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程度越高，来自家庭的工作支持度越高

性别平等倡导机构蔚之鸣

当家庭与工作发生冲突时，近七成职场妈妈会更多考虑家庭。这是日前发布的《妈妈社群调研报告》中的调研结果。

这份由南京乐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撰写的报告是在江苏南京召开的妈妈社群需求及社会支持公益论坛上发布的。此次论坛由性别平等倡导机构蔚之鸣主办，旨在关注妈妈社群的社会生存、社会关注和社会支持状况现状，12位来自江浙沪地区的社会工作、公众倡导和性别研究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了讨论。

女性承担着家庭工作双重压力

本次调研主要在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和河南5个省份展开，共收回有效问卷236份。调查的对象均为已婚或曾已婚女性，至少有一个子女；其中，迁移人口占25.0%，未迁移人口占75.0%；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22.4%，高中及中专的占21.1%，大专的占24.4%，本科及以上的占32.1%；从年龄分布结构来看，30岁～39岁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占50.6%，其次为40岁～49岁，占24.1%，30岁以下的占18.4%，50岁及以上的仅占6.9%；从收入等级看，个人年收入在5万以下的受访者为主要人群，占48.0%，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31.9%，超过10万元的仅占12.6%；从孩子的数量上看，73.6%的受访者有1个孩子，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有26.4%。

本次调研的主题集中于成年女性的社会生存、社会关注和倡导意愿等。总体数据显示，职业母亲的就业困难不小。

从调查来看，有48.3%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过困难。有近40%的女性不愿意出去工作，有40%的女性愿意出去工作，还有20%的女性持中立态度。这一数据与女性是否遇到困难的比例较为接近。其中，收入在15万元及以上组有外出工作意愿的比例最高，占60.0%；其次是10万元～14.9万元组，占50.0%；而0万元～4.9万元组愿意外出工作的比例最低，占27.8%。可见，收入越高的女性越愿意外出工作。

从工作满意度的总体评价看，有46.9%的受访者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度一般。而从工资待遇的角度来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工资待遇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仅有4.9%的女性认为工资待遇超出了预期。

然而，在就业难、工资待遇不高的双重压力下，职业女性似乎已经接受了现状，对于辞职的考虑很少，有69.8%的受访者没有过多考虑过辞职，这是女性在现实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尽管如此，受访者仍对自己的工作态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82.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态度好，仅有1.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态度不太好。而且，大多数女性并没有因为家庭事务而经常请假的情况，仅有不到10%的女性因家庭事务而经常请假。

从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来看，有55.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承受了双重的压力；当家庭与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65.4%的受访者会更多地考虑家庭，仅有13.5%的受访者会更多地考虑工作；有33.0%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曾因为家庭放弃工作的发展机会，还有52.9%的女性认为生育对自己的工作发展产生了影响。其中，30岁～39岁年龄组因为家庭放弃过工作机会占的比例最高，为40%；但是在女性参与工作意愿的调查中，这部分女性参与意愿最强，达到24.4%。

女性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度不高

在社会支持方面，报告分析了女性获得的家庭工作支持以及社会提供的公共空间和服务，但这两者都不容乐观。

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工作支持，女性得到的支持程度仍不高。从配偶的支持度来看，逾四成受访者认为配偶不支持自己外出工作。关于配偶对家务劳动的支持度方面，仅有12.4%的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较多，大多数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少，根本无法对妻子的工作给予支持。

而父母对女儿外出工作的支持度明显高于配偶。大部分父母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获得一份工作，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有一定的独立性。

调查结果还显示，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所获得的来自家庭的工作支持度越高。

另一方面是社会公共空间的接纳，女性也很少得到支持。调查发现，虽然51.2%的受访者认为当众哺乳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但是67.0%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在公共场所看到过母婴室，更谈不上使用。然而，她们对母婴室的需求却很大，86.2%的受访者都认为应该设置母婴室。

在公共服务方面，仅有14.6%的受访者认为所在的单位有协助女职工工作的措施，有49.2%的受访者所在的单位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这样的措施。

调查还表明，妈妈社群在社会参与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71.1%的女性愿意参与倡导就业机会平等，仅有4.6%的女性不愿意参与；而在倡导性别友好的工作环境意愿的调查中，68.8%的女性愿意参与其中，不愿意参与的只有3.8%。报告据此提出建议：在就业机会平等上应多发动文化程度中等、收入位于两端的女性；在友好工作环境倡导中，应多发动高文化程度女性、收入高的女性或中年女性。

去污名化和女性赋权乃长远之策

针对调查报告所提出的职业母亲工作难、工作环境支持不佳等问题，本次论坛上，与会者进一步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讨论。报告起草人、南京乐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主任石燕指出，社会支持对女性很重要，但在社会政策的具体执行环节，只整体地考虑家庭，没有落实到女性个人，使女性权益大大缩水。比如单方面强调给女性放产假，反而不利于女性就业。

针对具体政策，高校教师黄琦谈及日本的经验。日本的一些公司考虑到全职母亲的处境，为了弥补雇员妻子养育子女带来的家庭收入损失，规定男性雇员结婚以后，在领取工资的时候将会获得双份报酬，其中一份报酬用于支付给为家庭放弃职业生涯的妇女，体现了社会对女性应有的责任。

在对社会背景的回顾中，高校教师管向梅认为，在实施单位制之后，社会福利没有很好满足女性就业需求，应该加强社会组织在新时期的社会服务作用，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在女性团体中的作用，推动女性发声和行动力。

与会者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帮助女性去污名化和进行赋权，为母亲就业争取多元、包容的环境。

公益机构南京天下公工作人员江亚萍特别提到，如果要发挥弱势群体作用，不光要争取支持性的环境和社会认同，还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经验的宣传和发声来增强女性的主体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性别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陈亚亚对妈妈社群里的单身母亲也有所关注，认为社会的污名和歧视给单身母亲的生活带来不少障碍，应明确反对针对单身母亲的歧视，提倡给所有女性平等的生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