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离退休干部发起对日索赔：日军曾大肆烧杀

　　淋头街

　　曾合满

　　对日民间索赔受害调查及签名工作的小结报告

　　向日本政府索赔登记表册

　　 50多年后，离退休干部发起对日索赔

　　1941年4月23日至26日，日军登陆入侵温岭县石塘、松门、淋川等地，大肆烧杀抢掠，温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

　　50多年后，在1992年、1993年间，松门镇、淋川镇(当时两镇还没有合并)部分离退休干部发起组织了对日民间索赔受害调查，淋川中学老校长曾合满就是参与者之一。

　　为什么会发起对日民间索赔？当时是怎么开展调查的？近日，记者在松门镇淋头街后大街的曾合满家中采访了他。

　　 房屋被烧，父亲吃烧焦的米患病而亡

　　口述人：曾合满，79岁，1978年从松门中学调入淋川中学当校长，1992年退休。

　　淋川过去叫淋头镇，我记得小时候下街桥头有堵墙，上书“淋头镇”三个字。过去的淋头镇包括苍山、南洋、北涯，现松门的河头都在内(按，1941年时，淋头镇已改为淋川镇)。

　　我的父亲叫曾皆仁，当时在淋头街上开洋货店，我娘舅家在离我家一里多路的北咸田村。1941年4月24日(农历三月廿八)，日军带着上级长官竹下宜丰的手令，以一个班的兵力经新田、牛河头来淋头街骚扰。听说日本人打进来了，我娘早就带着我避到了北咸田，但是我爸还守在店里，他把一些值钱的东西绑在脚踏车上，打算随时都可以走。

　　日本兵到淋头街上时，我父亲把松木做的门板卸下一扇，想张望一下，看一看是否可以出去，发现日本兵已到街上了，此时其他人已经差不多逃光了。

　　日本兵打算烧房子，他们把人都赶出来，而且什么东西都不准带，我父亲就这样被日本人赶过王江桥头，赶到南河坎那边。等赶过官河了，他经由赵家逃到北咸田，看到淋头街上火光冲天。这火烧了三天三夜，等火烧完日本兵撤退后，大家到淋头街，瓦砾等都还很烫，我家的脚踏车也被烧了，我爸从瓦砾中挖出了一些银洋铜板。

　　从瓦砾中挖出一些有些烧焦的米，我爸舍不得扔，拿来煮饭吃。吃了这些烧焦的米，他就得了肠胃病，不久出现屙血的症状。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没有办法医，农历七月份时，我爸去世了，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而我只有5岁，就这样，我失去了父亲。

　　听我娘说，我爸还在世时，还从瓦砾中挖出来一些银洋，本来打算重新造房子的，树料都买来了。当时，先搭了一间小屋，为了以后造大屋，舍不得用大树料，就用小树料当材料。后来为了治病，大树料都卖了，留下来的这间房子用料很差，一到刮台风时就比较危险。

　　我爸去世后，我娘只得给人家做粗工过日子，如磨粉、舂米等。

　　说到日本人，我们淋头街人都非常气愤。当时淋头街整条街差不多都给烧完了，只留下上桥头桥头边有两三间未烧，中街葆春堂有四五间屋，门面是砖的，也没有烧。他们烧了淋头街后，从南河坎王江路那边出去，把王江那边也烧了，之后把新华村一些房子也烧了，再经由北沙桥头，到松门方向去了。我们淋头街人家被烧后，许多人投亲访友，无亲无友的则流浪他乡，过着乞讨生活。一些群众饥不择食，竟吃火烧过的焦谷、焦米、死猪、死牛，结果瘟疫盛行，肠胃炎、皮肤病到处都是。当时医疗费昂贵，有钱人吃药打针尚能保命，无钱者轻则受疾病煎熬，重则如我爸一样病故。

　　 发起对日索赔，源于一篇文章的启发

　　曾合满说，发起民间对日索赔，是因为受到了《报刊文摘》上一篇文章的启发，1992年5月19日《报刊文摘》摘编了一篇原刊于《青年参考》的文章，谈到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谈“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这篇文章中说，1991年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童增，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要求民间对日索赔的意见书，一年来，全国已有一万余人签名赞成这一意见书。此外，在1992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安徽、江西和贵州的代表也分别提出了总额为1800亿美元的民间对日索赔议案。童增的目标是达到1亿人签名，并酝酿登记成立中国民间对日受害索赔组织。

