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捐躯赴国难——孙晓梅
孙晓梅（1914-1943），乳名小妹，取名小蛮，后改名肖曼，浙江富阳人。11岁进入高等小学读书。后自学初中各门课程。曾在富阳、杭州等地做小学教员。1938年至皖南泾县参加新四军，先后在军服务团和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工作。1940年初夏，奔赴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江阴夏港一带做民运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任中共镇丹（后改为北山）县委妇女部部长，7月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部长。1943年调中共长江工委任政治交通。5月在南京龙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牺牲。
“青年的同伴们！早晨来了！起！起！起！勿打盹！早晨来了！起！起！起！勿寻梦！青年的同伴们！早晨来了！走！走！走！勿踟蹰！早晨来了！走！走！走！勿回头！青年的同伴们！出汗没出汗？出汗的吃块面包，没出汗的努力走！走！走！……踏上成功之途”。这首诗的作者是孙晓梅——一位年轻的富有个性的女性革命者。从这首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年轻的、有思想、有追求的知识女性对于时光的珍惜和行动的渴望，以及对于美好未来的激情和向往。
一
1914年5月，孙晓梅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龙门镇龙门村的一书香之家。在青少年时代，她好学率真，质朴无华，多愁善感，倔强执著。她的鲜明个性，从她日记的很多内容中表现出来。如孙晓梅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一个懦弱无能的老实人，在家庭中毫无地位，而且个性很特别。他对于我们儿女，如陌路人一般，既不来管束我们，亦不来指导我们，随便我们上天下地，他除对我们笑笑之外，从不多说一句话。所以我们平时怕的是母亲，常以朋友看待父亲。”而对于母亲，孙晓梅则表达了感激和认同，“我小时候的家庭，原是一个不合理的大家庭，对儿童的教育，非但不注意，而且环绕我们四周的，全是欺骗、虚伪、尖刻、恶毒的勾当，幸亏我们的母亲的贤良，才能使我们受完普通教育。”对父母的鲜明的评价，凸显了孙晓梅直抒胸臆、坚持自我的表达方式。
其实，孙晓梅对自身的倔强性格是心知肚明的，她也深知这种性格与社会的世故人情方面格格不入，但是，孙晓梅并没有埋怨和懊恼自己的性格，而是坚持自己的个性。“自我步入社会、和旁的人发生了关系、而稍微将将懂得点所谓‘人情’和‘世故’后，就这样定下我待人的方程式：‘宁愿人负我，我决不负人’。虽几年来，事实告诉我这方程式已碰了壁，但我总学不起来，像旁人一样乖，‘看风使舵’。”“倔强成性的我，对于自己认为理正的成见，始终不肯轻易消灭或让渡，就是吃亏到无从申诉的时候，也宁愿被人笑为‘憨大’，而不愿将自己变成‘墙头草’似的东吹西倒。”
也许正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诸多的不顺，孙晓梅日记中一直强调要坚持自己的个性，绝不与世俗的人情世故妥协。“我的生性是固执而喜自由，我的心情是富于同情而不受屈服，物质压迫不怕苦，精神刺激一点也受不来，我不大肯对比我的地位高的人妥协、恭维，我宁愿委屈人而表现自己的个性。”对于自己的个性，孙晓梅提出，“我将永远地执行着自我的人生方式，向自我认定的人生目标前进，结果如何，我是无功夫去计较，亦懒得去计较。”孙晓梅的这种性格特征随着她追求真理步伐的迈进与对革命的渴望坚守的有机契合，成为革命者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二
年轻的孙晓梅一刻没有停止追求真理的步伐。她具有突出的自律精神，非常注重自我反省，从而明确自身前进和努力的方向。孙晓梅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难以承受诸多子女的读书，她不得不失学回家。对此，孙晓梅心情是颇为惆怅的，但并没有消沉和失落，而是图谋振作。“我自小学毕业后，就在家里瞎混，大概这样的生活过了三个整年，那时刚好是15岁，我自己深悟到，前途已晃着黑影，需要来一个挣扎，或者有希望。同时深感到知识的缺乏，真不可以道路计，于是自己下定决心，在书本中找求未来的希望和安慰。如此一年以后，拿起笔来，能够使我写得好一封普通的白话信。”
实际上，孙晓梅在家的“三个整年”并不是被浪费的三年。她的母亲知书识礼，看到女儿一心向学，而且勤快懂事，便辅导孙晓梅有计划地自修了初中的各门课程。此外，随着白话文的流行普及，她还帮女儿不断提高白话文水平。正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孙晓梅体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知识的价值。不久，孙晓梅先后在富阳、杭州等地的多所小学任教。她说过：“我们的学生，像是刚脱离母怀的孩子，在学着走路般的在准备才能，预备去高步社会的大舞台，要是不乘这个学习的机会，不将‘自由’的范围深切认识，将来一定会使他，被挤下了社会的大舞台而遗臭万年。”孙晓梅还希望年轻的朋友“在书本上下点功夫，否则，将来会陷于‘绣花枕头稻草心，外面好看里面空’的颜色玩具”。对于知识，她还主张“应及时储藏和准备，否则，你将永远感到精神上的饥饿”。她还强调年轻人一定要明确“要做大事业，非但应具健全的体格，亦必备有高深的学识”。
