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称将尽量去领奖 祝贺者在门口排20米长队
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社的大楼，但这个躲藏在北京胡同里的小区，却从未距离媒体如此之近。前来祝贺的人们，甚至在屠呦呦家门口的电梯外排起了20多米的长队。
从一名退休教授，到诺贝尔奖得主，85岁高龄的屠呦呦迎着鲜花和祝贺，却也免不了周围流传着的一些非议。“是否得奖无所谓，是不是三无教授，我也不在意。”屠呦呦说，药做出来了，就是挺欣慰的事。
7日上午，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她表示，将尽可能前往领奖，“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
祝贺和质疑
前来祝贺的领导、同事、朋友，最多的时候，屠老家门口的电梯外排起了20多米的长队。
“集体的研究成果归功于一人是否合适？“屠呦呦是否淡泊名利？”“为什么评不上院士？”获奖后的掌声中，夹杂着一些非议的声音。
屠呦呦的家在北京市东四环附近一个普通的中档小区，即使同楼层的邻居，至今还不知道，这位年过8旬的老人，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生活异常低调，在小区里，她就是一位普通的老者，和邻居们也多是谈自己的儿女、外孙女，从未谈及过自己获得的荣誉。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她一直拒绝接受采访，最后只在6日勉强同意了接受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4家媒体的短暂采访。
据小区保安说，6日前来祝贺的领导、同事、朋友，在屠老家单元门口的电梯口外排起了20多米的长队，小区的大门口和楼栋下，还专门安排了保安，对往来者进行询问，尽量减少外界对屠老生活的影响。
7日，记者来到屠老家，敲门后，她的丈夫李延钊前来开门，虽然他们很忙，也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李老还是出于礼貌，很热情地将记者迎进屋内。他们的家整洁、明亮，见记者准备脱鞋进入，李延钊连连说，“不用脱鞋、不用脱鞋”。然后，拉着记者进入客厅。
由于听力的原因，屠呦呦招呼记者说话时离她近点，身体也倾向记者的方向，专注地盯着说话人的眼睛。
家里陈设简单、朴实，多是老式家具，只有外孙女的一台钢琴，被擦得锃亮，是屋内最时髦的装点。米黄色的沙发边摆满了祝贺的人们送来的鲜花，更多的鲜花不得不摆放在阳台上。客厅一角的陈设柜里，摆放着屠呦呦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杯。
屠呦呦说，她对这些荣誉都看得很淡，平时领奖也是和老伴悄悄前往，不愿大张旗鼓。近几年，她在全球获得了很多荣誉，但她大多没有亲自前往领奖。不久前，哈佛大学授予了屠呦呦一项荣誉，她说自己年龄大了，活动也不方便，便没有前往。“谁知道哈佛大学的奖还没领，这个奖（诺贝尔）又来了。”对于自己获奖，屠呦呦显得有点意外。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找上门来的各种人也多了起来。有人前来说要给屠呦呦写一本书，宣传她具有的“青蒿素”精神，但这一提法被她坚决拒绝了。她的家乡宁波，故居前留影的人也多了起来，也传出要将故居开发价值1.5亿，或保护起来列为文保单位等传言，还有家乡人专程前来送她丝巾等等。
“集体的研究成果归功于一人是否合适？”“屠呦呦是否淡泊名利？”“为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国内却评不上院士？”屠呦呦获奖后，也充斥着各种声音。对于这些，屠呦呦选择了以沉默来回应。
“老太太太累了。”一旁的李延钊心疼地说。
以身试毒，不幸中毒
为了试药，她得了中毒性肝炎，很多同事也得了病。
做到青蒿这一步时，屠呦呦几乎把可以用的药都筛完了。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获得了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一种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面对记者，屠呦呦不断重复着这句自己写在纸上的获奖感言。
交谈过程中，她一直在强调中国科学家的集体作用，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集体荣誉。她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制成功，这里面有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她告诉记者，“我参加的时候比较晚了，1969年越南主动提出来我们帮助他们，当时疟疾的死亡率很高。我来当这个课题组的组长。”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为了试药，她得了中毒性肝炎，很多同事也得了病。
提起屠呦呦“以身试药”，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呢？”
成绩的背后，意味着超出常人的付出。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同事们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做到青蒿这一步时，屠呦呦几乎把可以用的药都筛完了，200多种中药，380多次提取试验。这个被命名为91号的试验，是因为做了191次试验才发现了这个有效的部分。屠呦呦告诉记者，做学问会遇到很多困难，重要的是要坚持下来，不放弃，去战胜这些困难。
说到自己的家庭，屠呦呦向记者提起，她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结婚已经52年，育有两女。李廷钊的工作也同样忙碌，他参与了多个国内重大科研项目。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4岁的大女儿不得不寄人篱下，小女儿则被送回宁波老家。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
代表中国，前去领奖
“我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
前来祝贺的人群络绎不绝，老伴李延钊耐心而热情地接待着客人们，但对于妻子的事情却只字不提，李延钊说，“获奖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好讲”。
获奖后的屠呦呦异常低调，当记者问起，她是否有一些顾虑时，屠呦呦表示，做科学要实事求是，做人也一样……“这些事他们都知道了，简单的说几句，时间都排满了，等会还有单位的领导要来。”采访过程中，为了安排其他前来拜访的客人，李延钊多次打断了屠呦呦的话。“一早起来不知道接了多少电话”，李延钊一边忙于接电话，一边笑着说。屠呦呦也表示，“我觉得也没必要多说了，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仔细看下这书，上面都写的有”。说着，她递给记者两本书——《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里面有一小段记录了屠呦呦及其团队发现青蒿素的历程； 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这两本书一直摆在她的茶几上，便于向来客推荐。屠呦呦说，她对青蒿素很有感情，《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就记录了她的这份感情。
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说，要辩证地看。“说实在，我也没有老是想着得不得奖的问题。荣誉的根本问题是荣誉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对不对？”她还表示，做人本来就要做点实事，要多做点工作。获奖后，她专程致电亲戚、同事、朋友，让他们保持低调，不要接受采访。不过，她也告诉记者，如果她的获奖，能够作为新的激励方式，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多做点工作，“我就很满足了”。
对于药带来的诺奖，屠呦呦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
这位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平和的目光透过和几十年前一样的链条眼镜片。她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