办教育30名人”“影响中国民办教育界十大领军人物”等称号。
“逆境当顺境，顺境作逆境”，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医学院董事长、院长何彬生的微信签名。回顾自己从公务员下海创办起全国第一家民办医学院的历程，何彬生颇多感慨，他说，顺境逆境之间的辩证转化，正是他一路创业的现实写照。
作为一名医学界、教育界的跨界人大代表，何彬生如何看待当下职业教育发展遇到的难题以及不时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近日，在他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期间，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声音周刊》：在国内，民营资本办教育的不少，但办医学教育的并不多，您为何选择这条路？如何理解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何彬生：我在农村待过，做过基层公务员，目睹了农村普遍缺医少药现象严重，有了病老百姓一般没办法治，一是交通不方便，进城看一次病不容易，二是考虑到经济困难，最后总是小病不治，大病不能治。30多年前，我就想在改善农村老百姓“看病难”方面做一些实事。
1989年，我下海去了深圳，在一家电子生产企业做副厂长(两个月后任厂长)，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于是决定辞职创业。不过我不想办企业，只想按我父亲的遗愿办一所学校，最好是医学方面的。后来，我回湖南正式办理了辞职手续，找香港的亲戚募集了一些资金，在衡阳买了一块地，建立起长沙医学院的前身———湘南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私人买地建学校，当时在全国几乎没有先例，检察院还介入过，后来请示国家有关部门，得到的反馈是，私人可以买土地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和举办红十字会等公益活动。2001年，学校搬至长沙，四年后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所民办本科医学院。
“大众创业”能有效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万众创新”能普遍提升企业的产品产能质量，所以，创业和创新，对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必要，建议地方政府不仅要“喊一喊”，更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政策，营造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声音周刊》：办学中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何彬生：感受最难的是，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还不到位，民办学校没有享受到国家生均拨款，同时，学校还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每年政府都在喊简政放权，但在教育和医疗上，这些年的放权步伐并不大。
对于民办学校，我建议国家放开招生权，让学校自主设置考试，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业。这既是改革开放简政放权的需要，更是按市场配置资源的需要。
《声音周刊》：如此大幅度放权会否导致招生腐败？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吗？
何彬生：我觉得刚好相反，放权不仅不会导致招生腐败，而且还会促进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培养出“适销人才”。现在民办学校招生还得按上面的“计划”，上面给多少指标，学校就招多少学生。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招生还需要计划，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教育思维已经很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了。中小企业没有计划了，它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了60%以上，而计划长期留宿在教育领域，导致教育质量下滑。
我在全国人代会上多次呼吁，要解放思想，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教育事业。一切都由市场检验，如果民办学校培养的学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不能适应社会，那么，这所学校肯定没法办下去。这些年，我是年年建议废除教育计划模式，开放学校自主招生权，专业市场化，营造更好的教育生态。
《声音周刊》：您参与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不久启动的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对发展职业教育，您有什么建议？
何彬生：我还是倡导转变观念、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将办学权给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不要管得太多太死。政府部门要做的是，做好引导服务工作，狠抓教育教学质量。比如在扶持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生均拨款一定要到位；在教育收费方面，物价部门对民办职校不宜卡得太死。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学校自主制定收费标准，而现在很多地方的物价部门对民办学校的收费都要审核。
我的建议是，在民办教育收费方面，应该要放开价格“管制”，让社会监督。政府要做的是抓人才质量，考核民办学校的毕业生达到什么水平、能否适应工作需要。总之，政府应该像管理民营企业一样管理民办教育。
当然，对于职业教育，全社会还应该转变观念，不要总认为“学而优则仕”。没有大量职校毕业生的参与，我们国家要迈向制造强国会很难。在一些发达国家，职校毕业生其实很受尊重，收入还比较高。美国修水管的工人收入就比一般白领高很多，如果谁家有一位高水平的技工，整个家庭都感觉很有光彩。我相信我们国家以后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声音周刊》：作为医疗教育界代表，您如何看待这些年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
何彬生：对于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地指责患者一方或者医护人员一方，说到底，与双方沟通不畅有关，尤其是与医护人员本身态度有问题相关。患者是来医院寻求治病甚至救命的，医护人员应该理解患者这一心理诉求，不能因为见多了伤病死亡，就对患者和家属态度冷漠。
我们附属医院几年前发生过一起患者家属打护士事件。我了解到，主要在于护士的责任心不强。患者的药水吊完了，家属几次叫护士，护士都是漫不经心，不理不睬，最后血液都回流了，护士还没有及时过去换药。家属气急之下与护士发生了冲突。
了解到事情经过后，我没有偏袒自己的员工，而是对这名护士从严教育，并规定服务态度屡教不改者将被开除，还拿出2万元奖励患者家属，表扬他监督得很好。
这些年，经过媒体报道后，整个医患关系变得似乎特别对立尖锐，其实解决矛盾纠纷，关键在于双方要用同理心看待对方，医护人员要端正服务态度，你是负责救死扶伤的使者；患者及家属也要理解医护人员，没有一位医护人员不希望尽可能治好患者的。只有这样，医患关系才能和谐。
《声音周刊》：您了解检察工作吗？如何评价各级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所作的努力？
何彬生：去年我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为全国人大代表作的讲座，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检察课，其中对检察机关的定位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检察机关要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以司法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稳定，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司法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非常好，受到了在场代表的热烈称赞。这些年来，检察机关在惩治犯罪和反贪反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建设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大贡献，一批“老虎”“苍蝇”被打，老百姓对检察机关的评价都较高！
《声音周刊》：在服务非公经济发展方面，检察机关做得如何？您对未来的检察工作有何建议和期待？
何彬生：在法治护航民企发展方面，检察院这些年来都做得不错，坚持依法司法，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企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另外，积极送法进企，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宣传，普法教育大大提高了企业管理人员的法治意识。所以，每年审议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我都非常赞成。
我认为，各级检察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宣传方面还是做得少了一些，老百姓对检察工作的了解还很不够。我的建议有两点，一是检察院做了也要说，用正面司法宣传打造良好的司法形象；二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民生，倾听群众意见，进一步查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贪污腐败事件，真正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