身为一名知识女性，孙晓梅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对传统社会给予广大女性的压迫深恶痛绝。她极力呼吁男女平等，并且深刻认识到空喊口号的无益，力求通过女性自身的努力来获得应有的权益。“我禁止自己喊空泛的口号，亦不赞成人家的喊。听到人家一次喊，我只在内心加一层痛苦。”“我们唯有彻底地觉悟，起来奋斗，自我来解除不平等的桎梏。”
孙晓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当时根据龙门孙氏族规，女子不得参加族里祭祀活动。为了争取男女平等，1934年，孙晓梅在本村发起了冲击旧式族规的斗争。这年春祭之时，孙晓梅带领七八个受过教育的女同学闯进祀场。面对一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指责，孙晓梅等人沉着冷静，据理力争，并得到了族中几位开明人士的同情，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此后，孙氏祠堂废除了歧视女性的传统族规。这一斗争的胜利，恰好证明了孙晓梅的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想：“只要我们肯努力，肯奋斗，肯牺牲，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争取男女平等是为了女性的解放，此后，孙晓梅的目光逐步投向了更为广阔神圣的事业——民族的解放。
三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争取民族的解放成为有理想抱负的青年人的前进方向。追求真理、渴望进步的孙晓梅期待着把火热的青春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动孙晓梅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938年10月，孙晓梅收到在新四军工作的堂弟的来信，要她动员家乡青年参加新四军。孙晓梅渴望外面火热的生活，她说服母亲，带上受她影响较深的几个青年，一起去参加新四军。
当时，新四军驻地皖南泾县，从富阳出发，沿途关卡林立，且绝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控制，少数被日军占领。为了顺利到达泾县，孙晓梅等在出发前，通过熟人关系开具了县国民政府的难民通行证。为了符合难民身份，一行人乔装打扮，背着破旧衣被步行，白天翻山越岭，晚上寻祠堂庙宇栖身。因为国民党当局害怕大量青年人投奔新四军队伍，特出台政策：凡是青年人一个也不能去泾县。当行至安徽旌德县境时，他们遭到国民党顽军的拦截。后孙晓梅设法脱身国民党顽军的控制，并向当地农民求助，取得一位老农的同情和支持，由老农带路绕过封锁线，辗转到达泾县，找到了新四军。
孙晓梅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受训两个月，后分配在军服务团做民运工作。孙晓梅特别擅长做群众工作。有天傍晚，孙晓梅带了一位新战士到一个小山村做群众工作。走进一户农家时，因男的在田里耕种，女的在忙于烧饭，顾不得孩子，孩子哭得满床打滚。孙晓梅快步上前把孩子抱在怀里，掏出手帕为孩子揩眼泪，擦鼻涕。待孩子安静后，又把孩子递给新战士抱着，自己到灶前一面添柴烧火，一面向大嫂了解情况。那位大嫂一个劲儿地赞扬她：“孙同志，你懂得穷人家的苦，新四军都是好人啊!”
由于工作需要，孙晓梅被分配到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工作。在此期间，她刻苦钻研经济理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白天访贫问苦，晚上整理材料，偶有空闲时间就阅读经济学书籍，或撰写读书笔记。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孙晓梅勤于笔耕，收集当地军民抗日的先进事迹，写成《繁昌战斗中的妇女们》一文。这篇文章真切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战的真实情景，发表于1940年4月15日浙江绍兴专署出版的抗日刊物《战旗》上。1940年初夏，孙晓梅奉命随工作队离开皖南，奔赴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孙晓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晓梅是一位文弱女子，但她更是一位革命者，她弱小的身上竟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力量和豪情。这点突出表现在她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的言行上。1943年3月，日伪军在向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乡”的同时，加强了长江沿岸的封锁。中共茅山地委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将原属镇丹中心县委的长江工委改归地委直接领导，命孙晓梅为中共北山县委妇女部长，在句容宝华山一带从事秘密工作。
宝华山一带是日本宪兵队本木小队的辖区。4月27日，孙晓梅接受护送新四军干部北渡长江的任务。5月初的一天，她带领同志们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当天午夜她独自冒雨返回途中，行至营防镇附近时不幸落入日军宪兵队特工人员的魔掌，随即被绑押至龙潭日军宪兵队队部。本木假惺惺地下令松绑,并设宴“招待”，企图对她软化诱降。孙晓梅镇定自若，历数日军侵华罪行,并愤然掀翻了宴席。诱降不成，恼羞成怒的本木转而对孙晓梅加以严刑拷打，孙晓梅坚贞不屈，后将她押到龙潭镇老虎山凹，残忍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