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女德须批判 婚姻家庭公益教育应强化

　　打着宣扬优秀传统文化、国学经典旗号的形形色色的“女德班”，既是对中华传统婚姻家庭文化的不恭，也是对婚姻家庭现代化发展的反动，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抵制。

　　从2014年广东东莞“蒙正国学馆”开设“女德班”，宣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的女德“四项基本原则”，到女德讲师丁璇在江西九江学院举办的传统文化进校园公益讲座上，提出“女孩最好的嫁妆是贞操”“女人衣着暴露易失身”等歧视性言论，再到最近辽宁抚顺“女德班”在培训中出现的雷人语录，包括“女子点外卖不刷碗就是不守妇道”“女人就要少说话，多干活，闭好自己的嘴”“女子就不应该往上走，就应该在最底层”等等，打着宣扬优秀传统文化、国学经典旗号的形形色色“女德班”已经原形毕露，成了大家一起喊打的过街老鼠。

　　鉴于这些言论都危及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家庭制度中的性别关系平等，尤其是已婚女性家庭地位的改善，我们有必要以习近平“三注重”家庭思想为指导，深入批判这些年从旮旮旯旯冒出来的对封建女德的肆意传播行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精神牢牢地成为现代家庭文明的核心要义和婚姻家庭友好型的社会共识，弘扬家庭现代文明，重建家庭性别秩序，优化家庭发展环境。

　 　“女德班”错在哪里

　　从婚姻家庭视角来看，“女德班”言论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一是对中华传统婚姻家庭文化的不恭。“女德班”有意专找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大肆宣扬，而刻意忽视其优秀精华。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种传播不仅祸害接受“教育”的女性人群，伤及她们努力维护的婚姻家庭，也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蒙尘，他们把糟粕标榜为“传统文化”，其实是真正的“反传统文化”。

　　二是对婚姻家庭现代化发展的反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Andrew  J.  Cherlin教授提出，人类婚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满足基础需求的制度婚姻，过渡到注重亲密与陪伴的友伴婚姻，再进入现代的自我表现婚姻，而今人们越来越需要在婚姻中感受彼此尊重、张扬自我表现和经历自身成长。“女德班”就是要把婚姻家庭拉回到为了满足基础需要、以人格尊严换取名存实亡婚姻的落后时代，这种倒退的婚姻家庭形式其实是社会的病变细胞，会以病变细胞扩散或外溢的方式侵蚀社会的健康机体。

　　三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抵制。习近平“三注重”家庭思想不仅强调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时代要求，还体现了男女平等既是基本国策也是重要家策的文明追求。“女德班”充斥性别歧视的单方面训诫女性，纵容用自然性别结构(贞操)迎合落后的社会性别需要（嫁娶），用接受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建构（逆来顺受）来换取所谓再婚的社会身份（绝不离婚）等等，都是和核心价值观和男女平等精神背道而驰的，如此教化和唆使，是不可能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也不可能让反家暴法走进家庭，以情法融合的方式治理婚姻家庭的矛盾与纠纷；更不可能推进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促进婚姻家庭的健康运转和幸福和谐。

　 　“女德班”为何招摇

　　据不完全统计，抚顺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创办的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居然举办了36期“女德班”；使用虚假社会身份的丁璇在全国巡回演讲200多场……既然“女德班”错误严重，危害女性、危害婚姻家庭，为什么还能够在多地蔓延、甚嚣尘上呢？究其原由，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谋求经济收益是最直接的驱动。“女德班”的主办者和授课人是利益合谋关系，他们把受训学员当成他们敛财的对象。他们首先用不收费和以国学名义支撑起来的女德教育吸引学员，再用听课后被煽动起来的捐赠行为敛财聚富。加上办班成本低、捐赠免税，其所谓的女德施教不过是他们的盈利手段，盈利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为了增加收入，主办者和授课人还互相造势、彼此拔高，甚至不择手段、弄虚作假，什么话题能吸引听众、什么头衔能聚集学员、什么言论能迷惑人心，他们就一股脑儿地都用上。

