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回“消失”的知识女性？

双重的负担

　　对于知识女性而言，事业的上升期往往与女性的婚育高峰期冲突，她们承受着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善意”的歧视

　　一些“善意的歧视”也成为女性追求科研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它往往让女性失去了突破自我的机会

　　非个人选择

　　看起来纯粹是作为自主自愿的个人选择，但可能并不是如此，而是镶嵌在潜移默化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认同中的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韩亚聪

　　听到那名学者说出的那句话，愤怒和可笑的感觉瞬间塞满了靳光瑾的胸腔。

　　“女性不要去搞科研，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传承性工作，或者干点家庭的活儿就行了。”在一次会议上，那名学者的发言毫无顾忌。这带给靳光瑾愤怒之外的还有诧异，“一个知名大学的教授、博导，怎么会有这样歧视女性的观点？”

　　作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靳光瑾曾在30年前与《中国妇女报》合作，进行过一项关于“女青年的择偶标准”的全国性大调查。30年后，“女性要嫁给谁的问题”显然已经不再是关注点，而更深层次的“知识女性在国家智慧中的流失”却足以引发反思。

　　一组数据反映出的巨大反差，也让靳光瑾颇为担忧。

　　教育部统计，到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数量连年超过男生。据中国科协的数据，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2400万人，而当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在这些数字对比的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知识女性“基础聚集，高位缺失”的结构性失衡，她们的人生与职业轨迹也在随之而变。

　　通往“金字塔尖”的双重负担

　　刘丽芸（化名）坚信，如果自己的性别能够改变，那她现在的境况会改善许多：她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野外科研；自己曾经的科学梦想也不会打折扣；每年完成的学术成果足以让她轻而易举地“再上一层楼”……

　　但现实情况是，她是一名地质科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对于我们来自一般家庭的人，光靠夫妻一方工作显然不现实，但既要工作又要兼顾对下一代的责任，作出牺牲的一方往往是女性。”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刘丽芸的改变让她自己都有些诧异，“曾经我也很要强、很有上进心的，现在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变了。”

　　“对，不知不觉。”刘丽芸说，如果没有接受这次采访，她或许真的不会停下来，想一想。但对于这些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深有所感，并开始了对更具深刻性的“学术机构性别问题”展开了调查研究。这其中就包括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BIOPIC汤富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董一格。

　　2016年1月，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了《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问卷》，对7所全国性综合大学30多个不同院系进行了抽样统计。短短两周时间内就收到了超过1600份有效问卷，包括来自至少40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的有效回答。

　　虽然这次问卷调查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但得出的结论还是让他们有些吃惊：67％的受访者表示，女性教授“较少”或“极少”。统计到的超过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占两成。即使是在日常经验中“更适合女性发展”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过三成。

　　调查印证了学术界“消失的女性”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职业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在董一格看来，对于知识女性而言，在博士和博士毕业前后几年是最关键时期，但这段时期往往与女性的生育高峰期冲突，很多人选择进入婚姻，抚育下一代。“你有可能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强度非常大的研究工作中。”

　　改变了的职业轨迹

　　在董一格提到的“双重负担问题”上，国家海洋局某研究所的宋兰（化名）深有所感。

　　在结婚生子之前，宋兰曾多次随科考队出海，取得了许多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但在2015年女儿出生后，她的职业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照顾孩子和家庭之外，她只能在室内进行一些理论研究，而决定职称高低、成果创新的一线科研离她越来越远。

　　“职业女性在工作上和男性压力一样大，还要承受比男性大得多的家庭压力，因此在同等评价体系下，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处于劣势。”本来打算出国深造的宋兰，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作为拥有博士后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宋兰现在所经历的，也是许多女性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过的现实。

　　在靳光瑾曾担任副所长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以女性为主，其中大约80%是博士，50%是博士后。即便如此，能真正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的女性凤毛麟角。“读完博士，结婚生子，再沉寂五六年”往往是这些人的职业轨迹。

