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五年查处厅官470人 五年立案数超前十年总和
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194件,超过前10年立案数总和;查处地厅级干部470人,是前10年查处人数的1.6倍。广东反腐减存量、遏增量取得明显成效,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反腐不手软,发展不停步!近几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了强劲的改革发展势头。实践证明,反腐败扫清了深化改革的“拦路虎”,净化了政治生态,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实现了与广东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齐头并进!
高压惩贪治腐:
全省五年立案数超前十年总和
2012年11月26日,距党的十八大闭幕不足半月,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官网“南粤清风网”发布的一则消息,引发高度关注。吕英明,一位正值壮年的60后官员,成为党的十八大后因贪腐落马的“广东首虎”。
短短两天后,“南粤清风网”再次抛出“重磅”消息,时任揭阳市委书记的陈弘平,成为党的十八大后,省纪委查处的第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
两则通报显示出党的十八大后,广东反腐惩贪正在“换挡提速”。2013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相继成立信访举报初核小组,对党的十七大以来暂存的10920件信访件进行“大起底”和清理了结,并构建起集来电、来信、来访、网络、手机短信、涉腐舆情搜索等“六位一体”的信访举报平台,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健全完善腐败揭露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194件,超过前10年立案数总和。
广东是全国第一个部署“裸官”治理的省份。广东规定,“裸官”不能担任党政正职,不能在重要敏感岗位上担任职务,广州等地市还将监管向基层延伸,对村社主任、支部书记的护照实行集中管理。
践行“四种形态”:
去年全省谈话提醒数万人次
去年以来,广东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实践“四种形态”贯穿于监督执纪全过程,“四种形态”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为防止谈话提醒不规范、被滥用,广东不断完善谈话提醒制度。
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建立了抓小抓早工作机制,对出现轻微违纪问题的干部及时谈话提醒,使主要领导同志对履行“一岗双责”更加积极主动。去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开展谈话提醒数万人次,使“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有了带电的“缓冲区”。
同时,加大信访函询力度,去年全省共函询2753件,同比增长10%。
在案件审理方面,广东也有效运用“四种形态”。据了解,在处理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一案牵出的其他违纪人员时就较好地运用了“四种形态”。该案涉案人数达144人,均被给予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广东高压反腐成绩单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194件,超过前10年立案数总和;查处地厅级干部470人,是前10年查处人数的1.6倍。查处的省管干部覆盖21个地级市。
广东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反腐。截至2016年12月底,广东全省共排查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线索46487条,立案14019宗,结案13111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613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23人,狠刹了“小官大贪”和“苍蝇”式腐败的歪风,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针对“裸官”贪腐,广东还着手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成为全国第一个部署“裸官”治理的省份。2014年,全省共清查出“裸官”2190人,其中厅级干部22人,处级干部301人,科级及以下干部1867人,866名干部因“裸官”问题被调整岗位,280多人将配偶和子女迁回国内。
广东省违纪问题线索处置数、立案和结案数、查处地厅级干部数等重要指标逐年创新高,均保持全国三甲地位。查处了曹鉴燎、梁毅民、蒋尊玉、黄柏青、朱泽君、邓小兵、毛荣楷、刘志伟及茂名系列腐败案等一批大案要案,起到强大震慑作用。
有些官员看似级别不高,贪腐“胃口”却同样惊人。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张新华,在十几年间,贪污、受贿近3亿元;佛山市禅城区原区委常委、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挪用公款1亿元,受贿2260万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厉打击“苍蝇”,防止“蝇聚成虎”。
加强追赃追逃:
去年追回外逃人员147名
广东纪检监察机关对外逃人员也穷追不舍。
“广东毗邻港澳,海外侨亲侨商众多,社会开放程度和经济外向度高,裸官裸商问题比较突出,权钱交易也主要在境外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完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就利用境外身份潜逃,造成找人难、调查取证难、防逃追赃难。”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查处的深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广东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等案件中都有多人在境外藏匿,权钱交易基本都在境外或通过地下钱庄完成。
广东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加强统筹协调,通过突破重点个案打出声势,形成震慑。去年2月18日,“百名红通人员”之一、深圳中油器材公司原副总经理常征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同年6月,“百名红通人员”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被缉捕归案。据统计,去年广东省已追回外逃人员147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2人,国家工作人员11人。
国外“织网”的同时国内“筑坝”。加强人员监督,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等制度。加强了对跨境转移赃款的有效管控。同时加强了证照审批、持有和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杜绝一人多照、一照多人等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