　　第二，不断走高的离婚率孕育着潜在的婚姻家庭教育市场。从2002年起，我国的离婚率开始一路走高。起初，中国粗离婚率只有0.90‰，到2010年突破2‰，2015年继续攀升到2.8‰，是13年前的3倍多。2017上半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登记185.6万对，比2006年同期上升10.3%，离婚结婚比高达33.26%。这185.6万对夫妻离婚就汇聚成拥有185.6万个“痛定思痛、需要帮助”的离婚女性构成的群体，加上面对高离婚风险不得不防范的还在婚姻围城里的女性，以及心里纠结要不要结婚的未婚女性，这个关于择偶决策、婚姻咨询、离婚治疗、再婚指导的女性市场需求实际上是非常庞大的。不论这个市场如何切割和分流，各地的“女德班”总是有隙可乘的。

　　第三，缺失的婚姻家庭公益教育在间接转让机会。在比较早进入高离婚率和很多人一生经历多次婚姻的西方国家，都相应地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也是健康的婚姻公益教育和辅助的专业体系，有效对接婚姻变动带来的咨询与治疗需要。而在我国，即使到了现在，这种对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断裂的，处于供求失衡、求助无应的状态。高中应试教育和高校就业教育挤压了必要的婚姻家庭基础教育；各级各种婚姻家庭学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一般都是业余的，加上重研究轻普及，较少实施常态化的设班授课培训；一些国家相关组织机构虽然也提供婚姻家庭公共服务，但存在重行政管理轻社会服务的倾向，而且不少活动尤其是出面组织的婚姻家庭研讨会还是局限在中高端的社会阶层或专业人士。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对婚姻家庭咨询辅助的社会需求对接不力、服务不到位，间接地把不少拥有诉求的女性让给了“女德班”。

　　第四，不完善的社团组织管理和文化市场监督也让“女德班”得以苟活。一方面相关部门的管理者本身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男女平等觉悟，并没有足够的文化警惕和文明基础，主动而及时地识别和制止“女德班”所兜售的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糟粕和有害婚姻家庭健康、女性性别尊严的“精神补品”。另一方面在社团组织管理和文化市场监督机制设计上还存在缺陷，要么没有把社会办班的法人资格、主讲背景和培训内容纳入严格的审查范围，要么对行政大厅里形式上的审查程序把握比较严格，而较少深入办班现场巡查承办方是否严格按照批准要求具体实施。甚至即使发现演讲中不良言论、办班中变相收费，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或行政依据进行处罚。

　 　“女德班”何以终结

　　让“女德班”彻底走向终结，不再死灰复燃，不再变相上市，是在叫停“女德班”之后需要大家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着标本双治的精神和现代社会治理的原则，我以为，以下几个举措是值得考虑的。

　　首先，结合十九大报告精神、习近平“三注重”家庭思想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深入学习和系统理解，组织各方面力量，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婚姻家庭论述进行系统梳理，以习近平“三注重”家庭思想、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认真区分中华传统婚姻家庭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明确确立可以发扬光大的传统婚姻家庭文化内涵和思想边界。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媒体广而告之，形成全社会的共知共识，为充分发挥中华传统婚姻家庭文化对当代中国婚姻家庭文明建设的服务功能划定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气息的运行轨道。

　　其次，全力以赴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婚姻家庭生活需要和健康专业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尽快建构起一个对接紧密的婚姻家庭公益教育供求关系，让健康先进的婚姻家庭公益教育和咨询服务以人民喜爱的形式走进中学和高校课堂、深入城乡社区、甚至直接入户进家，及时有效地对接人们期待拥有一个和谐幸福婚姻家庭生活的需要。

　　最后，完善和加强对婚姻家庭社团组织管理和文化市场监督。对监管制度的设计原则和架构，从只重起始的行政格式和年检的程序管理转向对全过程跟踪、运行内容审查和服务质量评估的管理，特别是对以办班形式提供婚姻家庭教育咨询服务的运营严加监管、立法治理，对无证办班、以虚假身份哄抬主讲名气、肆意传播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行为，要坚决取缔制止，取消其再次办班和走向婚姻家庭讲坛的资格。相信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立足全过程服务的社会监管模式一定会让婚姻家庭公益教育与咨询事业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