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在宁直言：价值观混乱导致“丑建筑”频现

　　新华报业网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在大大改善国人居住和工作条件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是6日首发的《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一书传递的信息。该书为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程泰宁院士主持的中国工程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研究团队成员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及南京大学的多位建筑学者。程泰宁院士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指出，中国社会正在失去对什么是“好建筑”的判断能力，频现“以丑为美”建筑，其背后则是价值观的混乱。

　　“对于不少决策者来说，好的建筑似乎就意味着不寻常的建筑造型，超越一般的建筑高度或体量，或采用昂贵的建筑结构与材料，一些政府出资项目竞相比高、比大、比奢华。”程泰宁感言，一些建筑师为了谋求好生存，也放弃了理想、审美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商业利益与权力意志。

　　大型和特大型公共建筑节能减排是集约化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而正是在这个由各级政府主导的领域，由于设计不当及为了赶工期而忽略了本可以做到的节能要求，致使浪费资金和浪费能源并存。程泰宁以高铁车站和政府办公楼为例进行了解说。

　　近年来我国新建了一批超大规模、世界一流的高铁车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出行难等问题。但现在一些主要的高铁大站建筑面积往往动辄数十万平方米，如高铁北京南站总建筑面积约49.92万平方米，南京南站总建筑面积约45.8万平方米，高铁郑州东站的总建筑面积约41万平方米。到目前为止，仅见于报道的，号称亚洲第一大客站的就有北京南、上海虹桥、广州南、南京南、杭州东、西安北、成都东、新武汉、新天津等。

　　而在现实使用中，这些面积巨大的高铁站经常是人流稀少，有的站在春运高峰期也是如此。另一个尴尬现实是，巨大的空间带来了高额的运营与维护费用及冗长的交通流线。例如南京南站的商业夹层能用起来的不足一半，通往商业夹层的四部自动扶梯中有两部是常年停开的，旅客在商业夹层中不得不走过去又走回来，产生了不必要的奔波与疲惫。又如杭州东站，设计站线包括磁悬浮在内的共18台34线，开通运营后的一段时间实际使用的仅为16条股道，多余股道只能暂时关闭，建设标准超支较大。不少新建的高铁站房高度往往非实际功能需求而定，而是随立面效果来确定，由此造成空间极为庞大奢侈，并带来全空调能耗巨大等问题。不少高铁站设计中考虑了“绿色技术”，结合屋顶设计了太阳能电池板，但这种一次性投资巨大的设施因为无法并网输电而长期搁置。

　　再说政府办公楼。广东佛山顺德区政府大楼铺张奢华，被称为“白宫”，其广场堪比天安门广场。安徽阜阳颖泉区政府大楼，因模仿美国国会大厦造型，被称为“阜阳白宫”，建设耗资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3。浙江长兴县豪华办公大楼，总花费达到20亿元。这些豪华政府大楼的超支浪费程度令人咋舌。“那些用纳税人的钱盖起来的建筑不应该是浮华的布景，也不应该是被炫耀的商品，而应该有自己的社会意义，体现自己的核心价值指向。”课题研究团队专家表示。

　　城市建筑商品化、广告化、恶俗化不胜枚举。如北京的天子大厦(又名福禄寿大厦)，是一栋以福禄寿三个老头的形象做外貌而内部实为旅馆的建筑物，被列为中国网络十大丑陋建筑评选第二名。同样名列网络十大丑陋建筑名单的还有沈阳方圆大厦，该建筑位于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区段，却以“孔方兄”直接作为建筑形象，商品化、广告化的倾向可谓肆无忌惮，其媚俗的具象特征被多家中外媒体评为“最丑建筑”。

　　在建筑商品化、广告化、恶俗化的浪潮中，不少境外建筑师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对中国市场的逐步了解，他们惊奇地发现，标书上的种种要求并非评价和选择方案的圭臬，而往往是非专业的领导和决策者才拥有“生杀大权”。因此，他们在中国做建筑设计时都急于接触决策者并获知其想法，他们的创作道路被高层决策者引导和认同，他们的作品又引导了更多的各级决策者和设计师。这种价值导向如果不纠正，建筑文化的深层次追求就无从谈起。“未来我国将进入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探求的新历史发展时期，如果不正视、不解决这些失误，将会给城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