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盐城籍老兵陈道元:战后梦里常现打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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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道元老人近影。

　　中国江苏网9月5日讯今年90岁的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馆离休干部陈道元，是一位新四军老兵，老家盐城。

　　1938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他说：“当时我12岁。父亲是城里头织布的工人，就是用那种木头做的土织布机。盐城是中等城市，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我们家住在西道街，是最繁华的商业街。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就逃到乡下，城里的人几乎跑光了，炸死不少人。大火烧了几天，父亲兄弟三个，有两家草房都烧了，留下我们一间瓦房没烧。我们在乡下躲了三个月，回城挤在瓦房里住了几个月。日本飞机又来炸，我们又跑，这次跑，就一直在乡下，借住在农民的草棚里，再也没回去。抗战胜利也没回去，我们兄弟俩参军，因为是军属，分了两间房和土地，市民就成了农民。”

　　参军

　　陈道元1942年1月参加新四军三师8旅盐城总队，后改为盐城独立团，1946年改编为华中野战军10纵，1947年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2纵，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三野。“我参军时，舅爷是地下党、农会副主席，他有一个儿子在新四军当班长，就送我们去了新四军。当时离‘皖南事变’不到一年，事变前，新四军军帽上有青天白日帽徽，事变后，帽徽就扯掉了。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们又发了个帽徽。”

　　参军后，盐城总队化整为零打游击，抗击日伪。“我先干的是区队，灰布军装，夏天两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打汉奸、土匪，还有海匪。盐城靠近黄海，水网地区，无船不行，中农以上都有船，有的家里还有几条船。那里海匪也多，抓到海匪，我们没监狱，该杀的杀，该放的放。”

　　日本人占领盐城后，又逐渐占领周围重要集镇。“鬼子十多里修一个据点，15里多修一个炮楼。小据点约一个排，大炮楼约一个连、一个团。鬼子有汽车，是机械化，要修路。你前头修，我后头挖。日本人强迫修路，老百姓吃苦；到晚上，我们又带老百姓去挖。鬼子要通车，又来修，修好了，我们又去挖，挖成坑坑。老百姓挖，我们负责警戒，鬼子一出动，我们就放枪，挖路的老百姓听到枪响，就散了。我们一般不跟他们硬拼，拼也拼不赢。”

　　除了破路，他们还拆桥。“有河就有桥，一般是木桥，我们白天待在家里隐蔽，晚上就出去破路拆桥。我在区队半年，一套便衣，一套军衣，鬼子扫荡，就穿便衣。后来到县队，就全穿军装了。区队只有三个班，后来升为盐冈游击队，是县队，原来4个班，我们去了之后，共7个班，七八十人。伙食很差，一个班有个灶事员，一天1斤半大米，5钱油、5钱盐，1斤小菜，青菜萝卜这些。一年吃两回肉，八一建军节、春节才打回牙祭。”

　　打仗

　　吃不到猪肉，有的人嘴馋，就打狗来吃。陈道元说：“当时农村的狗多得很，影响我们晚上行军和军事行动。我们走一处，狗就咬一处，鬼子听到哪里狗咬得凶，就知道哪里有新四军在活动，就打枪。狗起了鬼子义务情报员的作用，讨嫌。苏北区党委就下令打狗。开始老百姓哭，伤心，舍不得他们的狗，我们给他们宣传讲道理，后来他们还是理解了。我们用棍棒打狗，一般都埋了，有的肥的、嫩的，就留下来吃。我也吃过，但没佐料，没油，狗肉腥味大得很，不好吃。”

　　狗还是打不完，也成了新四军的路标。“我们是地方部队，有的人，家就在附近。有时请假回家，走的时候就要问队长，两天以后我到哪里来归队？队长自己也不清楚。两天后，归队的人只要问老百姓，昨天晚上哪里狗咬得凶？说西面方向。我们的人往西去，准找得到部队。好笑的是，鬼子晓得我们在打狗，他们就保护狗，不准老百姓打狗，因为打狗实际上就是在帮我们新四军。”