　　“大家似乎都缺少承担科研大项目的经历，只有个别人才会一直奋斗，人才培养成本与人才的贡献率产生了脱节。”靳光瑾认为，这其中不乏家庭原因，但更深层次的社会观念问题更值得重视。

　　1978年考上大学、1986年考取北大硕士研究生、1997年博士毕业、2003年在职攻读法学硕士，到现在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靳光瑾的人生轨迹让许多人赞叹，但也有人说，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多，会承担更多更大的项目。靳光瑾知道，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同等条件下，男性获得的机会比女性更多。

　　在这一点上，董一格颇为认同。在她看来，在工作环境里，一些隐性的歧视依然存在，这就导致了社会对知识女性的期待值偏低，相应的机会也会减少，女性在工作中得不到应有的成就感。“这些是女性有可能放弃或失去攀登科研高峰的原因。”

　　董一格认为，男性长期以来在科研领域的主导，形成了自带的“圈子规则”，这也导致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性别歧视。

　　包裹着“善意”的歧视

　　在调查过程中，董一格等人也发现，对于学术机构性别偏见的认知，男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学术机构中，67%的男性“没有感觉到歧视存在”，而60%的女性则认为存在性别歧视。

　　在40岁这个年龄，研究所里与刘丽芸同龄的男性大都已经取得了研究员或更高级别的职称，而她依旧停留在副研究员职称。

　　虽然已经进入了地质领域的权威科研机构，但作为女性，她仍能感觉到若隐若现的来自性别方面的局限。在招聘时、在团队里，对于女性的职业定位上依然有所偏颇。“女同志在团队里做的工作以室内工作为主，别人采集了样品，我们做测试分析、送样鉴定，团队里对女性数量也会有控制。”

　　而在更为长远的影响上，一些“善意的歧视”也成为女性追求科研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一些人会考虑到女性在野外科考中的诸多不便，而将更多机会让给男性。”宋兰说，这些善意的“照顾”往往让女性失去了突破自我的机会。

　　董一格曾听说过一对博士夫妇，两人有了孩子后，丈夫不受任何影响地拿到教育职称，在科研一线奋发有为，妻子则在当了一段全职太太后当上了相对轻松的图书馆员。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最为“合理”，但在董一格看来，这其中存在着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并且贯穿于我们受教育的各个阶段。

　　在这种刻板印象下，少数站立在“金字塔尖”的科研女性，往往被当作一类“突破常规”的群体，并且被贴上了“女强人”“工作狂”的标签。

　　在刘丽芸所在的研究机构里，拥有院士头衔的女性只有一位，而男性院士则有近20位。在周围人的认知里，这位女院士是“属于特别拼的，对家庭的照顾很少”。

　　纯粹的个人选择？

　　“高层科技群体中女性占比依然较低”这一现实越来越被社会所认知和关注，但在更多人的思维里，这种现实“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然而，董一格并不这么认为。

　　“我们回想一下自己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以来的经历，从小学开始老师和家长就会说，女生现在学习好到初中就不一定了，初中学习好，到高中就不一定了；到大学，老师会说，女孩子找个不太累的工作，可以顾家。”董一格说，这种耳熟能详的提醒加深了对女性不公平的刻板印象，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和规划。

　　她认为，在我们看起来纯粹作为自主自愿的个人选择，可能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我们是社会的人，从家庭、学校和单位里被灌输了很多观点思想，我们的观念并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镶嵌在潜移默化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认同中的。”

　　变化正在发生。从2009年起，全国妇联联合中组部、人社部、科技部等10部门开展“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女性科研人员受资助项目数以及资助率均得到增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0年评审工作中首次提出“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政策。自2011年起，将青年科学基金中女性申请年龄上限放宽到40岁，较男性的35岁增加了申请机会。2012年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中，将女性申请年龄上限设定为40岁，较男性的38岁增加了2年的申请机会。

　　在董一格等人这个“没有任何资助”的研究报告发出后，支持、转发者众多，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导师也向她发来了“一项来自中国学术界性别问题的重要研究”的邮件。导师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中国学生也是参与者。

　　“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行动，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董一格有些小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