　　日本人侵略温岭，曾合满一家也是受害者之一，国仇家恨，岂能忘记？曾合满将报纸拿去给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传阅，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大家决定，想方设法与童增先生取得联系。最后，他们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时任主任康世恩的关怀协助下，将信件顺利转到了童增手中。1992年12月，他们收到了童增先生的回信，于是，松门、淋川两镇的离退休干部林美海、曾合满、金满城、王升、李贤俊、潘明环、王英寿、潘贤岳、田耘等作为发起人，着手起草了一份给当时温岭县人民政府的报告，并派人向时任温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林耀秋作了汇报请示，然后印制了《民间向日本政府要求受害索赔的签名表》和《民间向日本政府受害索赔登记表册》。

　　 温岭民间正式上书，希望对日索赔

　　1992年12月20日，在金满城、曾合满、王申、李贤俊、潘贤岳、潘明环、林美海等人向温岭县人民政府递交的《关于要求民间对日受害索赔征集签名运动的报告》中，他们这样写道：

　　五十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在我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1941年古历3月26日，日本兵在木耳山登陆，东去松门，烧毁松门镇民房及庙宇500多间。第二天又来淋川镇烧掉了全镇房屋共1800余间(全镇毁灭)；枪杀和烧死无辜群众10余人；据今初步估计损失至少在一亿美元以上。从整个台州地区来说，我们的受害是最严重的，故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也是世代的，刻骨铭心的。日本投降后，我们一直希望对日要求赔偿，但鉴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索赔不能实现。1972年9月，中日邦交经常化，我们是出于顾全大局，对日军侵华的烧杀罪行，虽历历在目，但深埋心底，坚决支持政府的行动，然而不管怎样我们的心理无法平衡，我们的感情无法平静。作为老百姓，我们总想，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如此滔天罪行，难道就这样算了，适当的赔偿是理所当然的。

　　去年春天，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童增，向全国人大递交了民间对日索赔的意见书。同年8月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时，童增、陈健、杨颐、李成一、唐行五等108位中国公民又将一份要求日本国支付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的请愿书送给了海部首相。今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安徽、江西等代表提出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3月11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谈话中表示，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对日受害索赔的正义呼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签名支持对日受害索赔的人数已达30多万人。今我们己与北京童增先生取得联系，他要求我们将征集到的签名表及受害情况、日军侵华罪证等直接寄给他。

　　组织征集签名运动名称为：民间对日受害索赔征集签名运动。宗旨是征集签名，调查受害情况，对日提出索赔要求及至赔偿。活动范围为宣传和征集签名运动，调查登记本地区受害情况及财产损失，并与北京有关组织取得联系或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宣传口径总的原则：决不抵触1972年9月中日建交公报原则范围内反映民间对日受害索赔的要求，批判矛头指向日本军国主义及日军侵华的罪行，对日本现政府索而不责，争取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国际舆论及有正义感的国际律师的支持，使索赔活动圆满成功。

　　递交的报告中有如下口号：对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难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同情；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受害索赔完全是正义的要求；受害索赔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中华民族的子孙有权了解历史的辉煌和屈辱，也有责任不忘却我们民族浸透着血和泪的历史；伸张正义捍卫民族利益，已成为我们坚定的信念；受害索赔是屈辱的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受害索赔，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同胞的苦难；受害索赔，是我们的权利；受害索赔，是正义的行动；我们的受害索赔行动定会得到有正义感的世界人们及国际法律的支持。

　　 “民间索赔”留下了珍贵的抗战史资料

　　在对日民间索赔受害调查中，老干部们设立了松门、淋川、度爿三个联络处，下分松门、淋头、金家、咸田、木耳、度爿、新华、上马等调查登记点，进行受害调查登记。在政府“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的精神指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共收到调查登记表917份，签名表74份，共计签名6000余人。

　　虽然由于宣传发动不够广泛深入，少数人对这一活动不是很理解，认为索赔是无稽之谈，但调查还是很有收获的。据曾合满等当时调查，两镇主要损失有民房、庙宇被日军焚烧3254间，船只被烧81只，群众被火烧死的9人，被枪杀炸死的45人，其他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估计损失在一亿美元以上。

　　这些调查表都是一式两份填写的，曾合满说，之所以一式两份，是因为其中一份要寄送给童增先生，另一份则是留底，917份登记表及74份签名表后来一并寄给童增先生了，请童增先生汇总全国材料后向日本政府统一提出民间对日索赔。留底的有关这些调查表、调查总结等资料，后来又移交给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了。

　　自1992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当年参与民间对日索赔的老干部中，有好几位已去世了，像李贤俊、潘贤岳等，但是，他们不计报酬、义务进行的民间对日索赔调查，为温岭留下了宝贵的抗战史资料。正如党史研究室李幸斐所说那样：“民间对日索赔是正义的要求，伤痛可以抚平，但历史不能忘记。”(本报记者黄晓慧文/图)

　　原标题：浙江温岭离退休干部发起对日索赔：日军曾大肆烧杀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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