　　新四军的装备奇差。“我们的枪，都是老套筒(德国毛瑟1888式步枪或仿制枪)、汉阳造(汉阳兵工厂仿造的德国毛瑟1898K式步枪)、广东造、俄国造、捷克式、三八式。一个人最多10发子弹，最少5发。但最多只能打3发。打了，还要把弹壳捡起来回队报销，再领新子弹，如果没有，就算了。”

　　也不是人人都有枪。“缴到枪才算你的，少数人都是打空手。我开始也没有枪，还好，后来发了一杆老套筒。可以装5发子弹，但一般只装3发，装了4发，枪栓就拉不动了，三八式步枪也是这样，说的装5发，一般只装3发。”

　　他们这种地方游击小队，和装备精良的日军打，非常困难。“一般不正面打，要吃亏。鬼子实力雄厚，老兵枪法准。伪军好打，枪一响，他就跑。我们叫他们豆腐军，是混饭吃，他想，我拿这点钱，给你卖命，打死了划不着。不像我们，是革命军人。3发子弹，还要留1发给自己，不当俘虏。指导员给我们讲过，碰到鬼子包围，一定要突围出去；突不出去，就自杀，反正不当俘虏。当俘虏不得了，有的遭鬼子抓去活埋；有的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受伤

　　1945年正月初四，入党才一年的陈道元在一次跟日伪军的遭遇战中，差一点就阵亡了。“在盐城西南的大冈，有个据点，有一个团的日伪军。那天，老百姓跑来报告说他们出来抢粮了，说人少，只有几十个人。连长一听，就把队伍拉上去打。枪一响，就晓得糟了，对方至少100多人，火力比我们强得多。一梭子子弹，把我的帽子打了几个洞，帽子都打飞了。连长一看，不能拖时间，对方人多火力大，我们只好撤退，又是一梭子子弹，打在我右腿膝盖弯上，好在没伤骨。晚上，找块门板，农民把我抬到后方医院。医院离后来拍电影《柳堡的故事》的那个地方很近，住了几个月，伤口好了才归队。”

　　1945年鬼子投降后，陈道元先后给华中野战军10纵司令员谢祥军(后牺牲)、陈庆先(1955年授中将衔)当警卫员。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的四个支队，事变后改为七个师。老兵陈道元对七个师的师长和防区，至今如数家珍，这里面名将如云：“一师粟裕，在苏中；二师在安徽南部，师长张云逸，他是副军长，兼师长，副师长是罗炳辉；三师黄克诚，在盐城，就是我们这个师；四师彭雪枫，在淮北；五师李先念，在湖北；六师谭震林，在苏南，《沙家浜》就是演的他们；七师张鼎丞，在安徽西南方向。”

　　1949年，陈道元担任西南服务团第一团(上海团)团长曹荻秋(后来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市长)的警卫班班长，南下到重庆。1950年初转业到市公安局笫15分局(南岸区黄桷桠分局)任干事；1950年5月任南岸区汪山派出所所长，后任海棠溪、弹子石等派出所所长，后转业到地方。

　　但战争的噩梦，多年困扰着他。“年轻的时候，解放后那些年，我经常做梦，梦见打仗，鬼子在后面追，我们的枪打不响，枪栓拉不动，一急，就醒了，一身大汗。打仗，上去的时候，不怕，打了下来，怕。尸首摆在那里，眼睛鼓起，嘴巴歪起，刚才还是你的战友，你差点也这样了，你不怕？不怕是吹牛！当伤兵也害怕，有的胳膊没有了，有的腿没有了，我要不是运气好，也糟了。所以战争片我不大看，打仗就要死人，不是你就是我。后来，直到现在，我没做那种梦了，和平年代，还是不打仗好啊！”

　　抗战时期的陈道元。(图片均由老人亲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