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德国“清算历史”的过程

　　前不久，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日本的二战侵略罪行连续两次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谈话，显示德国能够坦荡荡地面对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讨论当年的战争发起国之一的德国建构二战记忆的进程，或许将帮助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当代德国罪责意识的复杂性。

　　在德国内部记忆二战的使命中，国家扮演着“风向标”的角色。历届政府的政治立场与历史认知，通常容易被外界等同于德国人的认罪态度。在两德统一前，德国对二战的国家记忆可被定格在这么几张经典画面中。

　　在东部，国家立场基本没有变化。位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主展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面容”展示板可以代表民主德国在二战记忆中的主要观念，即它作为“好”德意志人的继承者，在反抗“坏”德意志人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换言之，它不承担发动战争与种族屠杀的历史罪责，而是同其他战胜国一起共享胜利的喜悦，并一起悼念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中的牺牲者，特别是德国共产党员。面对冷战格局，民主德国还坚信自己同西部纳粹残余力量继续战斗的艰巨使命，也是二战的自然延续。

　　在西部，国家立场至少出现过三次转变。上世纪50年代，对内大赦与对外赔偿构成了首任总理阿登纳扭转被占时期的盟军改造路线、推行“正常化”的二元策略。大批纳粹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甚至担任政府高官。集中营或被挪为他用，或被广植绿被。受难者的基督教徒身份得以凸显，暗杀希特勒的保守派军人被奉为英雄，因东部国界变动而被驱逐的归乡德意志人则自视为二战的受害者。在冷战的氛围下，联邦德国坚持向以色列及屠犹幸存者支付赔偿金的姿态，及其故意遗忘左翼抵抗者的举动，获得了西方阵营的首肯。

　　上世纪60-70年代，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构成了最有冲击力的新德国形象。从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犯罪人员的法兰克福审判起，联邦德国接连在国家层面上推动了认罪意识的主动塑造，其中包括延长纳粹时期犯罪的追诉时效、确定把反省纳粹主义作为历史教育的根本使命、在各大集中营遗址上强化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的角色等。在此背景下，1970年的勃兰特“华沙之跪”虽然在国内还面临争议，但很快成为西德认罪态度好的最佳证明。直至今天，勃兰特“华沙之跪”的照片仍然是世界各国历史教科书中除犹太大屠杀外最为常见的德国画面。

　　上世纪80年代，高层政治家的罪责观出现了分歧。年轻总理科尔宣扬“晚生的幸福”，希望联邦德国从此告别纳粹历史。为此，他坚持邀请美国总统里根去向埋有党卫队士兵的比特堡公墓敬献花圈。作为历史学家的总统魏茨泽克却在纪念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的国会演讲中，把5月8日界定为“德国历史之歧途的终结”，它是德意志人“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的纪念日。由此，今天的德国人不仅要同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庆祝，而且还“必须接受过去”，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后果的影响并且为其承担责任”。在这场罪责观的拉锯战中，没有胜利者。无论总理，还是总统，都受到了各种赞赏和批评。纳粹历史既没有被“翻过”，5月8日亦没有成为法定庆祝节。

　　两德统一对国家记忆的影响最大，使之出现了身份统一化与罪责相对化的趋势。一方面，东西部国家记忆之间的隔膜得以消除，东部不再坚持自己作为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继承者的身份，西部也“重新发现”了共产党员或其他群体在集中营内的牺牲及其对抵抗运动做出的贡献。这种统一最终促成1995年初联邦政府决定把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放日确立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以此纪念所有在纳粹时期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寻求民族新认同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支持了右翼高层的历史修正观，如总理科尔在1993年的公开演讲中把德国人与其他民族合并称为“受害者”之举。

　　与此同时，社会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以公共争议的形式形成焦点。在1996年的“戈德哈根之争”、1995-1999年的“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1995-1998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之争”、21世纪初的“德累斯顿大火被害平民纪念之争”等公共事件中，人们发现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左右两翼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媒体记者与政客们之间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公开争辩。不同特征的记忆透过各式媒介加以融合，呈现给世界一个拥有多元罪责观的新德国：它不否认自己发动二战、侵略他国、实施民族屠杀的历史责任，但拒绝接受集体罪行的指控；它坚持犹太大屠杀的唯一性，但强调叙事美学在描述屠犹事件上的极限性；它承认自己作为施虐者的身份，但不愿放弃对被驱逐等不公命运的控诉。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对于过去的解释，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学术问题或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在德国，与二战历史打交道，更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气息——若以德国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克服历史”或“清算历史”的过程。从现实而言，德国人交出的答卷虽不完美，但也大致令人感到放心。这可以表明，德国当代社会拥有着正向而积极的政治文化。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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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35000块“绊脚石”

　　在以德国为主的几个欧洲国家有超过35000块“绊脚石”，分别嵌在老街老屋的石地上。巴掌大小，黄铜质地，略高地面。每一块“绊脚石”上刻有二战期间受害公民的姓名、住址、生卒年月等信息，大多铺设在受难者生前住所门前的路面上。这是德国艺术家冈特·姆尼希发起的一个艺术项目，希望通过记录受害者名字的方式来铭记那段历史。图中“绊脚石”位于柏林汉斯小区的街道上，铜块上的人拥有同样姓氏，是一家人，于1943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害。马洪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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