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三方利益，要打好“组合拳”

　　“首汽约车”昨日推出，出租车司机无需交“份子钱”再引热议——

　　新华报业网讯　继南京、杭州等地取消出租车经营权的有偿使用费之后，16日上午，“首汽约车”APP正式推出，与市面现有专车不同，首汽约车车辆全部为政府许可的出租运营车辆，挂有北京出租车特有的“京B”牌照，司机持有从业许可证件，无需再交“份子钱”。

　　“新政”频频，再次把出租车改革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人认为，取消出租车经营权的有偿使用费，只是杯水车薪。“份子钱”构成、收取模糊不清，其背后，是出租车行业的营运牌照特许经营模式，应该打破数量管制、取消出租车公司，实行“政府—驾驶者”两级管理，从而取消“份子钱”。

　　“份子钱”到底包括哪些钱

　　9月16日，南京新街口，记者与司机聊起这两天议论纷纷的“杭州拟取消出租车经营权的有偿使用费”。不少司机都说，出租车“份子钱”是“说不清、理还乱”。

　　“份子钱”究竟包含哪些费用，一直没有公示，是一些出租车司机不满的直接来源之一。南京永隆公司出租车一位司机反映，南京市规定出租车“份子钱”双班6800元，加上2人社保个人承担的部分，共计7300多元，可实际每月要向公司缴7800元。他不知道，这多出来的400多元交的是什么。挂靠在徐州市乘吧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驾驶员也投诉，他每月交5500元“份子钱”，但公司不肯给司机看“份子钱”明细。较真的宿迁泗洪出租车司机韩师傅曾和同事去当地物价局核实，得知每年向出租车公司交的“份子钱”里，包括驾驶员服装费用、车辆审核费用、车辆保养费用等。但自2011年起，这几项费用由司机自付了。他们曾向物价部门投诉，物价部门也认为违规，但这几项费用公司并未立即停止收取。

　　很多人并不知道，出租车经营权无偿使用，并不等于司机不用交“份子钱”了。其实，“份子钱”包括司机人工成本、车辆相关费用、场地租赁费、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等40项以上经营费用，经营权的有偿使用费只是其中一项。

　　最贵“牌照”竟达上百万元

　　这两年，出租车改革一直是社会热点，尤其是涉及出租车运营的各种税费。由于出租车属于地方政府主导管理，全国各地，乃至江苏省内各城市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早些年，一张出租车营运证价格被炒到几十万元，之后变为征收出租车营运证管理费，以南京为例，一辆出租车要交1万元/年的管理费。

　　“份子钱”降多少、要不要取消，涉及多方利益调整。在记者采访中，各相关利益方甚至专家对此话题都讳莫如深，有些甚至闭口不谈。“‘份子钱’背后，是出租车行业的营运牌照特许经营模式。”南京网友“鱼”回忆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后开始对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并将出租车辆产权转移到出租车企业手中，司机需要向企业承包经营，而企业则受到政府特许经营的准入限制。上海等地的出租车牌照一时高达100万元，南京出租车牌照最贵时也达到数十万元。可“份子钱”去哪了，谁在收“份子钱”？这个成本的高低，往往是由牌照拥有者来决定的。有的小企业甚至变相提高“份子钱”，把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社保等成本转嫁给司机。

　　出租车种种问题背后，折射出行业长期存在的弊病。出租车的“数量管制”和“公司化经营”，让出租车业这个原本应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自由竞争的典范，变得混乱和畸形。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认为，对出租车行业加以管制，出发点是好的，是对出租车行业自身特性而造成的“市场失灵”进行矫正，也是保障和监督这一“辅助性的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但随着时间推移，数量管制和严格的准入审核造成出租车公司的垄断经营，严重影响市场效率。

　　兼顾三方利益制定调整方案

　　从南京到杭州再到北京，越来越多的城市调整甚至直接取消出租车“份子钱”，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出租车的“份子钱”并非理所当然。出租车行业曾经水泼不进的经营模式，亦可能得以渐进式的改革。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交通部部长提及出租车行业改革时，表示要兼顾出租车公司、司机和乘客三者利益制定调整方案。

　　今年5月初，浙江义乌出台《出租汽车改革运行方案》，2016年全部取消出租车营运权使用费；2018年起不再管控出租车数量；车费由市场定价；鼓励与互联网结合的“专车”。无独有偶，从今年8月5日起，广东宣布政府彻底不给“份子钱”定指导价：自8月15日起，对出租车承包经营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这意味着，出租汽车企业可根据企业经营成本、市场供求等情况自主定价。

　　专家们认为，如何降低出租汽车行业的准入门槛，如何降低出租车的打车费用，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依赖于出租汽车行业的自我革命，很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还需要政府部门，尤其是交通管理部门真正做到权力下放，让更多的投资者可以参与到出租汽车行业中来，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出租汽车行业的整体改革。出租汽车行业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改革，从目前的不完全竞争到完全竞争，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这种转变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方面要果断剥离寄生于出租车牌照上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要懂得放手和归位。同时，还要多向专车、优步等学习，在细节上做足文章。

　　本报记者 吕妍 赵晓勇 陈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